格雷塔·葛薇:我的母亲,我的城市

Greta and Chris Gerwig in Washington Square Park. |©️Kathy L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认识的第一个纽约人是我的母亲,克里斯·葛薇(Chris Gerwig)。我在萨卡拉门托(Sacramento)长大,这是我知道的她唯一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事实上,她小时候曾经在布鲁克林住过一小段时间,但并非这个让她成为一个纽约人。她拥有纽约都市女郎的典型精神,自信、聪明、坚强并且幽默。她一直都是一位学校看见她来电就有点紧张的母亲,因为她总是会施加压力直到得到她想要的。由于她的坚决我是唯一一个可以同时选择合唱团和西班牙语的小孩。她是我遇到过的几乎所有人当中最具活力的人。

当时我还太小,不太记得第一次从萨卡拉门托到纽约的情形。我父亲是来出差。他们还有我当时二岁的一些照片:在中央公园里摇晃着走路、坐在英雄阿拉斯加雪橇犬巴尔托(Balto)的雕像上、和“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角色一起“喝茶”。在这些照片里,我母亲坐在我身边,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带着她的大(微闭着)笑脸和瘦长的手臂,希望能够步行到无力继续为止。

5岁那年,我再次来到了纽约。我们住在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那是夏天,但天空有些许灰暗。作为一个加利福尼亚人,我从未见过灰色的夏天。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纽约还有些邋遢和危险的地区。当时流传一个教授夫人如何在自己公寓走廊里遭遇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毒贩而后聪明脱身的故事。我对毒品和抢劫之类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我记得这种类似于兴奋感的焦虑。纽约是远离萨卡拉门托这个自行车小镇的世界,感觉完全不在同一个国家。但不知何故,它还是让人宾至如归。

萨卡拉门托是一个随时看到地平线的地方,它平坦、美丽、一望无垠。但我也喜欢纽约的密集,雨天的时候感觉是建筑物在下雨,而非天空。当我的母亲在城市中快步穿梭的时候,她紧握着我的手。她是这里的一份子,每个人都像她一样快。她享受酣畅淋漓的出汗,我也是。葛薇家的女人属于纽约!

在钢筋水泥中唯一脱颖而出的就是不同条纹的霓虹灯广告,音乐剧、酒和女人。(我刚学会认字,“裸体女郎”这个词对我来说很是新鲜。)当我们排队购买百老汇演出的门票时,母亲和同在排队的人打成了一片,她能在任何地方交上朋友(不管是商场、图书馆,还是政府办公部门)。他们对我这个棕发小女孩来看这些演出很感兴趣。我看了杰里·奥尔巴赫(Jerry Orbach)《第42大道》(42nd Street)泰恩·黛莉(Tyne Daly)《吉普赛人》(Gypsy),和有猫的《猫》(Cat)。晚上回到公寓里,人们开始演奏音乐:我父亲吹喇叭,他朋友弹钢琴,他朋友的妻子吹大号;有人教我怎么玩勺子;我母亲会在一边击掌配合。她总是说:“你父亲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尽管她的天赋不太外显,但绝对旗鼓相当。

Greta Gerwig on the set of “Lady Bird,” starring Saoirse Ronan and Laurie Metcalf as a Sacramento teenager and her mother. Credit Merie Wallace/A24

在纽约当然也有孩子,但他们似乎都被困在游乐场了。“这是拥有家庭最好的地方”,这句话经常被用来形容萨卡拉门托的真实写照。要成为萨卡拉门托的孩子,那就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几乎所有人都有自家的后花园,还有人拥有泳池,甚至有自己的森林健身房。你可以选择邀请哪些孩子一起滑梯、游泳和挥杆打球。我母亲不太信任这种私有的游戏阵地,她想到更多的是游乐场的好处:结识新朋友,和那些不是家人的人舒适相处。在萨卡拉门托,她经常和我一起步行去麦金利公园(McKinley Park)。它在几英里外,那里有有最好的游乐场。在我四岁的时候我就和她一起步行去了。

之后我把这事告诉了一个男朋友,他不相信,“这只是你父母讲的故事”。他觉得太夸张了。但我确信这是真实的。我母亲让我成为一个步行者,始终保持移动。4岁的时候走两英里去游乐园那是真的。 母亲并不是我的玩伴,但她带我开拓视野并教我克服恐惧。在纽约,没有人包括那些富人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游戏天堂,只有分享。城市里的孩子善于玩在一起。人人都是陌生人,每个人都属于这里。她帮我准备好了。

但纽约最终还是属于一个成年人的城市,而我当时只是一个过客。那时我总是会错过就寝时间,所有旧规则似乎也不再有效。有一次我和母亲搭乘出租车(一定是什么事情我们要迟到了,要不我母亲绝对不会“打的”),我和她说第二天我想要穿那件摇滚乐队服装,那是一件领子上有很多吉他图案的粉红色裙子。出租车司机也在听,他还从后视镜上和我视线交汇。他朝我眨了眨眼,用浓重的纽约口音说“我会等你的,小美人。”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许会有点毛骨悚然,也许我母亲也会,但当时我们只是激动不已。纽约是一个适合成人的地方,我必须找到如何归来。

回到萨卡拉门托后,母亲带我去了塔唱片公司订购了我之前看过的音乐剧剧场版的双重录音磁带。她找了城里最好的踢踏舞老师来支持我的新爱。当我告诉她我喜欢上了草裙舞,她又找到了萨卡拉门托唯一的波利尼西亚舞蹈团并帮我报了名。我们虽然离开了纽约,但她尽其所能带给我那个城市的繁华和热闹。

当我19岁最终回到纽约进入伯纳德学院时,我感觉“哦,太好了,新生活开始了”,似乎过去的一切并不是真正的生活。无视明确的警告,我爬上宿舍的房顶俯视这个城市。这是我的城市,或者我想要它成为。但我根本不知道哪些路是出城,哪些是去市中心。这个我期盼能成为其中一部分的城市对我来说仍旧还是个谜。

所以我做了当时唯一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钻进地铁,伴随漫无方向的驶离,用故意为之的迷路来探究这个城市。我花了数小时在没有地图帮助下尝试找到回家的路。当我走在街上困惑于西四街为何和西十二街相邻时,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独自完成数年前母亲陪我一起做的事情。步行,步行,步行,用脚来丈量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她是我相信这是向这个城市正确介绍我自己的原因。这个城市感觉像是我的母亲。正因为如此,纽约市让我宾至如归。

Greta and Chris Gerwig in Washington Square Park. |©️Kathy L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翻译:Lucas (纽约) @迷影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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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ta Gerwig
Greta Gerwig

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和演员,自编自导的《伯徳小姐》(Lady Bird)入围了第90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影片等五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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