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接待过“纪录片国王”:回忆导演朗兹曼及其经典《浩劫》

Claude Lanzmann ©️ AFP PHOTO / JOEL SAGET

他总共在2014年的TIDF待满10天,是停留时间最长的外宾。我们(影展以及接待人员)好像成为了他那强旺又顽固性格的游戏对手/发泄对象,彼此在精神上进行较劲和搏斗。到最后,我们累了,他也软化了,互相折磨的结果竟是彼此认同,然后成为朋友。我不禁想着,难道这就是他创作之所以强悍有力的原因吗?

文:林木材(TIDF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策展人)

2018年7月5日,我突然间收到许多朋友来讯转贴法文与英文的报导,标题上写着“《浩劫》(Shoah)法国名导克罗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享年92岁”。

这则消息令我百感交集,回想起我在策划2014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时,他已届88岁高龄应邀来台担任评审的回忆。

2014年TIDF的“记录X记忆:访谈(Documemory: Interview)”单元由活动统筹吴凡策划,企图讨论记录片中“记忆”与“真实”的关系,该年以纪录片中常见的创作手法——访谈,作为切入点。片单中挑选了朗兹曼的两部作品,其一是被喻为影史最伟大的纪录片《浩劫》(Shoah,1985),其二为续作《浩劫:未竟审判》(The Last of the Unjust ,2013)。

朗兹曼出生于1925年,在一个东欧移民法国的犹太家庭里长大,二次大战期间积极参与地下抗德工作。他在1950年代与哲学家沙特(Jean-Paul Sartre)与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成为战友,并曾与西蒙波娃有过一段同居恋情。1986年起接任《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rnes)总编辑,是重要的知识分子。他从1970年开始拍摄纪录片,所有影片关注纳粹大屠杀的真相与其对后世的影响。除了曾获得法国政府颁发荣誉军团勋章、柏林国际影展的荣誉金熊奖,其代表作《浩劫》更多次在各种国际票选中,写入史上最伟大纪录片之列。

当时影展正在策划阶段,同事们半开玩笑地说:“要不,我们邀请朗兹曼来台吧!”我心想,这超重量级又年事已高的传奇导演,不可能来吧!但又不想直接回绝同事们的期待,我上网查看了他近年出席公开活动的照片,确定他的气色和谈话状况都不错后,硬着头皮寄送了邀请电邮。

几天之后,我收到朗兹曼的正面回覆,他非常乐意来台,办公室一阵欢呼,我则还是难以置信,接着回到现实:一位88岁的老人,要怎么忍受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 TIDF真的有能力可以接待他吗?

我与他陆续通了几封信,也通了电话,确定来台行程等许多条件和细节。他因健康问题,必须乘坐商务舱,法国在台协会得知消息后马上接手联系。我们原建议他搭乘巴黎─台北的长荣直飞航班,他却坚持要搭法国航空,还因此必须在阿姆斯特丹机场转机,我们即告知航空公司,一定要准备好轮椅接送。

于此同时,同事们正在进行影片字幕的审译工作,面对长达566分钟的《浩劫》,是最艰巨的工作。这部巨作完成于1985年,原名Shoah是希伯来文“浩劫”的意思,朗兹曼自1974年开始拍摄,四处寻找纳粹大屠杀集中营的生还者,并采访他们。他共走访14个国家,拍下了350小时的素材,耗费11年时间才制作完成。

在TIDF试片时,我又看了一次《浩劫》。在纳粹大屠杀发生的40年后,朗兹曼仿佛邀请观众,与他一起再度搭上这班死亡列车,走上一趟不停追访幸存者、证人与屠杀者的旅程。影片看似单纯,就是这样一位接着一位,一位再接着一位,透过采访,主角们讲述自己在集中营的回忆与经验,而镜头则总是锁定在脸部,伴随着一字一句的宛如证言般的访谈,是所有主角的眼神和表情。

但影片却也同时异常复杂,因为朗兹曼断然地拒绝使用资料影片,他认为犹太浩劫本身无法言说,无法解释,无法以影像再现,《浩劫》的主题是死亡而非幸存,因为死者亦无法为死者发声。他也说:“我并非记录了影片之前就存在的事实,我必须创造那个事实。

朗兹曼以受访者西蒙·斯瑞伯尼克(Simon Srebnik)拉开影片序幕,这位从波兰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犹太人搭着小船哼着歌,回到当年发生惨剧的地方,脸色一沉地说:“人们是不可能讲述这件事的,更没有人能再现这里发生过的事,绝对不可能!更何况不会有人能体会。而我自己⋯⋯我很难相信自己现在站在这里。不!我无法相信。”

做为导演,朗兹曼也透过许多安排,企图引导出“真实”。片中最被议论的一段,是理发师博巴(Abraham Bomba)的桥段,他曾在“特务单位”为即将步入毒气室的人进行最后一次理发工作,在片中,他一边理发,一边讲述着过去经验而濒临崩溃。而事实上,博巴早已不再执业,这个“理发场景”,是朗兹曼租来经过布置而成的,顾客也都是临时演员。

以朗兹曼自己的话来说,《浩劫》不是传统纪录片,而是“真实的虚构(a fiction of the real)”,他宁愿冒着在拍摄伦理与道德上的风险,去达成他理想中的历史意义与使命,如他所说:“《浩劫》的缘起完全无关于记忆,反倒是那些挥之不去却又无法追忆的部分⋯⋯在片中,那些无法追忆的才能召唤、才能标志时间。”

《浩劫》之所以伟大,不只在于主题与深度,还有面对人类浩劫与真相缺失时,所进行的影像辩证与思考。影片于1985年推出后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回响,许多国家的总统亲临放映指定观看,在这数十年间也不断重新播映,甚至再次上映,影响无数观众,奠定了朗兹曼的崇高地位。

这一趟“从早看到晚”的《浩劫》之旅,带观众走入历史的黑暗之心,重新创造了一个意志世界,绝对是毕生难忘的观影经验,但那更接近一种凌虐式的精神炼狱,我依然记得离开戏院后,身体涌出的那股强烈不适感,恶心想吐,那些从地狱回来的人们面容,会深深烙印在脑海里。

距离拍摄《浩劫》时隔38年后,2013年戛纳电影节上,朗兹曼带着新片《浩劫:未竟审判》参加首映。影片运用了在《浩劫》时就拍摄的素材,包括1975年,朗兹曼在罗马访问了世上仅存的纳粹时期犹太长老穆莫史坦(Benjamin Murmelstein),但当时因还有疑虑而没有放入《浩劫》中。而朗兹曼87岁时,决心再重访此地,为纳粹迫害犹太人及“最终解决方案”留下证言,放入《浩劫:未竟审判》里。

朗兹曼说:“我不太确定这部片是否还会引起许多争议,毕竟事实已在眼前,我们都知道凶手是谁,而非是犹太同胞迫害自家人。藉由这部片,我相信穆莫史坦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同情,也希望那些迫害者可以冷静下来,我如此期待着。”出席戛纳电影节时,他对影片侃侃而谈,其动态成为我当时决定是否邀请他来台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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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在饭店大厅准备迎接朗兹曼,心情忐忑。电梯开门后,他在接待人员的搀扶下准备check in,我走上前向他介绍我就是策展人,谢谢你愿意前来。大块头的他,像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有办法对我说:“这趟飞行真的好远好久,我真的好累。”然后坐在沙发上喘气休息。

眼前的他显然非常疲劳,我们赶紧帮他提行李进入房间休息。累瘫了的朗兹曼要我们帮他整理行李、协助换衣物,这才发现,偌重的两个行李箱中,除了衣物之外,有一半是书,另一半是药。接着他进入沉沉的睡眠,我与接待则在房间安静地等待他醒来。

接下来的3天,他因时差而显得昏昏沉沉,情绪起伏也很大。我因影展已开幕无法一直待在他身边,只好请会法文的国际连络也加入接待行列。换句话说,总共有两位会法文的男生随侍在旁,照顾生活起居,但朗兹曼常提出接待无法回应和略带无理的要求,然后生气地咆啸一句:“打电话给策展人!”

想当然,他太高估自己的体力和精神状态了(我们也是),忙碌的评审工作加上座谈行程,根本难以负荷,导致进度严重落后,最后只得压缩时间努力追赶。但同时他也不甘寂寞,仍想参加影展酒会等其他活动,记得当时太晚抵达酒会的他,因无法久站而坐在轮椅上,落寞地看着人群散去,我与接待陪他在五星级酒店,点了一客牛肉汉堡与红酒,然后吃了一根香蕉作为该日的句点(香蕉通常都是每日句点),才心满意足回到饭店准备休息。

其中一天,我们安排他在《浩劫:未竟审判》结束后,进行一小时延伸座谈,但朗兹曼直到座谈开始前的15分钟,仍在床上熟睡。我匆忙赶到饭店与接待进入房间将他摇醒,帮忙换装整理,安排搭车动线。

等计程车抵达地点,他的双手搭在我与接待的肩膀上、缓慢地走往影厅时,座谈早已开始了约10分钟,主持人们正以介绍影片的方式拖延时间。当我们步入戏院的那一刻,观众们响起极大的掌声,朗兹曼上台后竟神采奕奕开始畅谈,我与接待则累瘫地蹲在戏院一角,他甚至希望座谈时间可以拉长,非常享受与影迷的互动。

2014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邀请《浩劫:未竟审判》 导演克劳德・朗兹曼(右2)来台映后与影迷互动。 (图片提供/TIDF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但就在此时,有位观众问到,《浩劫》是在讲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那他又怎么看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迫害?突然间朗兹曼脸色一变,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并说这对他是一种污辱,随即马上结束座谈。朗兹曼当时的反应,让我想起欧洲有评论者批评他的作品总以犹太主义为中心,并长期接受以色列政府的资助,还明指他选择性的偏袒部分事实,一昧地捍卫以色列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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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在TIDF的日子,朗兹曼与接待争吵,也与接待交心,交涉情况时好时坏。他每餐一定要在好餐厅吃美食、喝好酒,并丝毫不隐藏的自己的任性与蛮横,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发怒(譬如按摩师手艺不合他意),以不堪入耳的字眼辱骂,常使工作人员精神压力极大。

但他也会突然流露老爷爷般的和蔼,拿着手机介绍家庭照片、回忆起过去的风花雪月,说自己还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令人惊讶的是,他甚至秀出自己近年从悬崖一跃而下的跳水影片,雀跃地谈起正在拍摄一部他年轻时去北韩发生的爱情故事,并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完成。

他总共在TIDF待满10天,是停留时间最长的外宾,每天我都会向工作人员确认他的状况后才能入睡。而在各种接待状况不断后,我一边看着他不便的身躯和漠然的脸庞,一边深思,似乎才逐渐明白,我们(影展以及接待人员)好像成为了他那强旺又顽固性格的游戏对手/发泄对象,彼此在精神上进行较劲和搏斗。到最后,我们累了,他也软化了,互相折磨的结果竟是彼此认同,然后成为朋友。我不禁想着,难道这就是他创作之所以强悍有力的原因吗?

他离开台湾之前,我到饭店与他告别,再次向他致谢,他也谢谢我们所做的一切。搭上接驳车后,他拉下车窗,用厚实的手掌轻抚我的脸庞与我道别,并说欢迎我去巴黎找他。当下我的感受复杂错乱,接待的重担虽因此解脱放下,但仍很不解这10天所发生的美好与冲突所为何来,一切都是如此直接而强烈。

这个月初接到朗兹曼的死讯,我阅读了许多相关报导。 7月12日他的葬礼在拿破仑墓的所在地“巴黎荣军院”举行,棺木以国旗覆盖,法国总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出席致词:“《浩劫》是一部反映罕见罪行的罕见作品,是反抗的呐喊,是拒绝遗忘,这部影片是一座‘眼泪与真相的丰碑’。”

另一则报导则提到,朗兹曼年仅23岁的儿子菲利克斯(Felix),在2017年1月死于癌症,他的妻子表示这对朗兹曼是很大的打击,走不出丧子的伤痛,不然应该可以活到百岁。

朗兹曼当时为儿子撰写的讣文中,引用了法国诗人阿波里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诗《告别》(L’adieu):

我摘下这朵石楠花
秋天过了请你铭记
我们在今生已难再相见
这朵石楠时节余香
请你铭记我会等你

我开始想像他那强人性格之于日常生活,之于孩子、妻子、家庭是否会有不同的人格面向?并在信箱中搜寻他的邮件地址,重读曾与他来往的通信纪录,写下这篇4年前他来台湾时,短暂相处的点滴。

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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