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Haneke專訪 (出自Sight & Sound)


翻譯、編排/SAMMAX

批判銀幕暴力的《大快人心》(Funny Games, 1997)在當年坎城影展引起一陣小騷動,不過許多影評和藝術片的觀眾認為他們並不需要這樣的提醒,導演麥可漢內克(Michael Haneke)也直言,《大快人心》是給消費暴力的觀眾看的,還特別針對是美國觀眾,甚至稱呼這是部反昆汀塔倫提諾(anti-Tarantio)的電影(有趣的是,《大快人心》和《霸道橫行》(Reservoir Dogs, 1992)是當時唯二兩部在坎城影展被貼上紅色警告標記的影片)。不過當《大快人心》在美國上映時,卻只有區區六千名觀眾。這或許就不難想見為何在十年後,漢內克要跑到美國去重拍《大快人心》,還找來國際知名的娜歐蜜華茲(Naomi Watts)和提姆羅素(Tim Roth)演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漢內克曾指出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的《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 1971)是一次失策,因為片中的暴力行為太特殊、太風格化,反倒讓觀眾崇拜起這些暴力來,而這個絕對不是庫柏力克想要的。不過仔細想想,形式相當特別的《大快人心》似乎也一定程度冒著這樣的風險。

以下是Sight & Sound四月號針對重拍的《大劊人心》(Funny Games, 2007)所作的專訪:

S&S:你認為自原作《大快人心》放映後這十年來,電影、還有特別是對電影中暴力的態度是否有了改變?

M.H.:一點都沒有變。媒體繼續變得越來越糟。如果有什麼不一樣的話,就是現在的電影反而比十年前更變本加厲,這也是我想不做任何更動進行重拍的原因。最近有越來越多人用暴力的手法來表現,就如同是在使用日常生活用品一般。

S&S:新舊兩個版本最主要的不同在哪?

M.H.:這很難說,而且我一向不隨便對自己的影片作評論。當然啦,演員陣容來自非常不同的背景,跟美國片比起來,在德語片中,整個表演形式是比較戲劇化、不自然的。此外,每個演員對角色都會有自己的詮釋,就像是在劇場一樣,就算製作概念不變,每次演出都會有不同的呈現結果。

S&S:演員有爲了準備這部電影而去觀看你原來的版本嗎?還有會不會因為有前作的關係而感到壓力?

M.H.:他們全部都看了一遍,因為他們想知道他們要處理的是什麼東西,但我建議他們不要回頭再看一次,以免會想要模仿或是刻意作出相反的表演。這兩種情況都是我不想見到的,因為我希望他們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詮釋。

S&S:你在演員間有令人畏懼的名聲,例如扮演其中一名暴徒的布萊迪科貝特(Brady Corbet)曾形容你是「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你同意嗎?

M.H.:演員很明顯地習慣在排演中一起嘗試許多事情,但不管是我在拍攝電影時,或是做一些我之前沒做過的事,我完全知道我想要怎麼做,這對某些人來說是非常討人厭的。在排演的時候我能說的只有「咖啡放在這,刀子放在它旁邊」像這樣技術性的東西。但是劇本其實已經告訴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所以我們也就沒有討論了。娜歐蜜華茲(Naomi Watts)一開始以為我會這樣是因為我們是在做重拍,不過一但她明白了我的作風,一切就都沒問題了。如果選角正確的話,演員只需要對狀況作出反應就好,而這樣應該會很順利才對。遇到行不通的時候,由我說的算。

S&S:你曾經到法國工作,不過這是你第一次在美國拍片,不僅是在大公司還是以英語發音,而且《大劊人心》本身是一部對好萊塢類型片充滿批判的電影,對此你有什麼經驗談?

M.H.:很糟,非常的糟。這是一個臃腫可怕的製作團隊,有太多不必要的人,他們工作速度緩慢而且還心不甘情不願。我有八週半的拍攝時間表,但卻得設法解決一堆麻煩才把電影如期完成。在奧地利,我可以很輕易的在六週內完成拍攝。這次的拍攝過程困難、笨拙到難以想像,把我整個人都累壞了。
我跟演員之間還有其他額外的麻煩,因為我的英文沒有那麼好,所以無法正確地表達我的意思,也沒辦法完全理解他們想向我解釋什麼。我很努力試著不要透過翻譯,可是當我沒有足夠的字彙的話就不可避免要藉助翻譯了。

S&S:你現在的計畫是?

M.H.:我現在正在準備《The White Tape》,是我這十年來第一部德語片。背景設定在1913年到1914間的德國北部郊區,是關於在納粹時期成長那個世代的教育。

S&S:好萊塢已經在討論重拍你的另一部片《隱藏攝影機》(Hidden, 2005),由朗霍華(Ron Howard)執導。你有以任何形式參與其中嗎?

M.H.:到目前為止他們只提出劇本的版權,他們正在將故事翻譯到美國,而我可以從中賺點錢,這就是目前的情況。我非常擔心要在其中參與一角,雖然說如果電影真的製作出來了,人們會比較前後兩個版本,但這真的會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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