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而弥坚的战士: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社会主义》(上)

作者:Gabe Klinger 【出自Sight & Sound 2011年八月刊 原文地址
翻译:小胖纸方枪枪 | 校对:仁直

半个多世纪前,让-吕克·戈达尔执导的电影《筋疲力尽》Breathless,一夜之间,将其推上了世界电影舞台的风口浪尖。今年,他又向世界影坛带来了一部极富政治色彩的,诗文化实验电影——《电影社会主义》。戈达尔就好像一个老而弥坚的老兵,一直战斗在“何谓电影基准”的前线阵地。《视与听》特约撰稿人Gabe Klinger试图通过“跳切式”的文本分析,结合这部电影,描摹这位左翼电影导演生命中的吉光片羽。

2010年6月18日

巴黎,“制作电影”(Cinéma des Cinéastes)论坛,《电影社会主义》映毕之后,久违影坛的泰斗,79岁的让-吕克·戈达尔,现身现场。戈达尔习惯性地点上了一根雪茄。立马,现场主持人Edwy Plenel提醒观众:“戈达尔先生可以抽烟,你们不行。”正是这个小细节,提醒我们,戈达尔是一位来自另一个空间的“贵宾”。同时,法国新浪潮的杰出代表吕克·慕莱(Luc Moullet)、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和让·杜歇(Jean Douchet),均有出席。现场溢满了崇敬的气氛。若在很久以前,戈达尔出现在电影院,观众们是要脱帽致敬的。

戈达尔的电影,好像一个个体,在过去的半世纪里,经久不衰地占据着评论高地。就在《电影社会主义》揭开面纱的前夜,恰逢《筋疲力尽》(Breathless)公映50周年纪念日。试想,一个从未接触过戈达尔那浩瀚如海般电影作品的观众,在看了《电影社会主义》之后,他绝对估不到,这部电影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者制作的。意赅地说,《电影社会主义》是一部大胆结合数字美学(digital aesthetics)的,非传统的叙事散文/诗(essay-narrative-poem)电影。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戈达尔亲临现场,与观众海侃了将近两个多小时,其间频频妙语连珠……

三个月前,戈达尔以“希腊问题”(problems of the Greek type)作为缘由,拒绝出席《电影社会主义》在戛纳的首映礼。于是,一干“伤不起”的记者团,开始就此事,大做文章。他们将戈达尔的个人态度与他的电影《电影社会主义》进行了奇异的互文感知——他的电影跟他的为人一样,目空一切。常居巴黎的戈达尔迅速做出回应:我的话,一直很容易招来攻击。这点,我比你们更伤不起。反正,我从来不故弄玄虚,居高临下地戏弄或者讥笑电影院里那些热情的听众。

如此一来,火药味十足的舆论环境,使得《电影社会主义》在戛纳获得的评价,草率有余,分析不足。吊诡的是,关于这部电影本身的辩论,又是极具开放性的。具体地说,戈达尔的《电影社会主义》对人类历史进行了一次高浓度的“压缩”——从青铜时代到西班牙内战,乃至当下的经济危机,等等。若没有做足功夫,要对这部电影进行“解压”是很困难的。(功课完全纲要请见《S&S》2011年8月刊登的Brad Steven的评论文章)事实上,对于那些不熟悉戈达尔电影特有的脱节风格(disjointed style)的观众来说,这类散文电影可以参照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让-丹尼尔·波莱(Jean-Daniel Pollet)以及阿涅斯·瓦尔达的作品来佐证。或者,从二十世纪地缘政治(geo-politics)这个宏大的角度来说,《电影社会主义》又显得深不可测。


1950年9月3日

很少有人知道,长年泡在电影院的让-吕克·戈达尔,从19岁开始便定期为《电影公报》(Gazette du cinéma)供稿。期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迈向政治电影》(Towards a Political Cinema)的文章。这篇文章成为了戈达尔电影理论之“政治面对电影”的最早证据。文中,戈达尔谈到了他对于新闻短片《五一》(May Day,高蒙公司出品)的见解。通过这个短片,戈达尔意识到了电影作为政治宣传的巨大影响力。他眼看着,那些芳华正茂的德国共产党员,被那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画面所打动,将自己投身到那所谓的更伟大的事业中去。类似这样的文章,常常出现在戈达尔电影生涯的早期。戈达尔在文章中指责了那些“不幸的法国电影制片人”(unhappy filmmakers of France)。因为,他们并没有制作出议题主导电影(issue-oriented films)。这些文章,使得戈达尔看上去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挑衅者。

换句话说,与戈达尔同代的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或者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从未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表示过自己的政治立场。当时,他们都是《电影公报》(稍后的《电影手册》)的主力写手。相反,戈达尔的文章总是与当下的时政时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第二部长片电影《小兵》Le Petit Soldat(1960)便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作为叙事背景。六〇年代末,戈达尔更是制作了大量的,政治色彩浓重的电影。其中,尤以《中国姑娘》La Chinoise(1967)和《远离越南》Loin du Vietnam(1967)为杰出代表。曾几何时,戈达尔说过,“新浪潮被某些人指责为一无是处,只会拍人在床上(people in bed)的镜头。” 这项“指控”我们可以引申到戈达尔的成名作《精疲力尽》。片中最长的一个叙事段落,正是两位主人公窝在床上,争论不休。然后,戈达尔紧接着说道:“我的角色都是在政治方面很活跃的人物。有时间上床争论,没时间上床睡觉。”

1956年4月26日

1956年4月26日,戛纳组委会综合了西德方面的压力,以及某地方上的被驱逐囚犯协会的要挟(你们要不放这部电影,我们就占领你们的放映室),昭告天下,《夜与雾》将作为本届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影片,放映。作为首批解析纳粹集中营恐怖阴影的电影之一,《夜与雾》的公映好像一剂强心针,将散文电影浇铸成了一种亚类型电影。同时,阿伦·雷乃以极高素养的美学追求,搭配重大历史题材,再度确立了电影作为一种纪录历史的宣传工具。


不像之前的纪录片,《夜与雾》是一部由专业团队拍摄的,融合了原始素材(当时的集中营画面)和现时物料的电影。另外,大屠杀的幸存者,小说家Jean Cayrol创作的剧本,更是为电影提供了激荡人心的动机议程:历史不能再度重复。与此同时,戈达尔开始着手制作一部名为《电影史》Histoire(s) du cinema(1989-98)的电影。戈达尔试图利用影像历史,全面地内化雷乃与Cayrol的美学追求以及心灵悲歌。《电影史》由八部分组成,融汇了戈达尔对于艺术史、全球政治以及电影,三者之间的潜心聚焦。为使观众们能同步理解,戈达尔宣称:“你们在广岛……在萨拉热窝……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戈达尔利用影像历史学,对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做了一个全面回顾。

1993年的精妙杰作《向萨拉热沃致敬》Je vous salue, Sarajevo时长仅两分钟,以解构波黑战争中一张照片为主,戈达尔亲自为电影作画外音。他的旁白,不仅充满了诗意,更为影片做了扼要的综合性陈述——“有规则,也有例外。”戈达尔告知我们:“每个人都在说规则:香烟,电脑,T恤,电视机,旅游业以及战争。但是,没有人去谈例外。反观,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著书立传;格什温、莫扎特为此谱写华章;塞尚、维梅尔为此挥毫泼墨;安东尼奥尼,维果为此燃烧胶片。”

在《电影社会主义》中,“规则”是电影第一部分的主体:一艘巨大的观光巡游轮船沿着人类文明的摇篮(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逡巡,然后驶入欧洲(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其间非常理地取道黑海(乌克兰)。角色们穿梭于健身房,赌场,餐厅,夜店,低档的艺术画廊,甚至一个老虎机旁的类似于基督徒临时祈祷室的地方。显然,对于戈达尔来说,“规则”是人类登陆每块新大陆后,肆意挥霍留下的碎屑。

与压抑的,现实中的游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例外”:人类曾经取得的,那惊鸿一瞥般存在过的荣耀(也包含人类犯下的一些极其愚蠢的行为)。这些部分以电影片段,绘画,古典音乐和文学作品,互相结合的方式来表现。这也是戈达尔上世纪七〇年代中期开始在层出不穷,分门别类的影像随笔中所提到的“核心材料”。戈达尔的类型混合最终使得《电影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八面玲珑的整体:《电影社会主义》的三段,没有一段因体裁特殊而与其他段落格格不入。戈达尔的叙事完全被随笔般脱离主线的“离题”所丰盈。这种现代性的表现手法,其实早就出现在乔伊斯(Joyce)和贝克特(Beckett)等人书写的文学作品中。反观,二十世纪的电影,无人问津。有意思的是,《电影社会主义》巧妙地将日趋成熟的电影散文形式与新兴的,以数码传播方式形成的视觉文化,交相辉映。

(待续)

仁直

本名王强冬,曾供职于《看电影》、《影响》杂志,其后出任《世界电影画刊》杂志主编,同时在《东方早报》等报刊发表大量影评文章,创立电影沙龙推广电影艺术,并与2010年、2011年担任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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