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戈达尔一样，鲁伊兹也是极端高产的影像制造者。终其七十岁的一生，他拍摄的长、中、短片的数量加起来超过了一百部，以至于没有哪一份年表可以涵盖他的全部作品——正因为如此，《解放报Libération》才会诙谐地挪用《三种生活与一次死亡Trois vies & une seule mort》的名字，将悼念他的文章定名为《一百部电影与一次死亡Cent films & une seule mort》。从大银幕到小银幕，从35毫米到超8，从胶片到数码，他几乎实践了电影媒介所允许的所有材料与设备；同时，他的“贪婪”也体现在对于体裁的占有上，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他还拍摄过纪录片，电视新闻片，迷你剧集，甚至音乐录影带。
《凡高》这部电影的吊诡在于，其一方面在着力从历史主义层面出发建立艺术家编年史实，似乎试图履行画家与作品间某种“客观”、“宿命”的时空关联这一传统契约，却在另一向度上，不断通过反时序（achronique）的方式冲击、僭越这种实践
如果说《久美子的秘密》也有命题，便应是那句“Autour d’elle, c’est japon（日本就在她身边）”。相形之下，《女爱国者》的命题相当晦涩：“膝盖与历史”。克鲁格通过多层面的“复调蒙太奇”——从历史到现实，从虚构到纪录，从活动图像到造型图像等等——缔结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论证系统。
当我试图寻找一个字眼来形容如今的贾樟柯面对制度（dispositif）所持的态度时，迷恋成为了一个我不情愿使用、但似乎又较为确切的词语。这个“制度”可以理解为美学的、政治的甚至是经济的，但无论如何，它都将自己体现为一种得体而强行的意识形态系统。
（侯麦过世已经整整5个月了，这里将tomshiwo兄的纪念文章重新发一遍，以示www.cinephilia.net对他的缅怀之情！）
侯麦多产的生涯表现得如同两种处于敌对状态的原则进行奇怪混合的产物：睿智与疯狂，……后者表现为一种道德：在创造朴实无华的同时兼顾高傲与琐碎——如同他的电影中众多的花季少女，由此获得的自由的过度快乐直接驱动了一种冉森主义的发生。他电影的秘密也许正在于此，如同他长寿的秘密一样。
District 9的價值在於它在顛覆了一種只在電影世界中存在的倫理關系的同時，順便發現與重構了現存社會中的另一種倫理關系。
賈樟柯的電影深深植根於中國近二十年的社會現實中。事實上，賈樟柯擔當起了自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以來，中國社會中那些最平凡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遭到摧毀的見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