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到晚在写影评时，似乎坐在一个温室或乌托邦里面，看不见那些不公不义，真实社会与自己一刀两断，这是我觉得很恐怖而做不到的，会有深沉的罪恶感。可是我在写影评时，尝试偷渡社会事件的关怀到影评里面，对文字园地、读者和电影好像又不太公平。因此我的影评里，会有一个重要的面向，是要与台湾的现代历史和社会新闻有连结。」──李幼鹦鹉鹌鹑
由资深影评人李幼鹦鹉鹌鹑撰述、郑秉泓企画编辑的《我深爱的雷奈、费里尼及其他》，是作者二十年来唯一出版的影评集，划分九大单元、囊括132篇文章、篇幅浩浩荡荡超过三十万字，而非书名雷同的旧作《关于雷奈／费里尼／电影的二三事》（1993）的单纯复刻本。其实，作者于2010年出版的《鹌鹑在鹦鹉头上唱歌》和今年这本《我深爱的雷奈、费里尼及其他》可被视为同卵双生之姊妹作，二者好似电影续集与前传之间的延伸，又或者梦以及梦呓间的关系。若前者是杂揉了日记书信手稿、用情至深的半自传，那么后者刚好是这部传记里正记述着的影评人生。
《我深爱的雷奈、费里尼及其他》的作者「李幼鹦鹉鹌鹑」大概有人误会是日本姓氏，其实他原名为「李幼新」，由于与家中爱鸟越发成为生命的伴侣，遂在2006年改名。与他早年曾用过的笔名（「荷&菊」、「青蓝紫」）一样，所命名的都是他挚爱事物的表征。他从未公开对外吐露年龄、号称「永远停留在十九岁」（以时时告诫自己要如年轻人般有新鲜活力），2011年荣获台北电影节颁发首届的卓越贡献奖，肯定其对影坛之非凡成就；但早在台北电影节开幕的数月前，青年影评人郑秉泓和一群影评同好聚会时，才发现这二十年间李幼鹦鹉鹌鹑不再有影评集出版，于是动念要为他整编出版一本新影评集。
无论是电影节的卓越贡献奖，抑或《我深爱的雷奈、费里尼及其他》一书的问世，都像是提醒着，台湾电影及其批评如何由我们难以想象的匮乏年代，发展至今日电影信息在网络上的爆炸状况。彼时，除了1960年代的《剧场》杂志与1970年代的《影响》杂志接连横空出世，介绍了欧陆电影、法国新浪潮等西方正在进行的美学实验，台湾在各大学院系中仍尚无以「电影学」为名的科系，亦几无以此命名之电影研究学科，电影才正要从附属于大众娱乐的地位，建立艺术鉴赏方法与理论批评体系。对于李幼鹦鹉鹌鹑那一世代的影迷而言，电影知识的美学涵养全靠自修，大量看片和与人讨论便是自己的电影学校。李幼鹦鹉鹌鹑先文学、后剧场、转向电影，他那一代文青刚好看着兰陵剧坊和台湾新电影的创发，喜欢实验剧场同时爱好电影，这就是他电影艺术自我养成的时空。
而李幼鹦鹉鹌鹑的贡献便在于承先启后，承续了1960年代现代艺术、当代思潮的众声喧哗，并潜默地启蒙了继起新世代的风起云涌。譬如，他在1970年代晚期开始连年著作《名著名片》、《影坛超级巨星》、《威尼斯／戛纳影展》，从经典名片（泛及文学与剧场）至明星、影展，引介大众最欠缺的电影知识。他也曾经策画过影展，1989年第二次担任金马影展选片人时，他推动的「同性恋电影专题」、「台语片回顾专题」都是划时代的创举；在其后牵动了1990年代台湾所兴起的同志运动热潮，并让台湾老片的保存观念进而受到重视。
李幼鹦鹉鹌鹑的语言充满天马行空、逻辑跳跃的风格，他可以天外飞来一笔从微小琐碎的细事和线索连结所要讨论的影片，建构电影与电影、影像与生活、虚拟与真实……天女散花般的感知世界，一篇影评往往夹叙夹议放入不同影片来讨论某个课题，因此如何为本书进行归纳整理、埋下标记，为读者开辟阅读取径的编辑策略便是一大难题。而当今日我们可以轻易取得电影，吸取电影知识的管道比过往更丰富多元时，每个人出了戏院后都可发展自己的定见，阅读影评成为观影前的选片指南和观影后的美学补帖已成过往，大多人只看电影、不读影评时，是否能让读者发现有一种影评永不过时？阅读影评仍是生活一部分的必要？
《我深爱的雷奈、费里尼及其他》采用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凸显李幼鹦鹉鹌鹑看电影的方式、体现他独特的世界观和生命信念，看影评不一定是要了解电影悬而不解的故事、情节，也可以藉之思考人生的哲学。主编郑秉泓以九大单元分门别类，单元的标题简明扼要，有欧美有华语、有大师有新锐、有导演有明星、有台湾本土有泛东亚华语……，一以贯之几乎全是作者写作风格中的个人化印记，和认识这位资深影评人的绝佳快捷方式。这九大单元为彰显李幼鹦鹉鹌鹑的招牌特色，由关于他挚爱的女星奥黛莉‧赫本以及雷奈、费里尼两位大师导演的篇章打头阵，循序渐进走入作者从事影评写作的终极关怀。
李幼鹦鹉鹌鹑常细腻在中外片名或人名上说文解字，联想文字字音字形字义的变异与影片之间的趣味关连。如此所得出的弦外之音，其实与他善用「寻找电影中的『2』」，开展片中（「异与同」、「看与被看」、「神圣与世俗」、「政治与宗教与性」等等各式各样的）二元对立、三元并置所呈现故事体的多重结构，或者以「用电影解释电影」之道解读不论是中西、欧美、华语电影间的互通声息手法，背后的追求一致。这些兼顾宏观、微观的看电影方式，其实属于结构主义者的世界观，能透过语言及符号，觉察出集体无意识下的深层社会结构。李幼鹦鹉鹌鹑看电影是结构主义式的，是以他看电影可以抽丝剥茧、一针见血地揭示那些隐隐然的症结。这也是为何，他在写影评时无论是什么国别、类型的电影，他总能在看似无关中发现与雷奈、费里尼电影的关联，以及看出影片中同性恋情欲的连结。
所以，在两位台湾影迷耳熟能详的大师导演「关于杨德昌」、「只有蔡明亮」的单元里，李幼鹦鹉鹌鹑能够总结出「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托尔斯泰文学／奥黛丽 • 赫本电影的1960年代台湾社会背景版的《战争与和平》」这样的新发现；又能从蔡明亮的剧场谈起蔡明亮的电影（兼论杨德昌），并看雷奈、费里尼、奥黛莉‧赫本、李香兰与蔡明亮的互通声息，这就是书中那篇〈采撷蔡明亮的芬芳，栽进雷奈╱费里尼╱奥黛莉‧赫本╱李香兰的花园里〉，由蔡明亮与自己的共性，侧写自己和蔡明亮坚定的老友情谊，文章开场以「蔡明亮啊蔡明亮」殊为真挚亲昵地喊出，导演、作品、演员、影评和观众之间复杂的情感构连。
全书最吸睛的应该是末章的「以布莱德．彼特结束」，对长期读李幼鹦鹉鹌鹑影评的读者而言又不啻是隐藏版的同场加映。但更稀奇的布局或在「我─私人的─台湾电影」，本单元是作者影评书写的自我要求：「一天到晚追逐大师没有意义，而应先一步去看出那些有才华的人的美好。」因此，在这个章节中，我们看见了当年刚执导演筒（而今奠基影坛）的郑有杰、连奕琦、魏德圣、林靖杰、张作骥等新锐导演和黄明川、吴米森、林泰州等影像实验上表现不凡却相对被忽视的创作者。
相较之下，全书最低调但最重要的单元要数「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它是全书除了以明星、导演、国别电影做为篇章之名外，唯一乍看与电影无关的标题。其中的十七篇影评，是作者借电影偷渡了女性主义、男色与同性恋情欲、电影检查制度、宗教信仰、族群阶级差异、动物权保护、政治批判……种种社会议题的影评技艺，或许这些主题分散而难以归类，却成为李幼鹦鹉鹌鹑天马行空写作力度中，最聚焦于扎根社会、在地接壤、回归现实的梦幻文风。
李幼鹦鹉鹌鹑写影评四十年不辍，是台湾影评界的国宝，他的奇葩不仅在于他不用计算机、不懂网络，却恪守了传统影评人对电影知识博学强记的能力（自己就是座电影数据库网站），进而能在影评集《我深爱的雷奈、费里尼及其他》中对五百部以上的电影进行征引研讨，而更在于这些影评往往超越了一般电影评论的限定。李幼鹦鹉鹌鹑文如其人，他的影评谦逊恳切而自省，对于非我族类的包容与尊重，用电影关怀社会议题、弱势群体，用影评传颂经典、挖掘新人、检视自我、关怀社会，为电影而人生，为人生而电影，让观众谨记着「现实常比电影更富有想象力」的讯息。
无论是哪一个单元，读《我深爱的雷奈、费里尼及其他》，很容易在影评中读到李幼鹦鹉鹌鹑「我」的部分，而那个「我」游离在既私密又大众的生活和既大众又私人的主观体验之间。在他的影评里读到的不只是理解这部或那部电影，而是理解了作者拼起的世界地图，无论看电影、看世界，我们看见的往往是他的生命，他的自娱自乐、自由自足的精神家园。那是最好的影评，是时时提醒着读者观看电影的趣味、成为影迷时刻的魔幻与美好，并让观众读了愿意尝试这部影片，而且看过影片后，求诸于现实、反馈于关怀社会的影评。
【本文刊登于《人籁论辩月刊》：2013年4月号NO.103】
（编辑：赵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