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Woody Allen，以下简称WA）接受了詹姆斯·贝尔（James Bell，以下简称JB）的采访，讲述了他在伦敦的拍戏经历，以及自己“无信仰”的人生观，还解释了为何他只有对工作才充满乐观。
JB: 跟你的第一部在伦敦拍摄的电影《赛末点》（Match Point）相比，《遭遇陌生人》（You Will Meet a Tall Dark Stranger）展现了更多维的伦敦生活，这是因为在伦敦工作进而更了解这座城市的缘故吗？
WA:是的，我想这是个有趣的巧合。工作没有让我更了解伦敦，但我一直都有所了解，因为相对于纽约来说伦敦并不复杂。在伦敦拍戏很舒服，因为天气温和，整个团队也非常优秀，演员们非常了不起，天空也灰得足够有层次，所以摄影看起来很美。
JB：盖玛·琼斯（Gemma Jones）非常适合Helena这个角色，她的性格中有股傻劲儿——因为她对算命的深信不疑——而且这还让她变快乐了不少。在电影中你总会嘲笑这类江湖术士，但又好像有些羡慕真心相信他们的人，是这样吗？
WA：我不认同那种乐观的态度。是的，海伦娜把感情寄托在一个不靠谱的算命的身上，并通过这样来维持情绪的平衡，我也觉得什么都信总比什么都不信要强。但是没有信仰往往是事物的真实状态。如果与现实坦诚相对，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无神世界，一切其实毫无意义。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很可怕，但不幸的是，事实就是那样。
毫无疑问，海伦娜对算命的迷恋与人们对任何一种宗教的迷恋没有任何不同。他们的目的都是拼命蒙蔽信徒，让他们面对生命中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可怕或不妙的处境时不那么焦虑。
JB：近几年，你已经在欧洲拍摄了6部电影，总得来说你是否觉得比起“美国”，你更“欧洲”了一些呢？
WA：我一直觉得我很“欧洲”好吗！这是个欢乐的意外。在我还是个易受影响的年轻人的时侯，那些伟大的欧洲电影不断涌进纽约，它们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它们自然而然地流露在我的电影中。这好像你听着莫扎特长大，然后你开始写歌，在你找到你自己的风格之前，也许你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有莫扎特的影子。我也是这样，我非常依赖欧洲电影，它们好像我的支柱，或者说是向导。
JB：是那些欧洲导演一直影响着你吗？还是后来你会从其他导演，比如一些当代导演身上汲取灵感？
WA：那种影响是很难抹去的。那些伴随着我成长的电影－伯格曼，费里尼，黑泽明，德.西卡，安东尼奥尼等等，他们都在我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有些美国电影在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侯深深地影响了我，比如《碧血金沙》 （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和《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那之后的很少有美国电影能对我产生它们所带来的那种影响，因为我觉得这和年纪有关，那个时侯看电影是真的全情投入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的电影在欧洲的反响一直不错，但在美国的反响就一般般了。
JB：但是为什么那些美国电影——比如普莱斯顿·斯特奇斯（Preston Sturges）、马克斯兄弟（the Marx Brothers）的作品，或你刚提到的其它一些电影——对你作品产生的影响没有让它们在美国有很好的反响呢？
WA：因我觉得那样的电影已经不存在了，它们已经成为历史。那个年代的电影包括它们内里的复杂性并不能引起大多数美国观众的共鸣，比如你提到的斯特奇斯，同时我也是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的死忠粉丝。因为美国的观众非常聪明，他们看重的是电影的技术方面。
马歇尔·麦克卢汉（注释1）说得一点没错，他说“媒介即信息”，技术也是信息，所以有些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和要表达的主题无关。这些电影也许情节弱智，或者并没有太多故事性，但电影关注的其实是技术方面，是剪辑或特效，那些东西变成了电影的全部内容，而且观众也享受其中。他们会说“噢这个电影没讲什么故事”或者“笑点太奇怪了但我还挺喜欢的”，我觉得他们喜欢的其实是技术。
JB：在过去的十年里你出演自己电影越来越少，是厌倦了表演吗？
WA：噢当然不是！是因为我找到适合我的角色。年纪大了就无法出演和爱情相关的角色，正因如此，我只能一会儿演主角的父亲，一会儿又演心理医生或大学教授之类，都是一些对电影主要情节来说微不足道的部分。我最新一部电影是《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如果在十年前主角肯定是由我来出演，这毫无疑问。但是我现在太老了，所以我只能让欧文·威尔逊（Owen Wilson）来演主角了。
我不喜欢特意创作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剧本，因为那不该是剧本创作的方式。我把最好的想法创作成剧本，但如果这剧本里不包括我自己那就太糟糕了。这个夏天我在罗马拍戏，里面也许会有我的戏份，但我现在不知道，因为剧本我还没写完。一旦我没法演跟爱情有关的角色，整件事就变得非常困难。就好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不能再演大男子汉英雄人物一样。
JB：你觉得二十年前拍得出《遭遇陌生人》这部是你二十年前就该拍摄的影片吗？
WA：拍不出不是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电影是在时间中逐渐成长的。剧本一开始它们从都是些笑料话啊，和插科打诨之类的的剧本开始，到后来就越来越以人物角色为故事中心掌控得越来越多，虽然没那么好笑了，但有了些深度，到最后变成一个略有深度得故事，虽然我牺牲了一些笑话。有时候我还尝试创作一些没有幽默段落的得严肃电影。，比如《遭遇陌生人》是我二十年前拍不出来的电影，因为二十年前我不可能有这样深入的得思考去拍摄这么一个东西。我对生命中的一切永远都很悲观，只有工作是例外。我觉得我最好的作品还没创作被拍出来，我会继续努力和探索。这也许我很傻，虽然我的乐观情绪放错了地方是愚蠢又不合时宜的乐观，但至少我的确是乐观的。
JB：一年一部电影，年复一年，你是否停下来过，回头看看你的作品是在阶段性地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旧作？还是它们一直都在进步？
WA：我觉得我一直在进步，每一年我一直都在拍我那一年想拍的东西，我后来拍摄的电影总是比我之前拍得要好。《曼哈顿》（Manhattan）和《安妮霍尔》（Annie Hall）非常受欢迎，但它们没有《赛末点》好，《赛》比那两部都要好，我觉得《午夜巴黎》会更好。《午夜巴塞罗那》（Vicky Cristina Barcelona）也比我前些年拍得电影要棒。
但这也不是一定的是反复无常的，我有了个想法一个关于电影的点子然后我想去实现它，如果我的想法不错判断是正确的，制作也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一部好电影就这样产生了它就会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也是我事业的一个进步。但如果我搞猜错了，我觉得是个好想法那个那是个好灵感但其实它不是那么回事，或者制作起来发行有问题，那么结果电影可能就不太好了不是一部好电影。但是这和电影的时间先后前后顺序无关。
JB：你最近为剧场写了一部在剧场上演的戏剧，《Sdelka》，这其中是不是有包隐含了其他你没能有实现的其它艺术抱负吗？
WA：我非常喜欢拍电影，我也曾写过一部小说，但它的效果不好所以就扔一边了我没去管它。我愿意再次喜欢写戏剧，也我会继续为《纽约客》写专栏。但我并不用强迫自己必须一年拍一部电影，拍一部电影用不着一年时间一年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是很长的。我不会像想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那样用三年和几百万美元拍一部电影，我的电影没那么宏大。
对我来说拍电影这很容易，我完成一部电影后就，然后我坐在一个房子里想其他的点子，然后我把它们整合揉到一起之后写下来。我拍电影并不需要很多钱，所以找投资并不是件难事。而且我对投资者来说是个很好的赌注，因为我做事儿快花费少。电影发行之后，成本在你意识到之前就能收回来。
所以时不时的，如果哪一部电影非常流行，比如《赛末点》，有个百万票房什么的，那么每个人都会大赚一笔很多，但是这些钱都不归我啊。
注释：
1、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年－1980年）：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思想家。
采访者：詹姆斯·贝尔（James Bell）
｜原文出处：《视与听》杂志2011年4月刊（Sight and Sound, April, 2011）
｜翻译：瑪嘉麗塔成 / 校对：小双（@迷影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