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一对国际主义者父子——一个奔波于世界各地的男人首次讲述的成长史》(三)（作者：川喜多長政）

七、父亲之死

昭和八年（1931年），我再次走访了北京。起因是一本我从某处搞来的上海“Mirrors Review”出版社于一九二〇年出版的中国人名簿。翻看以后，我发现上面有父亲在北京时所寄住的丁锦（字慕韩）将军的相关记述。丁将军在一九二〇年当时是航空部长。丁将军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将日语的军事相关书籍翻成中文，做得很好。书上除了说明他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以外，还有以下这段与我父亲相关的重要文字。

一九〇三年，冯国璋将军被任命为北京陆军大学的校长，丁将军也出任了这所学校的教官。当时，能够在这所学校里教育旗人子弟，是莫大的荣誉。一九〇五年，丁将军成为陆军部成员，受命跟随一名叫做川喜多的日本军人研究兵学。

川喜多与前大总统袁世凯有约定，已经入了中国籍，并表明有意要为中国建设强力的军队。

陆军部在袁世凯的命令下，选出了十名年轻军官来接受这个日本人的私人教学，同时也免去了他们陆军部出勤的义务。丁将军便是这十人之一。等等。

读过这些内容后，我便想要去北京拜访丁锦将军了。

每次到北京，总有种回归故乡的感觉。因为这片土地饱含着我自少年时代起的无数回忆。来到西城的丁宅，递上名片后，我便被领到了会客室。不一会儿，一位身着便服的老人出现了。他身材高挑，瘦瘦的，看起来很气派。他一见我，便说我长得像父亲，还亲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我家庭的事。他说，父亲的学生们对母亲和我们的事情都很担心，可是由于日华关系复杂，什么事也不能做。他们害怕如果主动联系的话，会给我们添更多的麻烦。我因为想要知道父亲死亡前后的情况，所以便向他询问了。

他说，父亲对十名军官进行特别教学，也就是把日军的秘密都教给了他们，当时在北京有非常反对他的日本军人。父亲很努力，毫无保留地进行教学，既然身为日本人不行，他便干脆入了中国籍，只为了建立起出色的军队来。他当时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人身危险，于是在教育十个学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更换着住处。

有一天，他的住处终于被日本宪兵探查出来了，于是几个身着中国服装的宪兵持着手枪闯入家中来。宪兵要求将父亲交出来，学生们不肯答应。而这时父亲正好出现，宪兵开枪击中了父亲的腿，随后两三名宪兵将倒下的父亲押解而去。

有消息说父亲是被带去了交民巷的日军军营，但是他们派出使者去打探了，还是一无所获。两三天后，日方公布了父亲的死讯。丁将军将这些事情全都告诉了我。

听他讲，父亲那时常常说，虽然印度支那已在外国势力之下，但日华两国应当协力驱逐之。

我还问起，父亲在中国有没有女人。他回答说有个照顾其日常生活的很好的女人。我又问道有没有孩子，因为如果有的话，我也想见见。他说没有孩子，那个女人现在也消息不明。

丁将军说，难得你来了，我把老师在北京的学生都叫来了，好好招待你。他还在东兴楼摆了酒宴。当时前来的人里，除了丁锦将军以外，还有祐威将军陆军中将李炳之、战威将军陆军中将李玉麟、章威将军陆军中将师景云、陆军中将第二师团长吴恒瓒、策城将军陆军中将张联棻、将军府将军陆军中将翟殿林诸位将军。我们拍了纪念照。李炳之将军将一把日本短刀还给了我，说是父亲生前的物品。此外，他们还给了我一张保定军官学校学生围在父亲周围拍的照片的副本。照片里，坐在父亲右边的是当时学校的监督，张治中将军。最近的新闻报道上说，张将军现在是北京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他向陈副大总统以及蒋总统的儿子蒋经国将军发出了去视察大陆的邀请。丁锦将军的女儿结婚后去了日本，在明治神宫参拜道路的对过经营一家名叫“福禄寿”的中华料理店。

我立下了自己发展的方针，作为一家公司（虽然很小）的社长，也算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所以面对这群人时我也比较轻松，这些父亲的学生们也为我能够自立门户而感到高兴。

这次的聚会成为了我这一生永远无法忘却的珍贵回忆。

八、进军大陆

东和商事所进口的故事片以优秀的艺术性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每年电影旬报社选出的十佳作品中，东和商事提供的都是最多的。

那时候，我时常会碰到一些说是东和商事影片粉丝的学生，实在是件愉快的事。

这期间，东和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又在大连安置了办事处，准备进军大陆。

我是出于本能地想要向大陆发展。似乎连大陆的阳光都适合我的体质。

由于满洲问题，日本与外国的国际关系也在日渐恶化。我每次出国旅行，朋友们总对我说，我们对你个人没什么意见，但是你的国家的政府、军部所做的事情可不好玩。

东和商事合资会社如前所述，是靠法国和德国人的外资起家的，可是由于世界政局动荡不安，外国资本投资的公司也要逐渐面对起无法想象的巨大压迫。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双方都会比较难办，所以我们相关人员经过商议后，于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将外国友人的投资全部转移到我们夫妇名上，成了纯粹的日本公司。幸好我们一早就来了这一手，想到后来的德法关系以及日法关系，真是庆幸。

我是于昭和四年（1929年）前后开始努力进行日本电影出口工作的。一开始所选择的是意想不到的沟口健二的作品。

后来，在他去世的两年前，我与他去威尼斯电影节，两人在利多岛的海岸边愉快地回忆当年往事。那部作品是酒井米子主演的《狂恋的女师匠》。我觉得他的这部纯日本感觉的作品很适合海外。

此外，我也把田中绢代主演的《永远的心》带去了德国，以《樵夫弥吉》的德文片名在柏林的莫扎特剧场上映。之后，又拜托了以剪纸动画片而闻名的洛特· 雷妮格（Lotte Reiniger）女士的丈夫卡尔·科赫（Carl Koch），将林长二郎主演的《天平时代》、沟口导演的《狂恋的女师匠》、牛原虚彦导演的《大都会：劳动篇》三部作品剪辑成了一部影片，以《Nippon①》的片名公映了。尽管投入了各种资金，也作过了努力，但结果仍以失败告终，损失惨重。这项事业在德国有S男爵的热情帮助，在日本则有城户四郎先生的支持。当时还是只有松竹、日活两家公司的时代，在出口这件事上，松竹那边很是理解，非常热心。

之后，我每年出去采购旅行，都会带上一两部日本电影的拷贝，出去试映试映，希望能做成买卖，但是总无人问津。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下决心开辟合作电影的道路，制作了日德合拍片《新土》。那是昭和十二年（1937年）的事了。我与朋友大泽善夫、桦山丑二等合作，从德国邀请了高山电影大师阿诺德·范克（Arnold Fanck）博士，以日本为舞台开始了拍摄。这是日本历史上首部真正的合拍片。与范克博士合导的是伊丹万作，但是两人从创作剧本阶段开始就一直意见不一致。

进入到拍摄阶段以后，两人意见上的分歧愈发激烈。最后实在不得已，只好分别拍摄了两个版本，伊丹版与范克版，即日本版与德国版。

漂亮的画面、主演原节子的可爱，再加上对于日本首部合拍片的好奇心，影片首先在国内就大获成功。

至于在柏林的首映，这边还派出了原节子前往宣传，而我也陪着她一起去了欧洲。

原节子在德国的人气很旺，影片的票房也非常成功，我当时想，这样一来，日本电影通往海外的门户总算是被打开了。回国途中经过了美国，在旧金山登上的浅间丸号上，我听到的第一则新闻就是卢沟桥事件。我很清楚满洲事变以后全世界对日的感情，所以直觉告诉我，这件事可不得了。这起事件如果扩大，对日本来说是致命的，必须要尽早制止这个趋势。

回到东京后，我立即去了陆军省报道部，申请以纪录片制作的名义从军。昭和十三年（1938年）九月，我们聘请铃木重吉为导演，前往了华北。我们在北京的黄城根借了房子作为办公室及住所，并展开了工作。

我暗中计划的这部《东洋和平之道》的制作意图，是向国民暗示中国的土地无限广阔，即使获得再多的胜利，敌人也不过是退却再退却，战争永远也结束不了这个事实，并唤起大众对事变不扩大的希望，然而这个愿望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国民还沉醉在战胜的喜悦中，再加上各方面的约束与限制，以及自身的顾虑，最后拍出来的东西与原来的意图完全不一样，以失败告终。不过，和中国人一起制作电影，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与经历。

柏林奥运会电影的引进与公映，是东和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我们排除了种种困难，大力宣传，获得了来自各方面的赞誉，票房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大成功。只是，在这部影片的日本公映这件事上，我感受到了一丝良心上的谴责。因为我在不知从哪儿看到的近卫公②所写的一篇东西中，看到了以下这段话：“我曾对签订三国同盟这件事非常迷茫。但是，看了《国家的节日（Festival of Nations）》③后，我了解到了德国国民完备的国力，这也成了我下定决心签订同盟的一大动机。”

九、幼稚的想法

日军所谓赫赫战果的结果，便是战线日益扩大，已占领的地区内生活着数亿中国民众。占领军当局迫切需要向这些大众提供电影以作为通俗娱乐。

当时似乎是有着许多方案的，而当地驻军最终决定了针对华南方面，在上海创办日华合办的新电影公司这一方案，为此他们来向日本电影界征求意见，希望推荐一个运营该公司的首脑。

电影界以精通中国的情况为由推举了我。我起初并不想接受这份工作。因为我很清楚，军方的方针和我的想法有着很大的出入。但是另一方面，我所担心的是，如果我不去的话总会另有人去。假如那个人对于日华关系毫无信念与理解，只是按照一部分军人的想法来行动的话，一定会导致极大的失败。这无论对日本还是中国都不是件好事。于是我试着提出了接受的条件。我当时想，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完全让我按自己的想法来经营公司的话，我去也无妨。

中支派遣军参谋高桥坦大佐特意从南京来邀请我。高桥大佐是炮兵，黄色领花的军服上佩戴着参谋肩章。他与我父亲是同样的兵种。我的脑海中也浮现出了父亲相同的模样。

大佐全盘接受了我提出的条件，所以我也答应了去上海。

如果当时来的是其他颜色领花的军人的话，也许我的上海之行就不会这么简单地解决了吧。

战时，日本人把中国人分成两类。即所谓的“亲日派”与“重庆派”。居住在日军占领地区，为讨生活而在日系机关、团体或是企业里工作的人被定性为亲日派，而生活在自由中国的人则就是所谓的重庆派。我认为像这么幼稚的想法是不可取的。我觉得那些在占领地区的日本机关里工作的人中，也有许多憎恨日本、希望日本早日战败的人。而我相信，那些生活在自由中国的人中，坚信早日实现与日本的和平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的也大有人在。

我是在“公司里的中国员工，首先都是最爱祖国中国的”这一认识与前提下经营公司的。因此，我并没有怎么将占领地区的人与自由中国的人加以区别对待。至今我仍坚信那是正确的。

十、跨越国境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军方命令我立即停止美国电影的放映。我表示那是不可能的，没有同意。上海的一流电影院全部都在上映着美国电影。如果禁止了美国电影，那就没什么可上映的了。即使上映中国电影，甚或是上映日本电影，也不会有人来看的。这么做毫无意义。

我以“我这么做，与军方在用福特与雪佛兰作为军用车是一样的”为理由，毅然继续上映美国电影。当然，宣传之类的都免去了。

我在上海最重要的工作是制作中国电影，为在占领下生活的近三亿中国大众提供娱乐。这件事情即使你再有才能，日本人也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就去求见了中国第一的制片人张善琨，希望他与我合作。

在上海生活已久的他一直以来都与英、美、法国人比较亲近，从没跟日本人打过交道，是个有着排日感情的人。卢沟桥以后，他那座位于法租界的制片厂制作了《木兰从军》等片，为中国民众所喜爱。他在这部影片中所着眼的，无非就是讴歌抗日精神。就是这样一个人，经过与我的十几次会谈以后，终于下决心跟我合作了。因为在我们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超越理论、劝说、利害关系等的人性的情感联系，它加深了我们相互的理解、稳固了我们之间的信赖、让我们拥有了共同的理想与梦想。

中华电影时代，张善琨和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日本战败那年的春天，重庆那边派了使者来买片子，说是也想在内地上映我们在上海所制作的电影。因为我们在上海制作的电影没有政治色彩，而主题歌什么的在重庆方面也已经很流行了，所以在自由中国上映也没什么影响。我把以张善琨为首的中国一流电影人中的大部分都留在了上海，现在这件事情使他们的立场也得以确保，对此我非常高兴，还豪言壮语地称“全面和平是从电影界开始的”，颇为得意。张善琨也高兴得不得了。

然而，张善琨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拘禁时，也让我为难不已。起因是重庆方面的上海地下工作总部被日军查抄时，发现了许多中华电影所制作的影片的剧本，由此也明白了张善琨与地下政府有关系。由于是在复杂的占领地区所上映的影片，张善琨除了日军与南京政府以外，也顺便将自己制作的影片剧本送交重庆的地下政府审查。我是知道这一事实的，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反对的理由，所以一直默许着。

日本宪兵发现后大为惊讶将其逮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在我的辩解与疏通下，最后总算把他给放了出来，总共被关了二十九天。有一件事挺对不住张善琨的。他是有名的美食家，所以夫人童月娟女士每天都要送两回五菜一汤去。有一天，夫人来找我，说她辛辛苦苦送去的饭菜，这两三天都被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她希望我去看看，也许是身体不好。我赶紧去一打听，才真相大白。原来跟他关系很好的一个女演员也送来了同样的五菜一汤豪华便当，即便像他这样的大吃客，十菜两汤也是解决不掉的。当时我还帮着他给夫人编了个借口，日后三人聊起这件事，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由于我的思想与行动并不配合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再加上对于我扼制日本员工而过于优待中国员工的责难，军方有一部分人计划想让我回日本去。张善琨和手下的中国职员们听说了这个传闻后，便表示如果川喜多回了日本，他们就也去重庆。他们将自己的意思通过南京政府传达给了日本军部。由于这个原因，我的遣返就被中止了。中方对我的信任令我十分感动，同时我也深切地感到对他们前途的责任重大。

战争结束的几个月前，张善琨和夫人给我留下一封信后，便逃去了重庆。与其说逃，倒不如说是回去了。不过这件事也让我在一直所担心的中国员工们的战后问题上，感觉到有了解决的希望，总算是松了口气。在他去了重庆以后，我仍然让公司将每个月的薪水送到他在上海的家中。战后，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对于这件事非常感谢。

当时在上海，我一直都有着随时随地被枪杀的心理准备。也曾想象着自己被张善琨以及其他中国友人们守护着下葬的情景。然而日本虽然战败了，我却也安然活着回到了祖国。张善琨在战后深受祖国巨变之苦，后来落脚香港，终于再次回归电影界，这次是他跑来日本找我帮忙了。他在东京采用日本的天然色（即彩色）摄影技术制作华语电影，并发行到香港、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获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

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秋天，他带着剧组来到了东京。翌年的正月七日早上，他的夫人童月娟女士打来电话，说丈夫急病，希望我马上赶过去。他平日里很健康，所以我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便急着赶去旅馆，见他正在拼命挣扎，说胸口痛。由于正月休假刚刚结束，我联络不到熟悉的医生。虽然叫来附近的医生进行了注射等应急措施，但毫无效果。由于心脏病突发，他扶着我的肩头停止了呼吸。

我做梦都没想到，战争中在上海一直想象着的自己的样子，会在和平后的东京，在张善琨身上见到。我在东京为其举行了日本的友人葬礼，香港的公葬我也出席了。回忆起上海时代患难与共的日子，我心中悲痛不已。他是一个与我缘分很深的好朋友。

战争结束那年的春天，日军得知了梅兰芳当时隐居在上海。由于战局日渐不利，日军当局担心民心无时无刻不会叛离，为此也伤透脑筋。为了挽回人气以及掌握大众心理，他们便计划想请梅兰芳在大剧场演出，大力宣传，进行盛大的公演。我被委托去与梅兰芳进行交涉。我年轻时曾在帝剧（帝国剧场）看过他的《天女散花》，非常感动，在北京时，也曾付了对学生来说非常高昂的入场费去看过他的戏。我在与他很熟的张善琨的陪同下，三人进行了一次会谈。他的胡子乱糟糟的，在那些看惯他演美女的人眼中，显得更为苍老，非常凄惨。我向他传达了军方的意思。他说道：“感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您也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了，而且我最重要的嗓子也彻底毁掉了。我很惭愧，没法在人前唱戏了。”我很理解他的心境，于是说了声：“好了，好了，明白了”就告辞了。随后我向军方报告道：“梅兰芳已经是个糟老头子了，不行了。他的嗓子也哑了，让那样的人演出会闹笑话的，反倒成了军方的耻辱。”战争结束后不久，梅兰芳在北京的剧场唱出了他的第一声，久违的美妙声音令大众痴醉，而其在战争时的爱国行为也被人赞美不已。

注释：
①“日本”的日文发音之一。
②即近卫文麿，曾任日本首相，是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缔结者之一。详见维基百科
③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纪录片，由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