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西尔万·乔治（Sylvain George）的前作《昏夜——野叶》（The Obscure Night – Feuillets sauvages，2022年）在洛迦诺电影节 “Fuori concorso “单元展出后，续作《昏夜——告别此地，以及任何地方》（Obscure Night – Goodbye Here, Anywhere）入选2023年洛迦诺国际竞赛单元，再次聚焦欧洲的移民政策。电影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海外属地梅利利亚拍摄，那是一个有着深厚殖民历史的地方，如今正见证着后殖民时期的移民悲歌。
《昏夜——野叶》主要探讨成年男子的生活，而《昏夜——告别此地，以及任何地方》则将视角转向未成年人，这些孩子主要是男孩，他们在梅利利亚的街道上穿梭潜行、无处可栖，身旁没有成年人的陪伴，像城市的影子一样，在城市居民的眼里几乎是透明无形的。他们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在外人看来似乎毫无规则可言；西尔万·乔治的镜头放手让他们的日常生活节奏主导影像的节奏，跟他们一起结伴寻找食物，找出偷偷藏在草丛里的平底锅和香料、一起做饭，然后光秃秃的地面上一条细小的河流里清洗餐具。扛著摄像机的西尔万-乔治也跟他们一起在漆黑的夜晚奔跑，一边躲避边境警察的搜查、一边试图寻找空档、尝试一切可能穿越边境的办法。这群孩子们跟同伴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口耳相传著那些成功穿越边境的传奇故事，希望自己不久也能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他们也争执、吵闹，有时也爆发肢体冲突。这些成长的经历根据的全是残酷的丛林法则，年龄稍大一些的几个身强力壮的孩子掌握了小团体的绝对话语权和决定权，而年纪小的孩子则必须抱团取暖，依附在其他人的羽翼之下；他们组成了看上去类似家庭的组织，不过阶级高下是简单粗暴地由年龄和强弱所决定的。当兴致来时，他们也跟彼此分享来到梅利利亚之前的生活，就像回忆起他们的前世的故事一样，而他们的现世中挑战后殖民时期国族边界的面孔，与梅利利亚宏伟的历史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
《昏夜——告别此地，以及任何地方》由西尔万·乔治执导、编剧、拍摄和剪辑，是一个电影人用耐心堆砌的作品，他平视这群往往不被待见的孩子，与他们并肩同行、一起跨越铁丝网，分享他们经历的破碎片段和大段大段的长时间，对他们的希望和绝望都无区别地感同身受。与此同时，他的黑白纪录影像有著深邃的美感，用远镜头关照边境警察和孩子的相对位置，而特写则专注于映照出他们的心理活动，空间纵深感突出周围的黑，镜头语言也成为另一个希冀前往美好西方世界的孩子。在洛迦诺电影节上，西尔万·乔治在专访中用深富哲理的语言阐释电影的制作。
陈韵华（以下简称“CYH”）：您之前提到这部电影对您非常重要，怎么说呢？
西尔万·乔治（Sylvain George，以下简称“SG”）：这是自我开始拍电影以来就一直想拍摄的连贯主题，关于欧洲的移民政策。我的第一步是试图了解这些政策在当地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些政策在欧洲不同地区的真实结果。2007 年至 2010 年期间，我在法国北部一个叫加莱的地方开始了我的工作，拍摄了两部长片，而这部电影是那个工作的延续，是在 2011 年之后开始创作的。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制片花了五年，拍摄和剪辑又花了五年。我想试图了解梅利利亚这个小镇下的移民政策，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镇，是西班牙在摩洛哥的最后一块殖民地，也是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地。这个小镇的特殊性在于它位于西班牙和摩洛哥的交界处，也就是欧洲和非洲的交界处。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许多试图通过非法途径抵达欧洲的人；因为对于移民的签证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许多来自马格里布的人试图翻越围栏，先到梅利利亚，然后再前往西班牙和法国。
这个小镇上的人们常说他们是在与“野蛮人”作战，然而，现在新的野蛮人是欧洲人。“野蛮人“的概念也是他们过往生活的核心，因为这个小镇自 16 世纪以来就是殖民地。这是一个过去和现在之间交织著千丝万缕的小镇，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殖民时期政策和后殖民时期的政策，如果你跟著这群孩子们的脚步，就会看得非常清楚。在第一部中，我介绍了这个地方，并试著跟随 12 至 18 岁的年轻人；第二部的重点则是未成年人，那些 10-13 岁的儿童，跟著他们的脚步走就可以发现一些现实的问题，关于梅利利亚的政策是什么，而政策的后果就是看著这群孩子越过围栏、流落街头。与此同时，你还能看到过去的影子，那里有一些雕像和碑文介绍了该镇的殖民历史，这些也都与当前的政策息息相关。我对这些都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并不只是想示威游行，我想了解的是这些政策及其后果。
这些年轻孩子都烧了自己的身份证明，因为如果身份证明被发现的话，他们就会被遣送回国；与此同时，海水温度正在升高，所以海水也是另一种“在燃烧“，因为世界的主导者正在焚烧海洋。这里有很多隐喻，这些孩子提出了很多想法，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学习和了解他们种种姿态的深刻含义，他们所提出的世界理念并不是我们这个理所当然地剥削自然的世界。在电影中，我试图发现一些现实，并对主流的表现手法进行解构，也试图展现一些新的现实。也许 “新野蛮人 “并不是人们通常所指的那些人，而是在欧洲那些做出政治决定的人。当然，电影不是以说教的方式，我拍的不是政令宣传片，我的想法是通过影像、通过拍摄行为来理解他们、呈现他们，与他们一起学习很多东西，试图通过手势和声音之美来表现他们，这样做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某些正在丑化这个群体的表现形式。
CYH：你的摄像机与这群孩子距离很近，可是同时画面又拍得很美。能谈谈你的拍摄过程吗？
SG：我的相机非常小，我的想法是，需要有一个好的工具，将其转化为一种审美立场，所以我想用一个小巧的好相机和他们待在一起，我必须跟他们自我介绍，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必须和他们待在一起，为什么拍摄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很重要，也解释我想做的不是《国家地理杂志》，不是 YouTube，也不是电视节目。我很努力去跟他们介绍自己，因为我的目的是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一起了解这些政策的后果。因此，我的电影不是关于童年、儿童和移民，我不想将人的类别本质化，我想了解的是政策是如何运作的，如何改变现实、身体和个人的故事，以及人们如何能够从而做出反应、提出建议。我认为这些孩子不是客体，也不是受害者，我认为他们是政治和诗意的主体。这是一种经验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我的经验，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下进行对话、相互学习。当我介绍完我自己之后，有些人愿意接受拍摄，有些人则不愿意，另外有些人很想被记录下来，而我却没有多拍摄他们。当他们了解你的为人，看到你的反应，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拍摄。
有时我会和他们一起跳过铁丝网，尤其是在第一部。我也花时间与他们一起讨论，与他们建立关系。时间是关键，你给别人时间，别人也会给你时间，影片就是这样一步步完成的。一开始，我并没有打算制作一部长片，而现在，两部加起来共有 7.5 个小时。这两部都是独立的，但它们之间有很多对话、主题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步步地感受到了参与其中、运用主题的深刻必要性，因为电影形式是一步一步形成的，所以我决定将其分为两部。
影片一开始，我们和一群人在一起，后来逐渐有两个人出现在电影的中心。我们用了不同的片段照见他们的现实，表现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中间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绝不是相同的画面。后来出现了更多的特写镜头，呈现他们在相互讨论中讲述想要离开故乡的原因，他们一起看了一些视频剪辑，听了一些音乐，这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用歌曲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而这些歌曲也讨论了摩洛哥的政党等等。这是他们一种分散注意力、远离现实的方式。
CYH：他们的生活常以片段、碎片化的插叙的方式呈现，但是纪录片整体又是一段长时间的过程。您如何看待影片中的电影时间？
SG：黑与白、碎片化片段、渲染影像、影像速度的变化（有时是正常速度，有时是慢动作）、其他技术方面，这些都共同创造了非线性的时间线，而并非为电影叙事而服务的时间线。时间是一种建构，过去与现在在时间里相遇，殖民时代的过去与后殖民时代的现在相遇。这是时间的汇流，从过去到现在，梅利利亚有着不同层次的现实，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些过去的痕迹。在第一部中，我创造了一个地方的场景，在第二部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小河边准备晚餐，这是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的对话；第一部中你看到的是地点，第二部里你则看到了行动。创作一部电影并调动一些主题来诠释不同时间的交汇是非常有趣的。为了打破线性的概念，我使用了片段的概念，它们具有循环性，是美学上的循环，同时也具有政治意义。这个概念显示了存在的多孔性，存在不可能是封闭的，因为存在关乎开放和交流。
我不想拍摄一部关于政治话语的电影，也不想对人们说教。作为一个人，我的目的是定义和重新定义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我们如何面对生命里同时有著绝对的美好和绝对的不堪呢？我们如何在现实的某些方面完全糟糕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生活呢？你可以视而不见，你可以接受，你可以同意，你可以无动于衷——这都是你的选择，尝试以一种可塑的方式对系统进行视觉上的批判是很有趣的，或者，通过图像提出一些存在的新的可能性，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性。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些孩子可以提出一些建议，他们不是受害者。通过他们的举动和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也许他们有很多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