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奥菲尔斯:拍摄最后一天

没有所谓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但不足以成为一天。没有结束语,没有最后的高潮,没有盖棺定论,没有指挥棒搁在乐谱架上:电影就这么解散了,消失在尘埃中。

几天以来,尽是四处分散的感觉。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四个月前,他们这些人在签合同的时候,会浪费一个小时来证明他们是多么不可或缺,而现在,他们像变了个人似得,不断向你证明他们的无能。他们想要离开。他们也许马上就要进下周开拍的剧组。“您看啊,您也知道我一直都很认真,但您应该只需要一个场记就行了。艾娃能做得和我一样好…再加上法国工会…我已经打过电话…那边已经同意了,让一个德国女孩做这件事…是的,我理解…抱歉,我有一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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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蒙特斯》剧照 | 来自网络

从其他城市、其他公司、其他大洲发来的电报,就像战争最后一天时,在你背上捅上几把刀。

这个女明星有一封电报,那个女明星有两封,连美术师、他的助手、摄像师、服装师都有……我无意间把手放进其中一个口袋,却惊讶地发现,我连一封电报都没有。

莫里哀(Molière)就能够处理地很妙。他是一个个性很难相处的剧团负责人,专制又独裁。那个时候,还没有电报,没有其他的电影,根本就没有电影。而我们这些人却对此无能为力:罪魁祸首,就是所谓的利益竞赛,那条通向成功的阶梯之路。当然,那些逃兵也是很可悲的逃兵。他们很敏感,当他们满怀才情时,就像那“过誉”的录音机的震动膜片一样,在开始之前,已经嗅到了片场的空气,预感到了等待他们的命运。

突然,我们发现了在背景墙后那堵黑乎乎的墙;突然那顶假发也不如上周四贴合地那么好了;靴子上的扣子也坏了,剧本里的一页纸也不知何时掉了;似乎台灯的灯光都不如之前亮了;餐厅里的服务员把账单给我,让我结账;理发师问我要签名,并说道,“不是给我自己要的,是给我的女儿,她收集所有艺术家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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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蒙特斯》剧照 | 来自网络

在我身后,有人窃窃私语“我要去英国。在法国南部,人太多了,每顿饭我只花500法郎!”我装作我只能听到一个方向传来的话:“皮埃尔,我求你了,再一次,再用力一些。”这仅仅是为了屏蔽艾瑞妮谈论她的假期……

“那些在假期开始之前,就想着假期的人,是不可能来我的剧场度假(工作)的。”一个剧场老板告诉我。在他看来,我表现地还很稚嫩。但实际上,他拥有的只是个外省的小剧场,没有什么电影。此外,剧场老板还有额外的补助。

制片人们可不是这样。他们喜欢放假。当人们注意到结束时,他们会微笑。他们笑着说“终于!”他们就这样微笑着。在影片开拍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会持续多久——他们露出了开拍的笑容。按照计算,在拍摄进行到后半部分时,他们的好心情就没了。他们丢失了河流的视野,尤其是影片拍摄通常会比预期的时间拖得更久,他们就不得不在更大的海里游泳,他们面前没有海岸,只能将将看到海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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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蒙特斯》剧照 | 来自网络

我理解他们。在我们这个年代,时间意味着大量的金钱。尤其在如今的萧条时代,做商人甚至有种英雄主义的味道。股票操盘和社会救济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拍摄最后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停战的标志。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向一家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老板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您更偏爱编剧呢?您不喜欢导演吗?”他答道,“编剧在那儿,意味着产出了一个故事,而导演开始工作,意味着一张预算表。”如果我是一个商人,我是不会做制片人的。只有艺术家才会尝试这个职业。当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噩梦袭来,我们不再像只有艺术梦想时那么轻松。不切实际又轻盈的想法,却恰好可以用来克服困难。在拍摄最后一天,我和制片人和解了。

拍摄的最后一天,就像最后一次,灯光熄灭了的样子。在重新变得空荡荡的片场,我和三个演员成为了朋友。“那些美好又艰难的时刻,我们都熬过来了,”其中一个说。“多么美好的经历——可惜没有落幕!我们把背景墙砸了,当做落幕吧!”几分钟之后,我们把手当做斧头,开始徒手敲打着石膏墙。那是1930年。到了1955年,我顶着秃头,和头上稀疏的几根白发,我都不敢相信我曾经是如此的疯狂!不管怎样,我当时高兴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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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蒙特斯》剧照 | 来自网络

今天早晨,我起得很早,我还想再去一次那个荒废了的“竞技场”。那儿有些奇怪的人。我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影:在我看来,是坚实的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同制作室老板商量,想使用并改造我的布置。不管怎样,那些想要重新继续我的梦想,并灌以他们自己想法的人,背脊都是坚实的。我想,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

如今,我是那么自由,我只知道着手去做。就在我们要收工的晚上,我把眼镜弄丢了,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吧。我想要去眼镜店再配一副。这时,我亲爱的制片人却帮我找回了。那我下午应该干嘛呢?

拍摄的最后一天,应当在悲伤的氛围中度过。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道“如果没有拍摄最后一天,哪来下一次的开工第一天呢!”

原文发表于《电影手册》1956年5月第59期

Max Ophüls

德国著名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