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裔加拿大导演席琳·宋的电影长片首作《过往人生》（Past Lives）真情实感地探索生命中未行之路和一股神秘的因果力量，像是今生金世感受到的过往人生痕迹。电影中韩裔加拿大的剧作家诺拉（格丽塔·李饰）十二岁时随艺术家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后来搬到纽约写作、结婚。她的青梅竹马Hae Sung（刘台午饰）则遵循南韩社会推崇的传统的人生轨迹，大学毕业后服兵役，一直与父母同住，努力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和婚姻市场找寻一席之地。诺拉和Hae Sung在分别十二年后通过社群媒体重逢，重新认识已经成人的彼此，但难以逾越的现实距离终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鸿沟，他们又退回到各自生活的轨道。另一个十二年过去之后，Hae Sung再次去纽约看望婚姻幸福的诺拉，他们的重逢融合了惊讶、难以置信、欣慰和喜悦等真实情感，这场戏也是导演有意为之下安排这两名演员的首次相见。
《过往人生》非常个人，也同时极富普世性；既是一部讲述两个人之间从童年延续到成人的深厚情谊的浪漫电影，也是一部反耽溺、近乎于反浪漫主义的电影，用成熟、清醒的自觉眼光，一方面承认抛弃一部分过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重新挖掘和接受这些被埋葬的片段。沙比尔·基什内尔（Shabier Kirchner）镜头下的纽约充满真实的生活气息，克里斯托弗·贝尔（Christopher Bear）和丹尼尔·罗森（Daniel Rossen）创作的后印象派、新浪漫主义配乐（他们也是《蓝色情人节》（2010 ）的配乐作曲人）让脆弱和纯洁并存，水晶般清澈的音质下巧妙交织天真与深邃之间的复杂，其五声音阶让人联想到克劳德·德布西的音乐和宫崎骏的动画片，巧妙使用了弦乐器的长音为其增色。
导演席琳·宋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Karlovy Va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谈论她通过电影手法讲述故事的方式、纽约作为电影拍摄地点，和贯穿电影的“因缘”。
陈韵华（以下简称“陈”）：Hae Sung在他们人生三个不同阶段里问了诺拉，她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奖，而诺拉给出了三个不同的答案。这是为了影片结构上的三个转折点而设计的吗？
席琳·宋（以下简称“宋”）：奖项是年幼的诺拉真正相信的东西，Hae Sung在她人生的不同阶段里问她：“你现在想赢得什么奖项”，其实也提醒着她曾经是这样的小女孩，这是他想要牢牢抓住的东西，感觉就像是“这就是我认识的她 “一样。诺拉的回答随着电影的推进而不断变化，第一次她说： “我想赢”，而第二次，当他们两个人重新取得联系时，她的回答就有点像：“我不想告诉任何人，但这就是我想要赢的”。当她真正成年后回答的第一句话却是： “我最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其实是在说，诺拉通过这种方式长大了，而Hae Sung还定格在记忆中的那个小女孩身上，是他一直希望诺拉再次确认自己仍然是当年那个女孩。我认为诺拉的抗拒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说：”我不确定”。一直到他们在酒吧的那场戏里，诺拉才说，其实，那个女孩是真实存在的，我现在是个成年女性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女孩就不在了。我认为这部电影真正讲述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矛盾，我们作为成年人在这里非常严肃地、专业地谈论着一些事情，但是我也知道，我们每个人也都曾经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有时候这一面会显现出来。我以前听过这样一句话：“有一部分的自己会在当我们和父母在一起时出现”，大家都有突然变回那个孩子的经验。那么，哪一面是真实的自己呢？是成年的专业人士做著正经工作，还是那个抱怨着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的孩子？每个人的存在其实是两者兼而有之，甚至是从这一点到那一点的全部。对我来说，诺拉是那个 “我要赢 “的女孩，同时，她也是生活在纽约的成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有着现实的期望。这就是他们之间推拉对话的意义所在，虽然在最后一幕中，她骨子里仍然是那个 十二岁的孩子，但她对生命中优先次序的排列一直在变化。
陈：您是如何塑造这样一个复杂而多面的独立亚洲女性角色的？
宋：我试图塑造的角色一般都是对自身存在感到万分兴奋的人物，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一种不道歉的态度。这其实是女性的通病，当然也是非白人女性的通病，常常有一种感觉：心中存有渴望是很个人、自私的事吗？这样的渴望是否会让她们变得难以被爱呢？诺拉是一个诚实面对自己的渴望的人，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Hae Sung或亚瑟都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他们想要的东西并不会对彼此造成伤害，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大打出手、拳脚相加。他们会像其他成年人一样想要一些东西，而且不会为此而道歉。我认为诺拉就是这样的人，她不会为选择在纽约生活、选择剧作家的生活、追求梦想而道歉，这正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所在；关于选择自己。我们很容易在脑中想著，她会选择哪个男人呢？但事实上，她会选择自己，两个男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也因此而爱著她。
陈：电影中的人物与他们生活的城市的关系都十分紧密，为什么妳选择在纽约拍摄电影中最重要的一些场景呢？
宋：有一种城市是我们跟著导游看到的，有一种城市是你作为一个生活在那里的人而看到的，而那正是我想拍摄纽约的方式。已经有很多用无人机、直升机拍摄纽约的电影，或者把纽约拍得非常光鲜亮丽之类的，但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纽约的人来说，有些地方是存在于明信片上的，而有些地方是你每天都会走过的。我感兴趣的是找到一些让我这个生活在纽约的人感觉真实的东西，就像纽约给我的感觉一样。例如，我希望电影中出现自由女神像，因为Hae Sung是游客，而诺拉是移民。对纽约人来说，自由女神像并不浪漫，而对于游客和移民来说，自由女神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是个宏伟而神奇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需要去自由女神像。但是，我不想用无人机拍摄或者拍摄出壮观的样子，我想要在船上拍摄，这样会有点像是你真的去看自由女神时的感受。令人惊叹的是，这是一个庞然大物，而当你从船上看到它时，它总是在移动著。我自己是个移民，对我来说，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因为它是移民的象征，这是很浪漫的想法；当第一批移民抵达纽约时，人们还没有明信片可以看到自由女神，没有人知道纽约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是坐船去的，就像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在欢迎我们来到这座城市。这部电影的工作人员都是纽约人，他们跟我说：“我们为什么要拍自由女神像？太蠢了吧。“当我们真正上了船，接近自由女神像时，他们才觉得，哇，这真的很酷。
陈：电影上映后，人们经常谈论电影里的 “因缘 “这个概念……
宋：这不仅仅是韩国的概念，这其实是一个东方哲学概念，存在于中国、印度、日本，我想泰国也有一个词叫 “因缘”。在东方哲学中，命运不是你想去企及的事，命运是降临在你身上的事。因缘指的是那些走进你生活的人，这是一个很日常的概念，在韩国，每天都会有人提到 “因缘”。人们会用它当做接近别人的借口，人们会说，“天哪，我们坐到一起，这太疯狂了，一定是因缘，能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你可以这样用在轻松的状态，你也可以更有分量地使用这个词，意味着我们在前世就认识，我们不期而遇，相识多次，现在又坐在了一起，这实际上是宇宙间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可以是那个在餐厅里给你倒水的人，也可以是你的人生伴侣，一种更深层次的 “因缘”，你可能在前世更了解这个人。但这些都是 “因缘”，让我们的每一次联系、每一次相遇都变得非常特别和有意义，也让我们想用更好的方式对待对方。
陈：你是否觉得诺拉长大的过程也是一个慢慢接受现实的过程？
宋：我认为你所接受的事物的一部分就是你在生活中所做决定的后果，我相信古希腊的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正如 Hae Sung 所说，对我来说，你是一个离开的人。我觉得接受也是一种认可，Hae Sung重新出现在诺拉的生活，就是让她去面对那个曾经存在的小女孩。诺拉其实已经忘记了那个小女孩，她以为那个女孩已经不在了、留在了韩国，而当Hae Sung来寻找那个女孩时，诺拉自己也能认可那个女孩了。
我用三次告别来谈论这部电影：两次糟糕的告别和一次美好的告别。第一次告别是他们小时候简单地说了“再见”，他们当时还太小，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说再见。他们第二次说再见时是一种互相伤害，他们之间虽然有可能发生点什么，但遥远的距离让这一切变得不可能，所以他们伤害了彼此，这也是一次糟糕的告别。最后的告别是好的告别，因为他们终于得到了欠了彼此二十四年的告别，这就是为什么电影在闪回童年的那一刻是在黑暗中，我想暗示的是，这两个孩子已经在那个角落里等待了 24 年，只有当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道别时，电影才能结束，这也是诺拉可以哭着允许自己与当时那个小女孩道别的时候。这是Hae Sung送给她的礼物，让她可以在回家的路上想着那个她原本以为并不重要的小女孩，可以好好地和这个女孩道别、为她悲伤。
陈：这部电影的开端是一个你自己坚信的故事，为什么选择电影作为这个故事的艺术媒介？
宋：这个故事跨越了几十年，横跨了几大洲，电影中的地点、他们生活的城市，都是故事的一部分。我希望这些城市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Hae Sung在首尔的时候，我希望那里的声音、色彩、城市都与纽约不同，而电影里纽约的声音和外观都与首尔不同。他们的生活空间如此不同，这就是他们不能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也是让他们分开的原因。
对我来说，地点非常重要，所以我需要电影这个媒介。在戏剧中，空间是象征性的，但在电影中，空间必须是真实的。另一个我需要的元素是老去的过程，我需要角色适当地衰老。在戏剧中，你可以让一个 40 岁的女人扮演一个 12 岁的孩子，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在电影中却完全不行。我希望角色的年纪这是真实的，因为我想通过时间来感受衰老，一个成年男子与我们在影片开头看到的小男孩相比，看起来是很不同的。也因此，与其他形式的叙事相比，电影叙事更适合讲述这些内容。
陈：这部电影也是关于人生中“未行之路”……
宋：也许我们真的有前世，也许我们没有，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就是我们有时会出现的感受，有时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会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很容易就能交谈起来，就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十年一样，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我们在前世就相识。我不记得我的前世，但我记得我今生的前世，有时就在六个月前，还存在着另一个我。我也经常想到，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这个故事只是我心中的一个秘密，而现在，这部电影已经公之于众，感觉就像一个新的生命。
陈：拍摄这部电影是不是感觉像是与全世界分享最私密的故事呢？你对浪漫电影的理解是什么？
宋：这部电影当然是从一个私密的主观场域开始的，这是我构建它的方式。但当我把它变成一个物体时，主观体验就被客观化了。首先，我将体验客观化为剧本，然后，我必须将剧本、客体转化为电影。在我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无论主观感受对这个过程有什么影响，都变成了我需要拍摄的一部电影，所以我最终只专注于电影制作本身。过程中最私密、最个人化的事情是我发现自己是个电影人，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我当剧作家当了那么久都不知道我是个电影人，拍摄期间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觉得，能拍电影我太开心了，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非常棒的浪漫电影是《远离尘嚣》（2015），我喜欢这本书，也喜欢凯瑞-穆里根的版本，我喜欢的原因同样也是因为她选择了自己。在她选择自己的过程中，男人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想避免的是任何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爱情故事，把选择伴侣视为一种获取。比如，根据我有多性感来决定我可以得到的最性感的男人是谁，这样实际上不是关于爱情，而是关于获取，这就是个市场。我认为爱情不是一笔想要去得到的交易，相反地，爱是你要付出的东西，朋友之间有爱，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有爱，生活中还有其他种类的爱，这些爱对于幸福生活都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