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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导演马克·费杜斯专访

前言: 马克·费杜斯(Marc Fitoussi)在中国完全不算是有名的法国导演,仅有的一些名气也是因为多次和伊莎贝尔·于佩尔和桑德琳娜·基贝兰这样的女神合作。 在香港这样一个讲求“秩序”、“咖位”的地方,我和马克·费杜斯的采访安排在了早晨九点半,在传媒中心,而不是通常安排的洲际酒店。就这样,马克一身破旧的T恤,来到了采访地点。他看起来心情很好,我们从女演员聊到了他的类型限制,再从他喜欢的法国导演聊到了他所了解的亚洲导演,到最后越聊越欢,我发现马克是一个八卦型的导演…… 迷影网:您在之前的作品中与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桑德琳娜·基贝兰(Sandrine Kiberlain)这两位女演员合作无间,而且在最新的电影《妈妈错了》(Maman a tort,2016)中,又与非常年轻的小演员珍妮·嘉丝(Jeanne Jestin)合作,这样看来,您好像特别倚重女演员? 马克:的确是的。因为这是我第五部电影,其中有些现象就会重复出现,然后慢慢好像就形成了我的风格。确实我现在习惯拍摄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以女性为主角的话,电影的想象空间更大,总之,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浮想联翩,不拘一格。而以男性为主角,就会变得更加审慎节制,有所顾忌。也确实我会和演员们合作很多次,和伊莎贝尔·于佩尔合作两次,和桑德琳娜·基贝兰也合作两次。而且,我需要的女性角色,其行为方式要像个青少年一样,比如伊莎贝尔·于佩尔在《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2010)中饰演的母亲,完全就像个小孩一样,好像比她的女儿还小,还不成熟;同样,桑德琳娜在 《宝莲侦探》(Pauline Détective,2012)中饰演一个侦探,在一家酒店里做调查,其行为也是非常不成熟。自然这一次,在新一部电影中,我选了一个真正的青少年,而不是一个像青少年的女演员。珍妮在拍摄时只有13岁,在她身上,我觉得和其他两位女演员有着相似之处。另外,在我的下一步计划中,珍妮将饰演儿时的桑德琳娜。 迷影网:有人说,凡是伊莎贝尔·于佩尔出演的电影,她不仅仅是个演员,还是电影的作者。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马克:不,不,这不是真的。这个说法很可笑。在我新的剧本中,我再一次和于佩尔合作,确实她会把剧本返给我,让我做一点修改,但是这只是对剧本的总体看法,对角色的一些想法,怎样把让角色更形象化,但她并不是必须要做这些事情。于佩尔好像在业界给人一种什么都要介入的印象。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导演和这样的演员合作是感觉最舒服的,她工作非常努力、用功,充满好奇心。于佩尔在演艺圈也很多年了,她的戏路可能会开始受阻,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她好像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演技如火纯青。除此之外,她身上带着一些特质,我们创造一个角色,然后她作为演员,常会带来惊喜,甚至会把角色重造一次。但是因为这是我想象出来的东西,所以有时我并不是希望在拍摄时看到她的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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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戈米斯:打造一片相遇交织的天地

继获得2017柏林银熊奖之后,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注1)把最佳影片奖颁发给阿兰·戈米斯(Alain Gomis),这泛非电影节二次将此奖颁发给阿兰·戈米斯。可谓光彩溢放,预示着阿兰·戈米斯迈向了更新的一层阶梯。 《菲丽希缇》 (Félicité,2017)出世后,这位法裔-祖籍几内亚比绍的塞内加尔人导演阿兰·戈米斯在非洲电影界的领军地位确立无疑。 阿兰·戈米斯的四部长篇, 《浪子回头妙事多》(L’Afrance,2001), 《Andalucia》(2007),《今日》(Aujourd’hui,2012),《菲丽希缇》标志着他绽放的导演才华,也昭显了他更崇高的抱负。芭芭拉音乐中心,位于巴黎18区的古得多(Goutte d’or),一个贫困且多民族混杂的地方,在这里我采访到了阿兰·戈米斯,他在巴黎时一般都会住在这里。45岁,定居于达喀尔,他不疾不徐地构建自己生存与工作的方式,深深根植属于他的那方土地,接受异彩多样的影响和经验,也关注其他类型的艺术,并投身于帮助未来年轻的一代。 您的每部电影都让我感觉到了移动和延展的地方。您能谈谈拍摄《今日》到《菲丽希缇》这两部电影之间的过程吗? 这中间发生了不少的事情。首先,我觉得在《今日》里缺少描绘现代城市的笔触,尤其是非洲的城市,或者说,是现代城镇的状态。我想重新讨论这些东西。以更接近人物经历的方式。《今日》的故事发生在达喀尔,更确切地说是在人物的头脑里。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头脑,把目光贴近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事不宜迟,关于拍摄《菲丽希缇》这部电影的想法大抵就是如此产生的。 再一点就是,《今日》的故事是围绕男性而展开的,其中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女性,她们两个的事例让我非常想进一步去了解她们。因此,这一次,我不仅仅想把故事的主角定为女性,还想知道为什么与男性演员一起拍摄和与女性演员一起拍摄绝对不是一回事。最后,我之前所有的电影都是从单一内在的主人公视角出发,这次我想挑战不同的视角,甚至是模糊飘荡的视角,从主角到配角,或者从这个客体到那个客体,或者有时从单一片断的内部视角出发。我不想引导观众的看法,只是给观众呈现各种可能,在这个或那个人身上找到一些共同点。 拍摄这部电影的所有这些想法是怎么形成呢? 我尝试去拍一部极简单的故事,就像一根铁丝,光秃秃地裸露在外,却能让我在制作电影时补充电影的血肉。我在拍摄完《今日》的时候达到了这一点,就在电影当即诞生的那一刻。这次我想整个拍摄过程都是那样。我很清楚连接每个重要时刻的节点,但是我完全放任这些节点让它们自由存在。在一个几乎陌生的国度拍摄,从这方面帮助了我不少。 您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不会在塞内加尔拍摄吗? 不是的,我写的故事都是从我知道的人、地方和行为汲取的灵感。女性的形象、母子关系以及截肢这个情节都是来自于我非常熟悉的人或者事件。当然,也有其他的灵感来源,比如妮娜·西蒙(N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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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奥菲尔斯:拍摄最后一天

没有所谓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但不足以成为一天。没有结束语,没有最后的高潮,没有盖棺定论,没有指挥棒搁在乐谱架上:电影就这么解散了,消失在尘埃中。 几天以来,尽是四处分散的感觉。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四个月前,他们这些人在签合同的时候,会浪费一个小时来证明他们是多么不可或缺,而现在,他们像变了个人似得,不断向你证明他们的无能。他们想要离开。他们也许马上就要进下周开拍的剧组。“您看啊,您也知道我一直都很认真,但您应该只需要一个场记就行了。艾娃能做得和我一样好…再加上法国工会…我已经打过电话…那边已经同意了,让一个德国女孩做这件事…是的,我理解…抱歉,我有一封电报…” 从其他城市、其他公司、其他大洲发来的电报,就像战争最后一天时,在你背上捅上几把刀。 这个女明星有一封电报,那个女明星有两封,连美术师、他的助手、摄像师、服装师都有……我无意间把手放进其中一个口袋,却惊讶地发现,我连一封电报都没有。 莫里哀(Molière)就能够处理地很妙。他是一个个性很难相处的剧团负责人,专制又独裁。那个时候,还没有电报,没有其他的电影,根本就没有电影。而我们这些人却对此无能为力:罪魁祸首,就是所谓的利益竞赛,那条通向成功的阶梯之路。当然,那些逃兵也是很可悲的逃兵。他们很敏感,当他们满怀才情时,就像那“过誉”的录音机的震动膜片一样,在开始之前,已经嗅到了片场的空气,预感到了等待他们的命运。 突然,我们发现了在背景墙后那堵黑乎乎的墙;突然那顶假发也不如上周四贴合地那么好了;靴子上的扣子也坏了,剧本里的一页纸也不知何时掉了;似乎台灯的灯光都不如之前亮了;餐厅里的服务员把账单给我,让我结账;理发师问我要签名,并说道,“不是给我自己要的,是给我的女儿,她收集所有艺术家的签名。” 在我身后,有人窃窃私语“我要去英国。在法国南部,人太多了,每顿饭我只花500法郎!”我装作我只能听到一个方向传来的话:“皮埃尔,我求你了,再一次,再用力一些。”这仅仅是为了屏蔽艾瑞妮谈论她的假期…… “那些在假期开始之前,就想着假期的人,是不可能来我的剧场度假(工作)的。”一个剧场老板告诉我。在他看来,我表现地还很稚嫩。但实际上,他拥有的只是个外省的小剧场,没有什么电影。此外,剧场老板还有额外的补助。 制片人们可不是这样。他们喜欢放假。当人们注意到结束时,他们会微笑。他们笑着说“终于!”他们就这样微笑着。在影片开拍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会持续多久——他们露出了开拍的笑容。按照计算,在拍摄进行到后半部分时,他们的好心情就没了。他们丢失了河流的视野,尤其是影片拍摄通常会比预期的时间拖得更久,他们就不得不在更大的海里游泳,他们面前没有海岸,只能将将看到海平线。 我理解他们。在我们这个年代,时间意味着大量的金钱。尤其在如今的萧条时代,做商人甚至有种英雄主义的味道。股票操盘和社会救济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拍摄最后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停战的标志。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向一家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老板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您更偏爱编剧呢?您不喜欢导演吗?”他答道,“编剧在那儿,意味着产出了一个故事,而导演开始工作,意味着一张预算表。”如果我是一个商人,我是不会做制片人的。只有艺术家才会尝试这个职业。当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噩梦袭来,我们不再像只有艺术梦想时那么轻松。不切实际又轻盈的想法,却恰好可以用来克服困难。在拍摄最后一天,我和制片人和解了。 拍摄的最后一天,就像最后一次,灯光熄灭了的样子。在重新变得空荡荡的片场,我和三个演员成为了朋友。“那些美好又艰难的时刻,我们都熬过来了,”其中一个说。“多么美好的经历——可惜没有落幕!我们把背景墙砸了,当做落幕吧!”几分钟之后,我们把手当做斧头,开始徒手敲打着石膏墙。那是1930年。到了1955年,我顶着秃头,和头上稀疏的几根白发,我都不敢相信我曾经是如此的疯狂!不管怎样,我当时高兴极了! 今天早晨,我起得很早,我还想再去一次那个荒废了的“竞技场”。那儿有些奇怪的人。我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影:在我看来,是坚实的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同制作室老板商量,想使用并改造我的布置。不管怎样,那些想要重新继续我的梦想,并灌以他们自己想法的人,背脊都是坚实的。我想,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 如今,我是那么自由,我只知道着手去做。就在我们要收工的晚上,我把眼镜弄丢了,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吧。我想要去眼镜店再配一副。这时,我亲爱的制片人却帮我找回了。那我下午应该干嘛呢? 拍摄的最后一天,应当在悲伤的氛围中度过。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道“如果没有拍摄最后一天,哪来下一次的开工第一天呢!” 原文发表于《电影手册》1956年5月第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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