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FR 2021】《贝比娅,我唯一的心愿》导演Juja Dobrachkous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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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Juja Dobrachkous|©️IFFR 2021

身兼画家、作家、导演多重身份的Juja Dobrachkous,用纯粹而宁静的黑与白拍摄了第一部长片Bébia – à mon seul désir,入选鹿特丹电影节的竞赛单元。祖母(Bébia)死后,在格鲁吉亚首都走秀的十七岁年轻模特Ariadna返乡参加葬礼。根据古老的当地传统,Ariadna作为家中最年轻的成员,必须拉着一条棉线,从祖母过世的医院,一路走回祖母家中,才能引导祖母的灵魂回家,与身体重聚、得到安息。

起初,Ariadna不愿履行如此离奇的仪式,但应家族要求,不得不扛着棉线,与村庄里来帮忙的Temo一起走在25公里长乡村小径上,用一日一夜的时间,穿越这片原生态的自然地貌。也因为这趟旅程,她得以反思原生家庭留下的童年创伤,从伤痕累累的母女、祖孙关系中松绑开来。

Ariadne的旅程和村里人一起参与的葬礼仪式、童年的倒叙紧密交织在一起。她也像是希腊神话中爱上雅典英雄Theseus的Ariadne,用一捆线帮助他杀死半人半牛的Minotaur后,走出迷宫。只是格鲁吉亚的Ariadne走出的,是她自己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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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比娅,我唯一的心愿》(Bebia, à mon seul désir,2021)|©️IFFR 2021

陈韵华(以下简称“CYH”):我很喜欢电影中“线”的概念,从物理意义上说,线是电影中的道具,而在隐喻意义上,线是电影叙事线也是回忆往事的思绪线。感觉上是一个非常个人化、非常私密的故事,请问您的起心动念真的是电影中那样私密的往事吗?

Juja Dobrachkous(以下简称“JD”):这部电影的想法来自于我与祖母的关系,电影中主角的童年,绝对就是我的童年。我是全家唯一一个红发的孩子,没有其他人的头发是红色的,也没有人记得谁曾经有过红发。也因此,我的祖母不相信我是她真正的孙女,我的童年里有很多痛苦的回忆,这就是电影想法的开端。而用线牵引灵魂,是格鲁吉亚仍保留的传统,不过现在很少见了。我觉得这个传统很有趣,决定将故事这样组合在一起。实际上,在拉线牵魂的旅程中,Ariadna应该原谅她的祖母,以及她童年时所承受的痛苦。有时候,亲人死后,会让人了解很多事情。我祖母过世死后,我觉得,也许这是她的一种古老而奇怪的爱,她可能已经尽力了,可能没办法做到更好了。我认为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爱的不同状态,很多时候无法表达,就像母女之间的关系。

就像在圣经中一样。我们都应该具有如此不凡的能力,我们不仅应该原谅我们所爱和所关心的人,还更应该原谅我们的敌人,这部电影也是关于如何去爱一个对你不好的人。

一些同事会问我,为什么我不把叙事简化一些,但这样的叙事正是我想要的。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一切都那么干净简明。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比较印象派的面向,有很多思维概念的联想。我喜欢能使观众思考的艺术作品,不想把所有东西都咀嚼过了,再喂食给观众。

CYH:例如,Temo这个角色,是刻意模棱两可的,对吧?

JD:格鲁吉亚的家庭都很庞大,人们生活在大集体中,有些人是亲戚的亲戚,是远亲的表亲,是同学的儿子。他们对周围的人非常开放。Temo是谁都没关系。他就是帮助牵魂引线之旅的人。他和所有人都不同,而有时的确就是需要在周围有个想法完全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理解。 Ariadne一开始并不接受他,她的抵制是和童年创伤有关的。当孩子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时,他们不会懂得如何给予爱。而当她开始对他产生感觉时,他不在。有时候,做出决定或采取步骤时,为时已晚了,在生活中常常会发生。所有这些关系、爱、误解,就是我们生活的网。我想从这个网,拍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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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比娅,我唯一的心愿》(Bebia, à mon seul désir,2021)|©️IFFR 2021

CYH:这部剧情片的纪录片般真实感很强,例如葬礼的过程、一起煮饭和一起吃饭的场景。这里面有多少是演员的自发表演,有多少是您的指导和调整?

JD:大多数人都不是职业演员,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不用任何职业演员,不过后来决定的人里面,有一些是艺术家,有些有一点剧场经验。最困难的部分是不让他们在拍摄过程中“表演”,这就是为什么我不采用专业演员的原因。我不希望他们想象自己应该表演成什么样子,因为我希望让电影具有强烈的纪录片风格,非常真实可信,就像在附近观看故事一样。我不喜欢假装、表演的东西,也许这就是我不喜欢戏剧的原因。与非演员一起工作时,要使用特殊的技巧,工作起来完全不同。例如,没有人在拍摄前可以阅读脚本,也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也不知道对手会怎么说,所以当他们听到出乎意外的对白时,反应会更加自然。但是所有对话都是我写的,他们并不是即兴创作,我会在拍摄当天用我的话解释那天要拍什么。拍摄的时候得按下一些特殊的按钮,让非演员可以根据情况做出反应,而不是假装去成为另外一个人。这些非演员是我从外观上挑选出来的,在试镜时与他们交谈,问了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童年,然后观察了他们如何谈论自己。如果他们可以侃侃而谈,那么就可以一起工作。排练时像是编舞,让他们反复照着移动,最后变成像自动化的舞步。我总是在拍摄前给他们一些休息时间,例如十分钟的时间,不要想拍摄的事情,而是纯粹放松。这些技巧很有效,当这些非演员百分之百信任导演,相信导演不会使他们看起来很蠢的时候,就会跟随导演。

拍摄村庄场景的地点是在第比利斯的民族志博物馆,所有这些房屋都是博物馆里的建筑实例。而演出的人员都来自首都,扮演外祖母的女演员是一位音乐老师,Ariadne是个模特,而Temo本职是助理导演。

CYH:为什么选择在格鲁吉亚拍摄?

JD:我热爱这个国家。七年前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爱上这个国家了。电影里走过的那条小路,让我想起了我在俄罗斯的童年,重返过去的感触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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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比娅,我唯一的心愿》(Bebia, à mon seul désir,2021)|©️IFFR 2021

CYH: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电影标题?

JD:Bébia在格鲁吉亚语中是祖母的意思,我不想翻译,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很美。格鲁吉亚语很特别,一切听起来都像是倒过来了一样,格鲁吉亚语的父亲是mama,格鲁吉亚语的母亲是dada。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保留最初的单词Bébia的原因,因为这个词不仅代表祖母,而且还带有孩子气的感觉。每个人到最后,其实都还是会犯错的孩子。

标题的第二部分是十五世纪挂毯的名称,在巴黎的中世纪国家博物馆中的一系列六幅挂毯中的一幅。前五幅挂毯分别代表五种感官,即触觉、嗅觉、听觉、视觉、味觉,而第六幅挂毯是第六种感觉,没人知道确切的含义。字面上的意思是,我唯一的渴望,我独特的渴望。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种爱的感觉,可能不见得是肉体上的爱,而是一种灵魂之间的爱。这很符合我想要表达的那种不是很清晰的、奇怪的爱,也就是为什么我决定用这个法语全名的原因,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看不懂标题。如果有人感兴趣,就可以看到那里隐藏的内容。

CYH:在拍摄这部首部长片之前,您原本是画家和作家。为什么现在选择电影作为您艺术表达的方式?与之前其他形式的艺术有什么不同的体验?

JD:是的,我的背景是画家,在莫斯科的艺术学院接受教育,画了一辈子画,然后开始讨厌绘画,因为想法和结果之间产生很大的鸿沟,让我觉得不满意、不快乐。所以二十年前就停止绘画,开始写作。我喜欢讲故事和创造故事,这让我觉得更满足。我出版了两本书,也在不同的杂志出版我的文章,用俄语写作。但是后来,年轻导演开始把我的短篇小说改拍成短片,因为那些故事非常具有电影性,而我看了总是不满意,觉得那不是我的故事。所以,我觉得需要自己创造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电影。实在是野心太大了,因为我没有上过任何电影学校,只是做了各种准备,自己画了所有的故事板,也研究了指导演员的方法,然后花一些时间找到我的摄影师。整个过程感觉像从悬崖上跳下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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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比娅,我唯一的心愿》(Bebia, à mon seul désir,2021)|©️IFFR 2021

CYH:您觉得电影创作是一种更让人满意的表达方式吗?

JD: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艺术形式,因为首先,需要与团队一起合作,我很喜欢被人们包围。一直以来总是绘画和写作,让我多年来都很孤独。而现在创作电影,可以整合自己所有的能力,包括艺术知识、讲故事的能力,有点像是某种小小的神,因为可以创建自己想要的世界,而且由于某些神秘的原因,有这么一群人愿意提供帮助、一起完成。这真是太奇妙了,是一种令人上瘾的感觉,不过同时也相当困难。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都会出错,每时每刻都必须决定该做什么。现在,我只希望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至少再创作出一两部作品出来。

CYH:您已经在计划下一个剧本了吗?

JD:我写了一些剧本,现在病毒大流行期间,我不想就这样浪费了一年。 有个剧本规模很庞大,需要很多场景和演员,但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计划有点不现实。 现在,我专注在一个关于三个人物的故事,很多心理层面的东西,想尽快做出来,是关于失去孩子的故事,是个非常悲伤和痛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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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比娅,我唯一的心愿》(Bebia, à mon seul désir,2021)|©️IFFR 2021

CYH:您电影中的女性群像很有趣,她们既坚强又脆弱,女人似乎是家庭的核心,可是重要决定却都是男人在做的。

JD:我在苏联长大,一方面,我们享有的权利少于男性,例如,我们和男人一样要工作,但是当我们回到家中时,还要带孩子、准备食物、做家务,这很不公平。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让我们变得非常强大,也许因为男女不平等的历史,而造就了非常坚强的女性。现在的女性已经可以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了,她们在任何领域都可以非常成功。

CYH:您是否觉得在目前电影节圈子里,格鲁吉亚的电影越来越重要?像您的电影、《起点》(Beginning)等电影都在今年的鹿特丹电影节中,而扮演Temo的演员Alexander Glurjidze也参与了《我的快乐家庭》(My Happy Family)的拍摄。

JD: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认为格鲁吉亚人很有创造力,在音乐、雕塑等各个方面。您刚才提到的所有电影都是由女导演制作的。现在对女性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有了自己的声音,我们可以与男人处于同一水平,这非常重要。由于经济形势的原因,格鲁吉亚比较传统,但我很高兴在格鲁吉亚电影里,女人的声音和男人一样大。

CYH:头发在您的电影中是很重要的意象…

JD:因为我的红发,从小就和周围的人不同。在电影中,扮演Ariadne的女孩也是一头红发,不过在黑白片里你看不到,只需要感到她与众不同就可以了。因为头发的关系,我受了很多苦,所以整个童年时期,我都讨厌自己头发的颜色。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天早晨走进洗手间,再次看到我的红头发时,都有点惊讶,因为我一直忘记自己是红发的,我想成为正常人,想要让人认不出来。现在我把头发留长,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身份,也不再挣扎了。这就是我的力量,我的头发使我坚强。

陈韵华

电影学者,影评人以及作者,以及播客节目Reel Chats的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