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烨：一个流放者的解禁

因为被制度“亏待”，娄烨在这五年里得到了舆论的支持，似乎也为自己在海外开辟了一块有资金和平台保证的园地，“表面上看我比很多中国导演自由。但是，一个人的自由不是自由。况且，这自由代价太高，因为我是一个‘流放者’，要知道‘流放者’是不可能找到什么‘解决方案’的。”

8月初，娄烨的新片《花》宣布入围了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的“威尼斯之日”单元，虽然在整个电影节的活动设置来看，这只是个比较次要的单元，片子还被排在开幕前放映，现场闷热又冷清。但对华语媒体来说，这是个重要的信号：06年因为《颐和园》遭禁拍片五年的娄烨及其制片人耐安今年要解禁了，正如娄烨在采访中说，他可以回来中国拍电影了。就在娄烨去威尼斯宣传新片的时候，国内又有传言，他的《苏州河》也解禁、上映了；随后，还有关于娄烨即将开拍新片的信息。这些带着庆祝性质的消息至今被证明真假参半。被剥夺拍摄电影的权利、加上他作品天然的话题性，让娄烨的回归颇具话题意味。网易娱乐重新整理娄烨在这5年的际遇，试图还原一个电影人的求存之路和“解禁”的意义。

【情殇《颐和园》】没有悔意，来不及恐惧

他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不太会有人呼应，因为他认为电影行业是一个“婊子行业”。

06年9月1日，娄烨和制片人耐安被电影局叫了过去。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尝试把新片《颐和园》按电影局的要求再次送审：影片在5月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两天才把拷贝送审电影局，耐安曾经向媒体透露，第一次送审时，国家广电总局认为影片在技术层次就存在问题，要求剧组重新送一份样片过去，但剧组为了赶在戛纳开幕前拿到审批，只把原来的样片换了一种载体送到了国家广电总局，但国家广电总局拒绝审查这种样片；从戛纳回国后第三次送审，得到的结果是“等通知”；再后来，以为过审有眉目的娄烨和耐安，在那个周五听取了电影局领导宣读的对他们处以5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的处罚通知。

这一幕当年被一些媒体反复报道过。这是娄烨在《苏州河》后第二次因为违规参赛被禁拍。耐安后来在接受网易娱乐采访时也说，“《颐和园》去戛纳参赛并非娄烨的一意孤行，而是影片所有制片人和发行方的共同决定。我当时做的最坏打算是，《颐和园》可能是娄烨的最后一部电影。”但禁拍的通知还是让他们猝不及防，中国电影史上此前还没有制片人被禁的先例，耐安的公司也得到不能制作电影的处罚。当时《颐和园》海外发行情况还不是特别明朗，失去中国市场对公司来说是损失惨重。

耐安跟娄烨的合作始于学生时代，大学期间她在娄烨导演的学生作业和各种广告片中参与工作。毕业后，她初次作为制片人参与娄烨电影处女作《周末情人》的拍摄，两人以导演和制片人身份合作至今。2000年，《苏州河》因为未通过审查就送往荷兰、日本等电影节参赛，娄烨被禁拍五年，但一年半后他就被解禁，随后拍摄了章子怡主演的《紫蝴蝶》，这部片子也是他唯一一部所谓地上状态的作品。作为制片人，对第一次禁拍耐安比娄烨更警惕，“从任何方面来说，被禁都是一种很不愉快地经历”；但谈起《颐和园》事件，耐安说：“（对去戛纳参赛）没有悔意，也来不及恐惧，我们只是一步一步去解决面临的问题，继续进行电影的工作”。尽管尝试申诉，娄烨没有再次提前解禁。

娄烨被禁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和郝建发表了联名声明，从人的温饱权和生存权角度反对有关部门和条例剥夺娄烨、耐安从事电影创作的权利，崔卫平、王小鲁等学者也有对此事的声援。娄烨在后来一篇为张献民而写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再见到他是我正准备离开北京的前几天，他给我电话说他想就禁拍的事说些话，并强调，不存在支持，只是从知识分子角度发表一些意见……他说他不报任何希望，他认为不太会有人呼应，因为他认为电影行业是一个‘婊子行业’，而他只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驱使，并不想有什么结果”。声明发出时，张献民还没看过《颐和园》全片，在观影后，他觉得剧情内容处理没有问题，也跟他的宣言不违背。他也告诉记者，后来有两个审查委员会的老同志来跟他解释过《颐和园》的事：“一个人拼命解释审《颐和园》那天没去，反对票不是他投的；另一个说的大意是‘画面和声音怎么做得那么粗糙’。”

因为《颐和园》被禁，对娄烨打击比《苏州河》那次更大，那时，记者打不通他的电话；据说，娄烨在一段时间里每天只能靠跑步和游泳来打发时间，耐安也曾透露过娄烨在电话中表示“这5年，我试试看，尽量试着不拍吧。”直到《春风沉醉的夜晚》，娄烨才走出被禁的阴影。

【沉醉不知归路]】最快乐和自由的五年

“所以我们采用家用DV来拍摄这部电影，整个拍摄‘特别保密’，小心翼翼，因为我在禁拍期……”

熟悉或不熟悉娄烨的人说起他，大多都会提到他生活只有拍电影。禁拍令下达后，娄烨本来想通过一些电影节进行新闻发布，后来放弃了，再后来他受邀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聂华苓女士的“国际写作计划”(IWP)，同时旁听大学电影系的课程并写作剧本。06年底，他开始筹备新片《春风沉醉的夜晚》，《花》的原著作者、也是编剧之一刘捷也是那个时候联系上了他。

“这五年可以说是我最快乐和自由的五年，完成了我的第一部数字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以及第一部外语片《花》。”娄烨后来在邮件采访里说道。《颐和园》已经触到了会令官方敏感的性与政治(尽管它更多是作为背景出现，并不承担讨伐的任务)，两部禁拍期的片子在表现爱与性，以及对社会问题的追思上，形式感更大胆，态度也更从容。两部片子里涉及的人物都活在中国主流道德观之外，但娄烨否认自己是在有意描摹、展示一些“不正常”的生活状态：“我不认为我描述的爱情是反常的，令普通人不适的，我认为普通人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自然的日常生活，如果你能够长期忍受不自然和不自由的生活，你就算不上一个‘正常’的‘普通’的人。”

08年的《春风沉醉的夜晚》涉及同志文化和直白的性爱场面，彼时也令一些媒体咋舌。《综艺》的影评人至今提到这部电影时还比作“与被禁对抗”，“一次玩命的实验”。选择这个次文化话题到底有没有对抗的意思，娄烨在很多采访里语焉不详。他总是强调“这是个爱情故事”，他和编剧梅峰选择从这个群体的角度打开一个故事，也不是受某种先入为主的目的驱使；梅峰在去年接受《电影世界》采访时透露，“最开始是想改编李碧华的一个短篇《桃花》，跟同志的故事有点关系，后来是版权的问题不太好谈下来，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问题，就放弃了，但《桃花》给了我们一个题材的判断，是不是做一个同志的东西挺有意思的，但是她那个故事是七十年代的香港，离我们太遥远了。后来跟娄烨做了一个讨论，与其做一个那个时代的还不如我们完全做一个当代。”

《春风沉醉的夜晚》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年轻的新人，比如后来和李玉合作《观音山》的摄影指导曾剑、王小帅御用的演员秦昊，后者因为这次合作成了娄烨的好友。这部影片是用家用DV拍摄，在南京取景，画面质感看着很糙，总是显得不够亮，灯光、机位、构图之类的技术问题似乎都被忽略了。关于这种拍摄方法的原因，娄烨和秦昊有两种说法。娄烨承认，禁拍令在身，客观条件是拍摄的主要问题，“所以我们采用家用DV来拍摄这部电影”，“整个拍摄‘特别保密’，小心翼翼，因为我在禁拍期。实际情况是，我们随时准备着拍摄工作被突然终止。但我们很幸运，拍摄没有被打断。”秦昊觉得，那种看似不讲技法的拍法其实在《颐和园》已经存在：“他已经放弃灯光了，并不是因为要隐蔽。DV有弊端，但有很大的宽容度，展现细腻的关系上是大机器实现不了的。”

秦昊在接拍《春风沉醉的夜晚》前三年，因为王小帅跟娄烨见过一面，娄烨记住了那个戴帽子的男生。邀约面谈后第二天，秦昊拿到了剧本，他第一次答应出演一个同性恋角色。角色离自己那么遥远，片子别说在国内上映，当时可能拍都未必拍得完，秦昊却说自己并不是被娄烨游说动心的，在他看来，娄烨根本不是擅长煽动人、挑事儿的人：“他没有任何说服力，他是我见过最不善于交际、比我更宅的人。除了拍戏、后期，他的交际只限于吃完饭聊天，做这个行业，唯一吸引人的除了作品，没有任何东西。”去年去巴黎探班的时候，秦昊告诉娄烨，《春风沉醉的夜晚》得了华语传媒大奖，娄烨说，“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好意思去拿？”

娄烨柔软但很难推翻、逆转的控制力体现在别的东西上。秦昊跟后来主演《花》的法国演员Tahar Rahim在巴黎喝酒时互相诉过苦：“他语重心长地说拍娄烨的电影很受折磨，很不容易。我说其实你应该很满足，你起码跟一个女的演。”因为角色很边缘、有太多情感的纠结，他觉得心很累：“激情部分很难为情，过不了关。娄烨说这样吧，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都脱光了。我说不用，那样就更没法演了。他对演员最大的支持就是尊重，他不会生气，演不了就下来喝喝酒，全组等四、五个小时，要是状态还是不对，就收工。唯一的煎熬就是，导演给我那么多的空间，我怎么总是做不好？这不是个工作的问题，是对职业追求的问题。”

【《花》之怒放】审查就是推高市场门槛

“这是一个灾难盖过另一个灾难的时代”，旧的敏感词也许会被新的敏感词取代。

《花》08年入围戛纳电影工作室计划后，娄烨很快找到了联合制片合作伙伴，并且很快在巴黎开始筹备，因为当时《春风沉醉的夜晚》的后期工作还没完，所以在巴黎同时为两部影片工作。提及在巴黎的工作，娄烨说，“你会体会到没有电影检查的工作状态。” 这部片子也许是他解禁前最后的欢畅淋漓，因为被制度亏待，娄烨在这五年里得到了舆论的支持，似乎也为自己在海外开辟了一块有资金和平台保证的园地，“表面上看我比很多中国导演自由。但是，一个人的自由不是自由。况且，这自由代价太高，因为我是一个‘流放者’，要知道‘流放者’是不可能找到什么‘解决方案’的。”

娄烨希望下一部电影能在中国拍摄，也透露已经有完成的剧本送审。耐安表示，“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影检相对于五年前更加的务实。” 张献民和娄烨对制度和市场的看法则算不上乐观。张献民认为，审查制度大家都在调整，但有的东西很难有根本变化，“这是一个灾难盖过另一个灾难的时代”，旧的敏感词也许会被新的敏感词取代；另外，“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对未来的思考，从来没有幻想。这些年依赖网络视频和一些年轻人的作品展开对未来的想象，但目前完全是被排斥的，因为未来只能是共产主义，不能有其他未来。只能用历史问题含沙射影，有可能是电影人的问题，但不做出来之前是不知道。”

娄烨觉得中国电影在这5年里没有本质的变化：“电影审查制度仍然存在，表面看是意识形态冲突问题，实质上是利用意识形态建立的市场准入门槛，从而让权力控制市场利益的问题。”当年也被下禁拍令的贾樟柯如今找到了与官方对话、合作的方法。说到被官方承认这件事，娄烨表示：“妥协是该建立在公平的，直接的、真实的、鲜明的、自由的表达和对话基础上的，是建立互相尊重，协商的前提下的。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妥协不过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用来挽回一些尊严和面子的词而已。”即使还要先过审查这关，他也表示不会给自己设限：“我还是会坚持我自己。”

从娄烨专访在微博上的转发数量来看，媒体和大众似乎都热烈欢迎着“流放者”的回归，但前提大多不是因为娄烨的作品，而是他的遭遇折射的社会问题。娄烨被塑造成被制度压制，又与制度坚持对抗的斗士，他但本人没有表现得乐在其中。张献民则认为这种局面不只是官方，也是人们一同造成的，“我跟郝建只是写了几行字，不算行动。后头有年轻人当面骂我，说当时狠一点把枪都抢过来跟他们大干一场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我想说，那你干了什么？古典状态下，行动是真实的，但现在很奇怪，行动中添加虚假的成分，大部分行动都是虚假的。仿佛行动的只有娄烨，因为他还在继续拍片。”相比虚张声势的行动，张献民能理解沉默反而是更强大的力量。

解禁，代表娄烨将自然恢复在中国的拍片资格，但张献民觉得它的意义不过是给媒体一个说辞。从微博上传出的《苏州河》将于10月11日公映的说法最终也被证明是假消息，娄烨的“梦工作”宣传人员表示目前还在争取中，“解禁对他或我们都不代表跨过去便是新天地。”

而比娄烨早几年回到地上的王小帅和贾樟柯都面临另一个问题——名气再高，他们的电影进入影院后并没有得到观众的捧场。王小帅跟娄烨讨论过这个问题，“就算你佯装跨过了电审，市场又是一把更厉害的刀！”张献民的观点很纯粹：“我认为要逆时代而动，是要反对钱的，是要把自己变成无产阶级，担心丧失财产怎么可能是艺术家？”但娄烨还是希望电影能在中国上映，自己的电影能卖钱。提到可能即将面临的妥协，他说的最多的词是“试试看”。至于娄烨对他过去面对过多次的障碍还需不需要有所提防和准备，张献民认为，“到达了心理上的崩溃点，有的人会跨越，他有可能就不再在乎这个。比如你拿自己当韩寒，他说的话已经超越媒体的限定，你的标准可能是金钱和政治的双重标准，收入和生活压力可能会让你发生转变，如果你的心理还能生存下来，你会进入另一个状态。娄烨很幸运，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

｜原文刊于网易娱乐频道《电影故事》2011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