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徒安
文：司徒安
翻译：周昕
来这儿的第一天早晨，我和一位电影人一块吃了早餐，他的作品我非常敬仰。我们聊了与人合作的辛苦，以及把他们当作纪录片主体拍摄的困难，或者像我一样，以一个人类学家的方式做田野调查研究（同时将人作为纪录片主体进行拍摄）。这位导演遇到的困境是，他感觉到自己发展出了两种生命-一种是长期与被拍摄者一块的生活，日常的生活， 另一种则是他与我坐在一块聊天的状态 – 坐在一个不错的酒店里的电影人身份。他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将他的生命一分为二的可怕困境。有方法可以解决吗？我们如何来回答这些迫切的伦理困境？
我想这种不安指向我们如何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 – 我们，作为人类为何总是孤独地共处。
今天我将介绍我自己以及在纽约大学的工作；同时我会提出一个问题“研究他者，研究自身”。
我是一个人类学家，同时是一个中国史学者。79年后我来到中国，进入北大哲学系，博士论文研究有关乾隆对仪式表现力 (Performance)的运用以及乾隆的礼仪之书 – 大清通礼的编者政治。我对表现力一直很有兴趣，在英文中表现力同时代表表演和行动，它为同时思考美学以及政治提供了很好的方式。他提醒我们，人类总是以一种持续的过程来做事情、做自己，且一直在社会生活中运用媒体，从语言本身开始。
过去六年来，我以几种方式进入了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现场：
首先是我自己在北京的有关“公共城市空间的文化生产”的个人田野调查项目的一部分。我对于由官方、家庭、商品拜物教、商业（也叫购物），所生产以及表达的文化内容不感兴趣。我出没于公园、像798那样的先锋艺术现场、以及独立纪录片电影人当中，并且在公园中拍摄了一部叫做“以水书写”电影作品，讨论书法的社会生活。
电影拍摄的经验引出了第二次的介入：2006年，我与纽约大学电影研究系的同事，张真教授一块策划一个小型学术电影双年展，叫做“真实中国”，下一届电影节在明年秋季举行。这个双年展由纽大电影研究系以及我在2003年创立的宗教与媒体研究中心资助。
电影节对于电影学术研究是极好的工具，对人类学家尤其如此。电影节将导演、作家、影评人、学者以及观众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所以，相比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看电影，电影节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社会语境。对于记录片来说，这特别重要，因为纪录电影所记录的是高于其他的社会关系。
这些年我们在纽约大学放映独立电影，放映超过50部电影，有超过15位导演，5位学者评论家到场主持。“真实中国”以及其他与电影人的放映，帮助美国的学生以及学者尝到了一点独立纪录片的实时进程。
现在回到开场的问题：制作有关他者的纪录片迫切的伦理问题，这个我们下午正在讨论的话题。我个人进入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开头提出的问题：如何对抗个人分裂成二者，一种与被拍摄者的共同的生活，以及另一种分开的生活。
人类学有一种田野工作方法称作参与观察。参与观察指的是“参与者”认识到大家是共处的人类，也就是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同时在场，“观察”，通过交流为打开获得新知的可能。这种“双重视角”- 在内部作为一个参与者，在外部通过语言的距离，看似是在模仿生活本身。我们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孤独地共处，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
相比把这个问题看成一种困境，将其视为我们必须解决、控制或者战胜的问题，我们相反地可以把它理解成自身的一部分，将其视作我们本身作为人类的基本状态。我们有本身的两面性：我们是与他者共同生活的个体；我们是社会动物，在集体性中形成，同时各自拥有思考的方式以及欲望。我们是行走中的矛盾体，也许我们应该把这种矛盾看成我们的双眼：我们有两个眼珠，且我们同时需要它们，通过这种“立体视觉”，我们看到图像的深度和三维景象。
要求我们去选择主观性或者客观性，要求自己在局外人和内部人士之间选择，要求我们把观察与参与小心翼翼地剥离开，就好象命令自己在双眼中选择一个。左眼，还是右眼，你会挑哪个？双眼看到的各自不同，但失去任何一个都注定了一种视觉的苍白。
我们作为人类生活的学徒、人类学家以及纪录片创作者，大概必须想到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参以及运用所有的可能性。这样的矛盾可以被面对，也可以被用来观察新的事物，但是它不可以被简单地控制或者解决。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问题转变成一种更深视觉的伟大馈赠。
（本文为司徒安在CIFF纪录片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