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FF 2011】纪录片伦理及其诸多切入点（作者：严潇潇）

前景人物为CIFF真实人物奖得主唐小雁

尽管CIFF未设置单独的纪录片奖项，但精心策划的纪录片论坛在整个电影节结构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0月31日下午的圆桌论坛由从事中国新纪录研究多年并参与纪录片实践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主持，包括论坛策划人、本届CIFF纪录片单元选片人王小鲁在内的相关学者、纪录片作者与参与者列席并发言、讨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徐童及其纪录片作品《老唐头》中的人物唐小雁（获得本届影展“真实人物奖”）的出席，令论坛讨论呈现更加多元的面貌。

与以往相比，本届的纪录片论坛显得更加有的放矢，策划人王小鲁与各位主发言人的前期功课让整个论坛较快地进入了状态。王小鲁首先在发言中围绕自己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契约精神》一文中提出的“静观电影”角度来阐述对20年来中国独立纪录片发展的观察，他认为这些诚实的、某些方向上是“正义”的电影却在美学方向上欠丰富的特征，同时出于对主体“浪漫化”的反对，他也阐释了奖项设置上的考虑，再度强调了“真实人物奖”的设立，是基于一种对于激发人物所代表的真实、探讨其所代表的素材的现实、与纪录片所代表的现实之间有何关系的希冀。

这一方向正应和了王小鲁本人为这次论坛所定的主题：“中国纪录片之路——政治、伦理与方法”。第一环节的分别阐述中，每位论坛发言人都围绕这一主题及各自的侧重点展开。

台湾纪录片学者、媒体评论家郭力昕回应王小鲁文章的某些观点，从台湾文化与台湾纪录片角度提出与大陆的一种对照，提出台湾纪录片主要面对的伦理问题来自美学风格、观众层次、题材选择等方面对个人情绪、生活经验细致描述的侧重，它们所具有的小范围关切其实并未具有多少内省性，言辞间流露出对这种将本应介入现实的纪录片形式局限于自我耽溺的批评。同时郭力昕也对大陆的独立纪录片提出自己的期许——需要更多的集体介入公民社会的意志，而这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在一个宏观比较的高度上，他总结性地将两岸各自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归于广义的政治上，在于任何脉络化的材料是否能在其中转化为非情绪化的问题深入，并将有无政治性视为对纪录片伦理的最高见解。

纪录片创作者郭熙志则将话题引向作者本身，将位于话题中心的伦理问题汇聚于作者的问题上。他从切身经验出发，坦言自己在研究者亦或是创作者的不同身份中、对位于纪录片伦理核心的价值“排序”问题理解也存在不一致。在郭熙志的阐述中，“将对私人空间的无限制介入视为纪录片的深度”被作为纪录片导演的认识误区而被提出，他将之与当下的文化激进主义、社会功利主义背景联系起来，呼吁大家对之进行思考，也点出了法律上的问题。

吕新雨延续了王小鲁文章中的若干可展开的议题，在纪录片拍摄者与被摄者的种种可能关系之间，提出要超越契约角度来讨论如何解决伦理问题。包括空间（中国社会的特定格局、中西方视角的碰撞）、时间（纪录片历史发展的脉络）意义上不同层面的政治问题都在其中起作用，而多年来不同的纪录片作者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进入底层的行走、观看与表述的方式，她在列举中向中国语境下如何去理解纪录片伦理问题再次发问，也对王小鲁“静观电影”提法的准确性发出质疑——在其后的发言中，她也就此希冀后者对这一提法进行更多的细化阐释。最后，她也对本届CIFF设立“真实人物奖”、并将唐小雁带至电影与学术讨论现场这种尖锐介入举措的两面性提出警醒，担忧其可能引发的负面意义：被拍摄者是否就此再次面临一个被伤害的危险？

人类学家、纽约大学教授司徒安（Angela Zito）同时也是本届CIFF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她的到来也为这一论坛讨论明晰了另一宏观观察角度：将电影节自身视为聚集了持有导演、作家、影评人、学者等身份者的一个“社区”（community），一个更加丰富的社会学语境，并在其中关注纪录片创作者作为个体的两面性。

对“静观”概念的探讨衍伸至自由讨论中，张献民就自身体会阐述了“静观”的不同表现与不同方法（大致可区分为小川绅介式的积极投身其中与陶渊明式的不作为、不表达）。这一方向上的讨论直接促成了对于拍摄者与被摄者关系的具体化，值得一提的是，郭力昕指出被摄者相对于纪录片导演并不见得出于弱者地位，也有着掌握镜头的权利、甚至进而控制导演，那么镜头话语的协商是如何处理的？发言的纪录片作者中，季丹将自己与被摄者的关系描绘为“柔道”式的复杂关系，也坦言自己作为拍摄者在拍摄中主观意念的模糊；而徐童也承认在拍摄中会有无法消除与被摄者观念差异的情况出现。吕新雨就此提出的社会阶层断裂的不可忽视性激起了各种意见的碰撞，在纪录片语境下如何定义不同阶层的讨论浮出水面，其中，张献民便明确指出拍摄者对于被摄者的关注来自于个体层面而非阶层层面。这得到了本年度策展人沈晓平的回应：具体的拍摄对象是谁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重要的是拍摄过程中，关心他人是在关心自己，但生活中很多人没有这种自觉的层面。而王小鲁所点出的具体情境的必要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在这一阶段，更多人、其中包括若干纪录片作者加入到讨论中，观众作为整个观看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也被强调出来。熟稔体制内电视制作、同时也独立创作纪录片的王云龙强调了要考虑到观众这一不可忽视的角色，以及被摄者的隐私保护问题。另一位从观众角度发言的业内人士也质疑纪录片“过于靠近被摄者”以至于过于戏剧化的倾向。徐童的作品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范例。张献民提出身份的异质化问题，即作品完成后是什么样的人在观看的问题，强调了文本面对均质的观众群这一理想模式在实际中并不存在。
诚然，与会的学者在诸多细节上远未达成一致，而唐小雁作为一个被观察、同时也在观察这一体系的角色，在论坛中的发言、甚至仅仅是在场，便具有一种新鲜的力量。她对于独立电影创作的支持与信任令人印象深刻，而面对略有入牛角尖嫌疑的讨论走向，她所表达的自己对纪录片的理解，也让人感到值得就此将纪录片的本质置于一个更宽广的语境范畴中来思考，她的观点很简要：“互相理解，才能有纪录片。纪录片就是为了要留下这个时代的记录。”对纪录片的讨论如何在多个层面上允许不同人群的进入，也是对话多元化所引发的新思考。

近四小时的讨论中几次出现白热化高潮。而在笔者看来，本次纪录片论坛的可惜之处在于未能为创作者提供充足的话语空间（而不仅仅是发言时间的长短问题），在评论者、研究者的视野与介入方向上，纪录片作者们显然感到了进入的困难。也无怪乎多位纪录片作者在当晚的自由沙龙中决定以联名“宣言”这一草根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名曰《萨满·动物》（南京宣言）——，也直接催生了影评人与创作者的集体“面对面”，在交换各自对当下独立电影体系中不同角色关系生态的观察的同时，直接探讨互相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式与可能性。在一个影展的框架内，尽管有着诸多不成熟、甚至带有日积月累而成的陋习，这种规模与深度的讨论都是新鲜的，也是中国独立电影发展至今、在焦虑与反思中寻找一种新突破的需要。

（感谢CIFF助理策展人杨城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