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68岁的安娜·卡里那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笑眯眯地对媒体说，这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在戛纳放映修复版的戈达尔影片《狂人皮埃罗》。卡里那是戈达尔的前妻，也是戈达尔影片的绝对女主角——戈达尔是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今年是法国新浪潮50周年的纪念。
这个50周年纪念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2009年1月，法国新浪潮和五月风暴的发源地《电影手册》，因为经营不善，已经被前老板《世界报》出让给英国《裴多》出版集团，这本有58年历史的法文电影杂志，也许就此姓“英”。
《电影手册》编辑部的院子里，几个工人忙碌地搬运和装载，门口摆放着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为封面的杂志，接待员操着流利的英式英语接待着来访者。
“通过谣言我们今天才知道这场竞买中的赢家名字。而且这场竞买的特殊附加条件是保留让-米歇尔·傅东的职位。这一行动的主要操作者之一还有赛尔日· 杜比亚纳，正是他将《电影手册》卖给《世界报》，今天还是他，再次站在出卖手册的立场上。”2008年10月10日，《电影手册》常务编辑蒂耶里·鲁纳斯曾给“电影手册的朋友们”协会写了一封公开信，点名痛骂出卖“手册”的两个人。
“电影手册的朋友们”协会由《电影手册》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编辑、导演以及电影文化世界中的重要人物组成，协会持有《电影手册》的少量股份，却决定着“手册”的主要方向。
被痛骂的两个人，一个是《电影手册》的现任社长傅东——他经常被误解成“手册”的主编；另一个杜比亚纳是现任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他在1981年到 1991年期间任《电影手册》主编，他是“手册”第一次经济危机的挽救者，也是“手册”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编。
算上这一次，《电影手册》一共被卖了两次，第一次是1998年被法国报业集团《世界报》收购，杜比亚纳是当年收购的主导者。“我当时真的认为《世界报》会是《电影手册》很好的保护者，但他们管理得实在太差了！”杜比亚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世界报》的理念是人员内部流动，流动的结果是没人真的了解《电影手册》存在的问题；十年来，《世界报》用集团的盈利来填补《电影手册》的亏损，也掩盖了“手册”存在的问题。
杜比亚纳认为“手册”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杂志社长傅东和主编布尔多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傅东1990年进入《世界报》，负责影评和文化版，他被认为是“《世界报》的人”；布尔多从《电影手册》起家，是一个典型的“手册派人”。
从2003年开始，布尔多和傅东在办刊方向上就处于“敌对”，两人博弈的结果是，“手册”越来越多艰涩、难懂的影评和生僻的词语。
2008年，《电影手册》卖给《世界报》十年之后，杜比亚纳第二次主导将《电影手册》卖给了英国《裴多》集团——商谈甚至不在《电影手册》办公室，而是在电影资料馆。
布尔多听说《世界报》要出售《电影手册》，也欢欣鼓舞，他们准备自己买下杂志：“有太多的人在离开‘手册’后还在指手画脚，现在，应该让‘手册’安静地成为它可能成为的样子。这也许是惟一一次机会，让‘手册’真正属于编辑部。”
布尔多的计划第一步是自己买下《电影手册》，第二步是媒体应该和影院联手合作，围绕院线放映的好电影组织有效的影评。
《电影手册》的确如期被卖，只不过买家是英国的《裴多》集团——布尔多他们的购买根本没有实现。
布尔多不久前辞去了主编职务，他措辞谨慎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的媒体大多为大型集团所有，越来越少归于独立的编辑部。我们可以说时在逆流而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很疯狂，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疯狂。”
被卖的《电影手册》，究竟是“完了”，还是“终于能继续存在”，没人知道。《裴多》集团要到9月份才会推出新的《电影手册》，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本1951年创办的电影杂志，绝不是第一次遭遇危机，也绝不是最后一次。
巴赞时代：痛扁老爸电影
人人都说《电影手册》是安德烈·巴赞创办的，事实上这是影评人雅克·多尼奥尔·瓦克侯斯和洛·迪卡在1951年创办的——巴赞是第二期才加入的。
巴赞一直是《电影手册》和法国电影的灵魂人物，他支持电影的写实主义，反对唯美主义，认为电影的基础是摄影，后来他撰写的《电影是什么》一书，基本上成了电影教科书。
20世纪50年代，法国渐渐从二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年轻人开始“反主流”，他们要求自由，关注性解放、摇滚乐、时装、足球，法国社会空气里充满着改革的声音。
电影界的反主流文化阵营有两个，一个是“电影资料馆”，一个是《电影手册》。
法国电影资料馆是亨利·朗格鲁瓦1936年创立的，沦陷时期，朗格鲁瓦藏了上百部本来要被淘汰的老片，1960年代，他每天都会把这些电影拿来放映。
当时巴黎的主流电影院放的都是19世纪文学改编电影，这些电影在摄影棚里拍摄，极度忠实于原著，情节陈旧、老套，对白语音铿锵。
巴黎时髦的年轻人没人会去电影院，他们以资料馆为据点，叼着烟、跷着腿，抢占前排，有的甚至席地而坐，一遍又一遍地看霍华德·霍克斯、希区柯克、刘别谦、卓别林的电影，就像长在电影资料馆里的一样。“电影资料馆的孩子”对影片倒背如流，很自然地以巴赞和《电影手册》为中心聚拢，成为影评人。其中尤以特吕弗、里维特、戈达尔、夏布洛尔、侯麦五人最为著名。
1954年，21岁的特吕弗在《电影手册》发表影评《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点名批评导演奥唐·拉腊、克雷芒和编剧奥朗什、博斯特，说他们只会拍平庸、华丽、虚假、公式化的文学改编电影：“奥朗什和博斯特是文学家，我谴责他们，因为他们低估了电影而且蔑视电影。”特吕弗贬斥这些电影是“老爸电影” ——中国观众熟悉的《巴黎圣母院》导演让·德拉诺瓦也被抨击为“法国电影潮流的阻碍者”。戈达尔更是直接点名批评了21位“老爸电影导演”。
这些年轻人认为，创作者应该拿起“摄影机的笔”，拍自己的故事，就像信仰和日记一样，用第一人称来表达——这是以后“作者论”的基础。
《电影手册》曾总结这帮人连“发现莎士比亚也是通过奥森·威尔斯”，因为威尔斯曾拍过很多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电影。
巴赞在1957年《电影手册》上撰文《论作者论》，力挺年轻人对文学的“不屑”，他用托尔斯泰的话说：“歌德？莎士比亚？只要署上他们名字的作品就是好的？大家努力要从他们的拙笔、败笔里去搜索美，结果一般人的鉴赏力都被败坏了。”
经过这场指名道姓的论战，《电影手册》和这几个激进的影评人深得法国年轻人欢心，法国电影的状况出现了两个“凡是”：凡是被《电影手册》认可的，必定卖座；凡是被《电影手册》批判的，必定没法卖座。
新浪潮时代：有本事自己拍电影
“电影资料馆的孩子”生活里只有电影，特吕弗曾经很认真地思考过，是娶他热爱的希区柯克的女儿为妻，还是他热爱的让·雷诺阿的侄女为妻。最后他还是比较现实地只娶了电影制片人摩根斯坦的女儿。
特吕弗在影评界六亲不认，连岳父摩根斯坦的电影也不放过。有一天岳父怒了：“如果你那么懂电影，为什么不自己拍一部？”
结果，岳父给了特吕弗三分之一的钱，特吕弗向法国政府申请补助拿了三分之一，又跟几个朋友拼凑了最后的三分之一，拍出了《四百击》。特吕弗也凭借这部处女作拿下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戈达尔拿着特吕弗15页的剧本，简单的摄影器材，用4个星期完成了《筋疲力尽》，影片讲一个巴黎浪子枪杀警察偷车，后来被女友出卖，在街上被警察枪击的故事。片中插入许多美国B级警匪片风格，粗糙而即兴，投资方最后收了1.5亿法郎票房，片中女主角的短发造型，至今还是文艺女青年的造型模板。
1958年—1962年间，法国一共出现了97部处女作。仅是《电影手册》那五大影评人就拍了32部电影。
这些电影全部实景拍摄，片中主人公是巴黎街头最前卫的年轻人，他们反体制，挑战权威，在庄严的卢浮宫里赛跑，对男女关系无所顾忌……电影记者弗朗索瓦·吉劳德在《快报》上，把这一系列现象命名为“新浪潮”。
年轻观众通过这些电影更新自己的生活，他们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电影里的，什么是电影外的。
新浪潮迅速成为独立、自由、反体制神话代名词，席卷全世界：
1962年，德国26位电影人联名发表《奥伯豪森宣言》，宣称要“与老爸电影决裂”，要运用新的电影语言发展“明日电影”，从此开始了20年的“新德国电影运动”，赫尔佐格、施隆多夫、法斯宾德和文德斯，就诞生于“新德国电影”运动。
在日本，电影人直接拷贝新浪潮模式，大岛渚一边写影评、剧本，一边拍片，他和今村昌平、筱田正浩等人，公开表示崇拜《筋疲力尽》，唾弃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等脱离现实、沉溺于美学的电影。
在美国，阿瑟·佩恩的《邦尼与克莱德》颠覆了美国传统警匪片的样式，以一对雌雄大盗为影片主角，无政府主义者、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颠覆者成为膜拜的样板。伍迪·艾伦、罗伯特·阿尔特曼、马丁·斯科塞斯仿照新浪潮不受片厂制约的模式，开始了非主流电影的制作。
台湾明确打出新浪潮旗号，开始了作家电影的创作，其代表人物侯孝贤、杨德昌等至今仍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中流砥柱。
香港从无线电视台起家的徐克、许鞍华、严浩等一批新导演，用轻便的摄影机拍摄了大量作家电影，至今仍被命名为香港新浪潮导演。
《电影手册》曾经总结新浪潮：“新浪潮是口号、意外、流行，还是风险很高的基金会？不，它是一场运动，就如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一样。”
随着新浪潮蔓延全球，这本法语电影杂志迅速形成了神话地位。
五月风暴：无产阶级革命电影家
1968年2月，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侯将朗格鲁瓦解聘，关闭电影资料馆。已经成为名导演的“孩子们”立刻出来为朗格鲁瓦撑腰。2月14日，特吕弗、戈达尔、夏布罗尔等数百位电影人带头游行示威，“不能看电影，就把生活变成电影”。一大批被资料馆、新浪潮、《电影手册》养育起来的年轻人走上街头，三千多人开始跟警察对抗。
戴高乐闻讯后四处打听，朗格鲁瓦到底是什么人。
4月，朗格鲁瓦恢复原职，但政府不再为电影资料馆提供资金。此时知识界要求改革的声音已经无法平息。
5月3日，法国索邦大学几百名学生集会，抗议校方关闭文学院，以及传讯学生活动分子。警察冲进大学，抓捕学生领袖和几百名学生，大规模的对抗行动由此触发。
左翼知识分子萨特、波伏瓦等组织了“支持镇压中受害学生委员会”，对学生表示致敬和声援。5月10日，学生们占领了文化、教育集中的拉丁区，警察使用瓦斯等手段与学生对战，在当晚的冲突中有超过千人受伤，近500人被逮捕。
以戈达尔、特吕弗等人为首的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冲到戛纳电影节上，为朗格鲁瓦的图书馆募捐，他们在大殿前静坐示威，不准电影银幕拉起。
当晚本来应该放映西班牙导演绍拉的影片，结果绍拉也支持不放映影片，以“抗议法国政府对文化的独裁专政”。最后开幕片被取消，当年戛纳电影节也变成了一场群架。
五月风暴前，戈达尔已经开始攻击美国对法国大众文化的影响；五月风暴后，他拍了多部以抗议为主的检验意识形态短片，以对抗那些支持戴高乐政权、敌视学运以及工运的电视台。
戈达尔否定自己以前的电影，否定电影是惟一生命，他认为电影最初诞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具有“资产阶级性”，所以“重要的不是拍摄政治影片，而是政治地拍摄影片”，政治变成了他的惟一生命——法国越来越多的人跟戈达尔一样成了革命者。
1968年戈达尔的新片《一加一》在伦敦电影节放映，作为导演，戈达尔要求观众退票，让他们到另一个临时放映场地看未经修改的《一加一》，将省下来的钱捐给战斗团体。但现场只有二十多个观众支持他，戈达尔就开始骂观众“像教堂里的白痴”。
《电影手册》变成了“电影政治手册”，1969年《电影手册》刊登巨文《电影·意识形态·批评》，文章认为客观的记录不可能，所有拍摄的对象都通过意识形态的折射变形，批评家应该让观众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
1970年，《电影手册》编辑集体发表著名的《约翰·福特青年林肯》，用意识形态批评、结构、符号学、心理分析、作者论、社会学等综合方法论来分析，指出电影在被人观赏前都是没有完成的，导演只是构成作品的动力之一。《电影手册》开始推行一个新名词：“唯物主义电影”。
新兴影评家开始把矛头对准了新浪潮导演，批评他们保守、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批评夏布洛尔的《漂亮的塞尔日》、《表兄弟》属于右翼无政府状态；批评特吕弗居然不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批评前主编侯麦不敢搞政治、保守……侯麦跟《电影手册》的年轻人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他们公开仇视对方，侯麦指责《电影手册》对他和特吕弗进行“迫害”，强迫他们接受激进和左倾的现代主义。
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法国文化界经常就中国式共产主义进行研讨，支持“文化大革命”。《电影手册》的编辑到高校给学生讲电影，和学生们一起成立了“鲁迅·意识形态行动小组”，研究、支持毛泽东的理论。新一代电影青年对中国充满热情，他们四处搜寻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图片、中国电影——他们惟一不满的是，千辛万苦找来看的中国电影，却都是水平低下的样板戏。
危机时代：停刊！停刊！
就《电影手册》而言，1958年巴赞去世后，性格温婉的侯麦接下了《电影手册》的主编职务，1963年，杂志内部左右之争十分对立，主编侯麦被迫离开杂志。
革命的《电影手册》一直是一个精神标杆，里面有大量深刻的见解、各种意识形态分析、理论解释和专有名词，然而标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每期最多卖 3000本。
到1973年，《电影手册》已经无以为生了。
1973年，赛日尔·达内出任主编，开始重建《电影手册》，他也是“手册”历史上最年轻的主编。
“手册”因为长期骂战，跟很多导演都断了关系，达内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一拜访特吕弗、戈达尔、侯麦、杜拉斯等人。最后曾经被骂过的特吕弗站了出来，自掏腰包支持杂志继续生存，还表示不干涉其编辑政策。
《电影手册》开始重设信息类专栏，发表名人访谈，走上了“要电影，不要政治”的轨道。
1981年，达内却倦怠了做主编，他离开《电影手册》去了《解放报》做电影版一个普通编辑，把主编的位置给了跟他一起重建《电影手册》的新人赛日尔·杜比亚纳。
这一年正好是《电影手册》30周年，杜比亚纳把整个编辑部带到美国，做上下两册的专刊《美国制造》，成功搅动了美国电影界，杂志在法国也大卖，杂志影响力大增。
此后《电影手册》不再只关注法语世界，1984年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电影手册》制作《香港制造》专号；1986年，中国第五代导演初露锋芒，《电影手册》立刻关注起中国内地导演，还派人采访了黄建新等电影人；1989年，赶在苏联解体前，杂志又做了《苏联制造》专号。“80年代最重要的倾向就是对世界的开放。”杜比亚纳说。
但《电影手册》终究是一本法文杂志。
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首映》、《帝国》为代表的电影杂志风起云涌，电影市场进入快餐消费时代，理论为主的《电影手册》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品位，在花花绿绿的电影杂志市场上，渐渐又失去了销量。
1998年《世界报》购买了《电影手册》，《电影手册》顺应潮流成了报业集团的一员，促成这次购买的正是杜比亚纳。
没加入集团前，《电影手册》亏一点点；加入集团之后，《电影手册》亏损陡增。
“当《世界报》集团入主‘手册’后，它改变了传统的经济链条，杂志的亏损变得相当严重，集团对它给下属杂志提供的各项服务都开发票，我们处于一个报业集团当中，财会制度和以前完全不同，危机就这样来了。”杜比亚纳向南方周末记者检讨当年的错误。
“手册”易主后，编辑部的人开始“变本加厉”保持“手册”的独立性，维护表现在坚持并继续弘扬手册艰涩的电影观点，采用生僻绕口的表达方式。
“反正很多文章我读不懂。”中国电影资料馆法国电影研究专家单万里对《电影手册》看不下去；法国知识分子也看不下去。
《电影手册》惟一被大众传播的，只剩下编辑部每年颁布的十部最佳电影。
20世纪末，网络的出现冲击着所有传统媒体，尤其是电影杂志。
2007年1月，创刊28年的香港《电影双周刊》停刊；
3月，好莱坞电影杂志《首映》美国版停刊；
差不多同一时期，《电影手册》首次发行英文电子版，第一期内容包括对雅克·里维蒂的论述，对美剧《六英尺之下》、《白宫群英》和《黑道家族》的专题介绍。
傅东当时希望用这种新形式能在年底吸引3500个网上订户——《电影手册》对发行量的关注已经到百位数了。
几千个订户显然无法支持庞大的亏空，2008年，《世界报》准备出售《电影手册》，“手册人”显然无法容忍再次被买卖，以主编布尔多为首的编辑部发起了自筹资金回购《电影手册》运动，他们找到侯麦等人的签名支持，但由于《电影手册》亏空太多，自筹资金也无力回天。
（《南方周末》记者袁蕾也是本文主要作者之一，另外风端对本文亦有贡献 ）
（原文发表于《南方周末》2009年05月20日,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28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