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又一把桃花扇

当复社文人杨龙友拾起溅有李香君鲜血的白绢扇，并将之绘成一幅桃花图，无论故事本身的真伪，这把扇子自此永远成为商女、故国与书生之间微妙关系的最佳象征。白绢扇上的血桃花正如同初夜验明处子之身的白绫上落红，一般愚昧村夫顶多沾沾自喜的将落血白绫示以亲朋乡党，更为高明的文人墨客则能对桃花扇题之咏之。如果说前者展现了在两性关系中不自信的男性需要通过获得征服并拥有女人贞操幻觉来自我证明的野蛮和虚弱，后者则说明了在军事与政治上失利的男性文人需要通过幻想女人的民族节操来逃避惨败的现实并获得虚假的心灵慰藉—-传统文人守不住政局的时候，的确是常常埋头在钗裙里守着香闺。

南京破城后，日军要求金陵女子大学必须交出100个女人，否则便要在学校驻军。当时有20多位妓女主动请缨，帮助女学生和其他在该校避难的平民女子逃避厄运。严歌苓试图从女性角度重新演绎这个故事，以阐明或重写女性的（性）力量，女性与国族大义，甚而重塑一种性别身份的等级秩序。且不论严歌苓在女性意识上走了多远，是否成功，这篇小说到张艺谋手里还是逃脱不了变成另一把“桃花扇”的命运。杨龙友将香君血绘成带有春色春情的桃花（而不是代表节操的梅花）时，不知其中含有多少把玩狎昵的意味。这十三女子的节烈故事里，又不知带有多少对女性的消费，和男性无能的性幻想。

《桃花扇》故事背景：男性气质的缺席与男权权威的重申

“桃花扇”的故事里注定没有英勇的男性，他们固然都已战死沙场，然而英勇度却可疑。妓女们对李教官的嘲弄正说明战败之师无地位尊严可言，当且这唯一的军人战死之后，故事才可以真正展开。

细数影片中的男性角色，没有一个具有男性气质。保护女学生的乔治是一个少年，最后他以化妆成女性而完成自己的使命，甚至成为十三钗的一员，彻底从性别上否定了他。书娟的父亲是一个承袭了抗战电影传统的肥头大耳、点头哈腰的经典汉奸，更不具有舒张的男性气质。约翰似乎是本片中唯一贯穿始终的成年男性，尽着保护女性与儿童的义务，有自己的欲望，然而当这个人物穿上神父服之后就变得单薄，而且，他是一个白人，一个无意中卷入战争的局外人。

男人不再，可是男权国族权威丝毫不能动摇。这里的国族权威是以女学生的贞操为表征的，所有人维护着处女贞操，并奇异的将这与民族大义联系了起来。实际上，女学生的性别在这里也被发型、灰色制服、未完全发育的体征、教徒身份所抽空，正如圣女并不是女人，而是纯洁、尊严、神圣等不可侵犯的崇高概念。而女学生的“读书人”身份更赋予她们超越性别的象征含有。与其说保护女学生的贞操，不如说是保护一种男权国家的核心价值。正是在这种价值标准下，女学生与妓女的生命尊卑被区分开来，以妓女的性命换取女学生的，就显得十分可耻的理直气壮。

妖魔化的“雌性能量”想象

这些妓女的救赎是通过消除自己的女性（性）魅力达到的：剪去烫发、褪去华服、绑直女性曲线、洗去铅华。严歌苓小说中也通过“书娟母亲”和玉墨的对比探讨了妓女所拥有的“雌性能量”（语出自原小说），认为规矩人家的“母亲”从不释放这种能量，并看低它，然而无疑，这种能量对“父亲”是有影响力的。可惜小说里只是讨论了这种女性魅力，并没有仔细描写，所以留给电影自由空间去着墨。

女性的感官感知与男性的感官感知方式应该是不同的，据说女性的性兴奋通过触觉得到，男性通过视觉，所以我常援引《bright star》开篇的针穿粗糙白布的特写，从视觉引发触觉感受为女性电影经典的例子。虽然我并不清楚一个十多岁女孩是如何感知妓女们的性魅力的，但我认为电影里对妓女的描写完全从男性凝视出发，完全为满足男性视觉快感和性幻想服务。曾经看过几张30年代秦淮歌妓的照片，表情虽不至于完全木讷，但绝无写在脸上的风骚。摄影机对妓女吊袜带、粉色蕾丝内衣的展示和迷恋带着贪婪。女人们的叫骂调情中不见战争环境的影响，也并无street wise，仿佛一群天生没心没肺的浪荡女。地下室的昏黄暧昧灯光和折射在女人绸缎华服上的光线最能彰显摄影机的狎昵态度，似乎她们并不是值得同情的落难中的女人，而仅仅是脸谱化的妓女而已，她们将所到之处都变成充满欲望的妓院。除了重复离开南京的希望之外，她们似乎对自己的处境并不忧虑。因此，豆蔻在浦生临终前说将来与他归乡种田、卖唱糊口的一段倒隐约透露出一点焦虑中盼望的简单人性的可爱。

《桃花扇》的故事之所以流传不息，除了所谓忠贞爱国之外，谁敢说不是同样因为对背后香君艳名的想象？

不羁的女体与束胸的国族大义

其实我并不反对用这个题材拍一部情色片，作为电影的一种，这也是合理合法的。我所厌恶的，是讲沉痛历史的电影却要消费女性色情，或是这消费女体的影片却要装腔作势的在片末大义陈词。即便对妓女的幻想性描写也是遮遮掩掩，不能淋漓酣畅，大概对故事题材还是有所顾忌。到了片末，女人们的色情也消费得差不多了，就用“崇高”去控制这些不羁的女人。

妓女们换上女学生衣服的段落被大书特书。一条条白布包裹起象征着欲望的胸部，白布如同波浪，仿佛将肮脏罪孽的灵魂涤净，通过束缚女体，国族大义最终征服了不羁和粗野的堕落灵魂。这种以堂皇的宏大话语消灭个体生命的悲喜、并施行自以为是的拯救的性别价值观令人作呕。妓女的个人“贞操”与国家的“贞操”从根本上来说是完全两回事，强迫二者发生关系，无异于国族需要对个人的“强奸”。二战结束之后，那些为窃取情报而献身给敌人的女人们，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都被她们所拯救的乡亲唾弃苦待，包括自愿充军的日本军妓，都是被虚假国族话语所欺骗、身体被利用的可怜人。这段换装描写不过是重提这种战时所需的“崇高”谎言，倒是电影通过约翰的口，发出“人生而平等”的质疑值得思考，可这个线索必须立刻断掉，否则整部电影必须重写。

其它深意？？

恕我不敢对这部电影的价值报以太高希望，这是一部平面单调，甚至脸谱化陈词滥调的电影。比如对汉奸人物经典造型和命运的再次套用，约翰穿上“神父”身份后就只能尽力服从于这个词的概念。

玉墨个人痛史让她做出决定替女学生赴宴，不让她们重蹈自己的覆辙这一点稍稍挽救了这部电影，给电影一些人性。但影片中的其他描写显然没有为玉墨自我牺牲的理由做足铺垫，仅仅在片末二十几分钟里，电影重中忽然生硬跳跃到“保卫女儿”，并不能让人改变对两个多小时影片的全局观感。这里“父亲”的身份也是可疑的，又是一种简单概括的“共同人性”成为人物动机，缺乏有说服力的塑造。

说到底，这部电影的核心是这样一种自香君溅血殉国，到清末民初开始由效忠国家而提高的女性地位，再到女性半边天建设国家的论调里一直重复的价值观——女性的身体与性魅力从来都不能堂堂正正的属于个人，只有当顺服于一个男人/国家身下时，她的身体与性魅力才得到社会承认与许可。然而可悲的是，即便得到承认之后，这种称许的目光中依旧含有把玩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