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手册的朋友们
记者：你怎么看待《电影手册》卖给英国《裴多》出版公司？你认为“《电影手册》完了”，还是“《电影手册》终于能继续存在了”？
杜比亚纳(Serge Toubiana)：从我个人来看，“手册”是得到了挽救。1998年，我把《电影手册》的绝大部分股份给出售了，那时我的想法就是拯救“手册”。到2009年1月份被正式卖出前，《世界报》集团在这十年间是“手册”的惟一大股东。我没法对《电影手册》这十年间的演变做出评价，但电影手册》没有消亡，它继续生存下去，继续出版了书籍和刊物。对我来说，卖“手册”是一个积极的决定。
记者：后来为什么《世界报》集团决定出售“手册”给《裴多》？
杜比亚纳：因为亏损极其严重。当《裴多》的老板理查德·希拉格曼说对我对“手册”很感兴趣的时候，就在这里——我们说话的这间房里。 “电影手册的朋友们”协会成员也在，《世界报》集团和我们一致认为，在所有的竞争对手当中，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经济实力，以及对《电影手册》的历史传统的尊重和承诺等角度考虑，《裴多》都是首选对象。
记者：为什么《电影手册》总是处于严重亏损的状况？
杜比亚纳：很简单，没有足够多的读者。当我1974年开始为《电影手册》工作时，赛日尔·达内是主编，我是他的副手，那时“手册”的销量就只有大约3000份左右，可能还不到。
杂志慢慢开始重新起步，那时候我们刚从一个很艰难的时期走出，想要表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图片，没有电影。我们只能重新和戈达尔、特吕弗等新浪潮成员恢复联络，开始参加不同的电影节。1978年，“手册”才第一次前往戛纳电影节，距离1968年的五月风暴已经过了十年。
记者：这十年你们是怎么过的？
杜比亚纳：1979年，我说服达内要在“手册”里做一个信息类的小手册，他就让我全权负责这部分，我们做了一个16页的信息手册。慢慢我们努力实现了8000份的发行量；1981年，我们庆祝“手册”30岁的生日，出版了两册关于法国电影的特刊，很成功。我们在巴士底狱举办了1000 多人的盛大庆祝晚会，精彩极了，雅克·塔蒂和玛格丽特·杜拉斯共舞，夏布洛尔、侯麦等《电影手册》的朋友们都来了。
两个月后，密特朗上台，达内和我说要离开“手册”，去《解放报》。
记者：接下来你接替达内做主编？
杜比亚纳：对，1981年我成了《电影手册》主编。接下来怎么做？我说我们应该做个美国特刊，于是队伍去了洛杉矶，和美国电影重新缔结了纽带。本来计划做一期，结果我们做了厚厚的两期，里面有大量的信息、图片和访谈，雷蒙·德帕东是当时的摄影，这两期都卖得特别好。之前，达内还特邀玛格丽特·杜拉斯主持编辑了一期，一路绿灯，一共卖掉了5万份，是《电影手册》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功。
“手册”300期的时候，我去见了戈达尔，特邀他为主编，那一次也很成功。
“手册”40年庆的时候，我决定将编辑权全权赋予文德斯，结果也很成功。整个1980年代，《电影手册》的发行数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最后达到 3.5万份，这对“手册”来说已经是很多了。
适应世界语言不是件坏事
记者：“手册”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
杜比亚纳：之后进入1990年代，因为《studio》和《首映》等的出现，“手册”有些走下坡路。那个年代，很多人还是会去电影院，纸媒依旧风光。但是《电影手册》始终处在亏损状态。尽管我们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出版书籍，发行特刊，和记者编辑一起，组成小小的企业，但我们知道每个月都不容易，付完员工的工资，总会亏一点点。我一直想办法筹资金、拉股东。
当三个月前《世界报》卖掉“手册”的时候，杂志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发行减少了，广告没有了，大家的工资和各项费用还都要支付，否则《世界报》是不会卖它的。
记者：你们在讨论买家时，是否讨论过《裴多》的英国身份？
杜比亚纳：讨论过。其实这更多是一个技术性考虑，因为需要用英语沟通。我们同属欧洲，在哲学范畴上不存在任何问题。你看弗拉玛里翁出版社（法国第四大出版集团）也已经归属意大利——所有者不是法国人并不妨碍我。
《裴多》老板理查德·希拉格曼是只说英语，这是惟一的问题，但学会一门世界语言并不是件坏事。我惟一关心的是他能否在不改变“手册”本质的同时拯救杂志。“手册”始终应该是一个反思性的、激发人们兴趣、保持独特口味的杂志，这也是我做主编时一直努力去做的：让“手册”成为一个对话、对抗，各抒己见的平台。
没有访谈是对“手册”的亵渎
记者：你怎样看待《电影手册》的独立性？
杜比亚纳：所谓的独立根本没有意义。人们总是害怕失去独立性。真正的独立，是一种彻底的独立，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想做的事，可以依靠自身力量达到平衡，不需要别人的钱，这才是独立。如果你总是亏钱，到了某一刻必然在要求独立的过程中变成势弱的一方。
当我知道“手册”里一些事情之后，也在刻意回避，比如在“手册”的时候，我不对后来接手的人做评判，而是由他们自己决定该做什么。
如果被自己对独立的要求蒙蔽了双眼，必然会从高处掉下来。
记者：是否可以理解为，对独立性的保护，限制了《电影手册》的发展？
杜比亚纳：比如说有一个时期，“手册”上的访谈完全消失了，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对“手册”的亵渎。它曾经以许多独家的优秀访谈著称，我在的时候发表过成百的访谈文章，如果每月买杂志的读者再也找不到著名影人的独家访谈，会丧失对杂志的兴趣。如果大家在其中再找不到和电影的关联，“手册”就会渐渐变成一个只有意识形态的影评杂志，只有对电影的观点。
记者：你说现在的“手册”又陷入意识形态，跟上世纪70年代的经历一样？
杜比亚纳：是的，但不是从政治角度的意识形态，而是美学角度的意识形态上来看。它缺少深度调查、提问、对话、旅行的乐趣，这些对“手册”的平衡非常重要。
记者：也就是说变成了纯粹的理论说教？
杜比亚纳：这正是我作为读者的感受，也许可以从某种角度解释它今天为什么丧失了读者群。看看现在的封面，我们不禁会自问，为什么明明有其他可能，却会选择这样的封面？大家要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要制造好奇吸引观众，这是当年我对编辑说的话，千万不要把自己封闭在电影里面。
记者：《电影手册》易主之后，这些情况会首先得以扭转？
杜比亚纳：希拉格曼很清楚一件事，就是《电影手册》本身就承载着一种价值，拥有品牌效应。无论是香港、纽约还是北京，《电影手册》这个名字都拥有格外意义。从此出发，也许就可以思考“手册”的未来，比如用法语之外的语言编辑杂志。我并不悲观，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谁会以什么方式来操作，但我确信这里面是有机遇的。对我来说，每一次“手册”遇到困难，有合作伙伴的变更，人们都很难接受，因为大家太害怕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希拉格曼买下它是为了让它可以发展下去，至于具体操作，我毫无所知，我希望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记者：“电影手册的朋友们”协会对《电影手册》的控制力究竟有多大？
杜比亚纳：协会成员平时不起任何作用，他们只是在危机的时候站出来。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手册”的社长傅东和主编布尔多的格格不入，他们两人在“电影手册的朋友们”协会上很明确的表态，彼此完全处于对立状态。当《世界报》宣布出售《电影手册》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团结一致凝聚力量，相反，他们公开表示对彼此的敌对，这不仅削弱了他们本人，也削弱了编辑部内部的力量。
（原文发表于《南方周末》2009年05月20日，特约撰稿人刘敏和记者袁蕾是此文作者。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28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