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著名的兄弟档导演保罗与维克托里奥·塔维亚尼为第62届柏林电影节竞赛圈带来第一个惊喜：《凯撒必亡》的迷人之处不仅仅是把一部莎翁悲剧搬到了住满黑手党的监狱里上演，把逼仄的牢房变成舞台，那些面目鲜明的演员竟然大多是被宣判终身监禁的囚犯，影片本身就是对这次演出筹备全程的一次真实又戏剧化的记录。
因为看了Rabibia监狱演出的《神曲·地狱篇》，塔维亚尼兄弟决意和这些舞台魅力不输给专业演员的犯人一起在监狱里完成一部伟大的悲剧，凯撒的悲剧也投射出他们的悲剧。塔维亚尼兄弟年岁加起来已有160岁，但影片却丝毫没有老迈陈腐之气：“我们每次创作都像第一次拍戏一样，我们借每一部作品去探索、充电。我们坚信这部电影必须拍出来，而选择《凯撒大帝》作为戏中戏，是因为它包含了很多对这些囚犯非常有价值的内容，背叛、谋杀、阴谋、尊严等等在黑手党世界的关键词。”维克托里奥·塔维亚尼说道。
影片的开头和结尾，囚犯们的首演获得了成功，但他们最终还是被押送回各自的牢房，艺术对罪犯到底是什么？维克托里奥·塔维亚尼认为：“艺术拓宽了人的视野和心灵，是对人性的一种解放，这是艺术对这些囚犯的正面影响；但悲剧性的是，他们清楚地知道余生都要与铁窗为伴，他们不可能真正地享受艺术。”
记者：《凯撒必亡》的手法不乏实验性，在你们的年纪拍出来的电影却仍有新鲜感，是什么东西刺激或启发了你们？
维克托里奥·塔维亚尼：我们每次创作都像第一次拍戏一样，我们借每一部作品去探索、充电。这次的创作的契机是我们一位朋友推荐我们去看一场在监狱里的表演，过去我们只在美国大片里认识监狱，但这次我们进入了关押重刑犯的高度警戒区，那是我们人生中看过最特别的一次演出。那个晚上他们上演的剧目是但丁《神曲·地狱篇》，囚犯们都用他们各自的方言表演，我记得有一个40几岁、长相英俊的男人，在表演保罗和弗朗切斯卡（注：《神曲·地狱篇》里出现的一对因偷情丧生被罚下地狱的情人）的情节时他用方言表演，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对观众说，“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为保罗和弗朗切斯卡唱一首绝望的情歌，我在外面也有一个情人，可我并不知道她到底在等他还是已经移情别恋，我深刻地明白苦恋的滋味。”他的话是那么真实、那么触动人心，我们意识到必须把这些人和这次演出的经历搬上银幕。于是我们就像第一次拍电影那样鲁莽地开始筹备起来，我们跑去找制片人要钱，她说没有资金给这样一个题材，然后我们到处挣钱、筹款，我们坚信这部电影必须拍出来，而选择《凯撒大帝》作为戏中戏，是因为它包含了很多对这些囚犯非常有价值的内容，背叛、谋杀、阴谋、尊严等等在黑手党世界的关键词，这个故事也发生在意大利这片土地，你可以发现我们选择的演员都长得和角色十分贴切的脸。我们就像第一次拍电影一样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里，它的创意和激情都拜整个团队的努力所赐。
记者：影片的结尾，扮演凯切斯的囚犯说“我因为这次表演懂得了艺术，但从这天起，这座牢房成了真正的牢房”，你们认为艺术真的解放了这些囚犯吗？
维克托里奥·塔维亚尼：那句台词是一位被判了终身监禁的囚犯说的，他已经被关了30年，对释放也不抱任何希望。30年前，他曾经是卡莫拉（注：意大利三大黑手党之一）的老大，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犯下的罪行，我们刚跟他认识，他就跟我说，“我让很多孩子成了孤儿”，他总是会说一些让人听了不寒而栗的话。但在这三十年的牢狱生活里，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反省、思考，并且学习舞台表演，发现艺术和舞台的伟大。可以说，现在他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人，过去从不知道生命还有更多的层次，他说过，戏剧，甚至这部电影，都让我明白我们生命的真谛，这也是我为什么他说“从此这监狱变成了我真正的牢房，”这句内心的表白是非常戏剧化的，因为它暗示了艺术之于他的矛盾意义，一方面，艺术拓宽了人的视野和心灵，是对人性的一种解放，这是艺术对这些囚犯的正面影响；但消极的、也是悲剧性的一面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家的，也因此不可能真正地享受艺术，因为他们的余生都要与铁窗为伴、艺术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最多能稍微改善一下牢房的住宿条件，这也是他们伤感的原因。
记者：影片大部分镜头用黑白摄影、由非职业演员出演，不知道意大利的现实主义电影是否跟这个片子有关系？
保罗·塔维亚尼：我们并没有想过是否在继承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传统，但我们选择黑白摄影并不是想表现出那是一段资料片段，一方面，我们需要告诉读者六个月已经过去了，从一开始的表演为起点，倒叙从试镜开始，我们全程记录下他们的准备、排练直到上台；另一方面，我们是在牢房里拍摄，那是一次奇怪、危险的经历，我不希望那里看起来像电视节目里的监狱，彩色的画面会显得太自然，太现实主义风格，我们想要点不一样的，不是我们常在美国电影里看到的监狱。这才是我们选择黑白摄影的原因，在彩色电影盛行前，银幕上的世界只有黑白两色，现在这种方法却不常用了，我们想要一种非现实的感觉。我们也决定设计不同的场景，在牢房拍、走廊拍、小号拍，有布鲁托斯和恺切斯的大段对话、也有犯人打排球的场景，形成奇特的戏剧空间，而黑白摄影也适合表现《凯撒大帝》的故事和这些犯人自身经历的吻合和矛盾。我们相信这样的效果更真实、也更非现实。
记者：曾经有哲学家提出“多建一所学校，就少一间监狱”，你们认同这种知识分子的乐观看法吗？
保罗·塔维亚尼：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当时提出这样的想法是革命性的，如今依然有价值。但现在意大利的监狱问题非常严重，我们国家的设施非常落后，很多监狱的两人间挤了六个犯人，监狱人满为患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最近也发生了很多自杀事件，犯人被逼得上吊的事情时有发生，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非常绝望。官方现在也开始跟进这些问题，我不敢说这些问题会得到根治，但他们必须重视起来，并且着手去改善囚犯的生活条件。拿Rabibia监狱举例，我们的电影在这里拍摄，他们让囚犯进行舞台表演的实验也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了，这是个特殊的监狱，因为他们对犯人的困难有更多的关注，当然那里也有床位不够的问题，但在我们拍摄的重刑犯区，里面黑帮头子、毒贩、谋杀犯都必须隔离关押，他们也会给犯人机会学习戏剧、上台表演，就像我哥哥刚才说的，他们得到了片刻的解放，在长期的囚禁里他们还能做点新鲜的事。
记者：你们曾经经历过战争，那也是一种囚禁，那时艺术对你们有任何帮助吗？
维克托里奥·塔维亚尼：我们在14、15岁的时候，正是二战期间，到处是屠杀和血洗，战争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了。那时我们住在托斯卡尼山上-那里是我们的出生地，我们的父亲一直都反法西斯分子，所以德军抵达的时候就把我们家房子炸了，同时也在山区里射杀平民，我们不得不逃往外国。在战争结束前几年，我们看到纳粹在意大利横行，人们失去自由，但也意识到战争可能很快结束了。后来我们离开了家乡，搬到了比萨，有一天我们经过一家电影院在放电影，来来往往的人跟我们说不要去看，那个片子不怎么样，但我们还是决定进去看一看，当时放的片子是罗伯特罗西里尼的《战火》，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和我们经历一模一样的战争，当然具体情况不太一样，但很多戏剧性的场景、事件-意大利被攻占、西西里到托斯卡尼的解放运动-都是和现实毫无二致的。我们于是明白图像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也能让我们理解更深层的灵魂，我们也意识到电影会是最合适用来表达自我的语言，我们要把它变成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第四种艺术。如果没有成为电影导演，我们可能会自杀。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