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艋舺》导演钮承泽专访：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我难以言说。

就像你所说，现在有一批新的台湾导演，你觉得他们能再掀起像候孝贤杨德昌他们那样的台湾电影新高潮吗？

你让我说此刻的感受吗？我觉得可以，而且我会尽力地让这件事的发生，虽然我很谦卑，但我会很有志气地让这件事发生，而这也是我未来三年要做的事情。

作为今年上半片台湾一部现象级的电影，《艋舺》对于我们的触动，倒真不在于它在竞争激烈的春节档抢下3亿新台币以上的票房，在内地这个票房以过亿人民币作为起跑线的电影市场来说，这个数字显得普通无奇。

它对于内地电影的真正启示在于，在那个被别人宣判为“台湾电影已死”的小岛上，有那么一帮人，不信邪不认命，硬是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拍出了一部确实很“生猛”很“华丽”的大片 ，更可贵的是，在这个格式化的年代，它还有着属于自己的某些独特的东西：它将中国人最擅长的动作场面玩出了新感觉，同时，在典型的商业片架构里保持了那种炙热得发烫的作者情怀，虽然说这种情怀带着一点台湾电影里骨子里的娇气和文艺腔，但那种爆烈与温柔相济的感觉，还是打动了相当多的人。

作为这部电影的灵魂，导演钮承泽给记者的印象与这部《艋舺》非常相似：他手里拿着一瓶啤酒，前倾着身子听你的问题，然后开始滔滔不绝，你能感受到他倾述的欲望与热情。他不讳言他的雄心，“骨气”“理想”是他口里最容易蹦出的几个词汇，你确实能感受到，他是真心地在为台湾电影的命运担扰和激动；在另一面，他又非常自如地谈论他的脆弱，他的“很爱哭”，在《情非得已》时的痛苦，以及他现在的“谦卑”“坦然”和“打开”。

在内地这样一个全面犬儒的环境里，你是很难听到这么“赤祼祼”的表白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带着耻感和不屑这两种矛盾的情绪，对那些代表着纯洁和责任的词汇避之不及。但在钮承泽这儿，你似乎能重新找回一点对理想主义的信念，因为你确实能感到他对自己所说的东西的相信，他的激情和他的笃定……也正因为这样，他那些宏大而天真的“文艺腔”显得可贵。

谈《艋舺》：十七八岁的时候的某一天，我就发梦了，我对我朋友说，我会自制自编自导自演，成为一个全才的电影工作者。

听说现在你在筹备《艋舺2》？

完—全—没—有。我也是挺意外，打开google搜钮承泽的新闻，全是这方面的，现在说汤唯要来演，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太新鲜了，气死人了。当然有很多人向我建议，要不要拍续集，要不要拍前传，如果我和我的团队还有很大的热情去讲这个故事，观众也有一个期待，我不会排斥这个。但下一部戏我不希望我还在这个状态里面，因为过去的几年是一个很折磨人的过程，而且我有很多其它想拍的类型，有很多别的好的演员想合作，所以续集不会是马上的计划，不会说为了利益打铁趁热，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理想跟骨气的。

《艋舺》的灵感来自于哪儿？

我从小就爱看电影，爱看小说，成长片一直就很打动我，如果它是有说故事能力的，会让你透过这部电影，看到那个时代的样貌，一群人的情感。为什么黑帮电影会吸引我，因为那是男人的家家酒，是男人的欲望城市，因为那些黑帮中人的独特价值观。跟一般人比起来，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犹豫地伤害你的身体，甚至是他自己的身体，他们处在一种没有明天的生命状态之中，这种状态是一种很有张力的戏剧空间，在里面你就看到了人性，这是一个很好说故事的场所，这个东西也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

当年，看《教父》的时候，就目眩神迷，小时候看武侠小说看到废寝忘食，对那个世界充满了向往，然后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的某一天，我就发梦了，我对我朋友说，我会自制自编自导自演，成为一个全才的电影工作者。那个时候无论是作为一个演员，或者作为一个观众，我对台湾电影是非常不满意的，因为当时台湾电影基本上是光谱的两极，像侯孝贤、杨德昌导演那样伟大的创作者，真的可以拍出生命的样貌，可以取得很高的成就，甚至在国际上得到很大的大奖。但对一般观众而言，那个观影过程并不能说是愉快，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沉闷的，包括我自己。在光谱的另一端，有一些导演们，他们可能在票房会有一些成绩，但是我看不到什么深刻的内容，我也看不到什么制作的态度，我得不到满足。

十七八岁时我就说，那种中间的电影，它们在哪里？那种有着丰富的剧情，精良的制作，也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生命的真相，观众可以跟着笑，跟着哭，出了戏院，还能带走点什么的电影，我姑且称之为有内容的商业片好了，它们在哪里？ 我就要拍这样的电影。以上所讲的，就是《艋舺》的遥远的起因。

现在来看看《艋舺》，它完全符合少年时曾经有期待的，曾经盼望拍出的那种电影的要求。

《情非得已》的时候，你好像挺困难的，那这部《艋舺》呢？

《艋舺》的规模大概是《情非得已》的十倍以上，那面对的困难就不一样，《情非得已》当时面对的困难，来源于一个作者在电影上的全新尝试，同时，在当时的电影环境中，你很难找到任何的投资。那时是生命逼迫我拍了那部电影，你根本不在乎卖不卖钱，只是我有些感受，我想要跟世界分享，我要彻底地击毁所谓早期的钮承泽，因为这样才能坦诚地开始我的下半生，这戏在拍摄过程中就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情非得已》对我的困难主要来自制作层面，来自于对这部电影的想像，因为我们没有想着把它拍得像任何一部电影。身为一个观众，我脑海中想的那部电影，我自己都没有看过，我不是要拍一部符合市场需要的电影，或者只是满足创作欲望的电影，都不是，这是一种很有志气的电影，我有一种很大的想法在支撑着。比如动作，《叶问》《黄飞鸿》都是一种很好的港产式的动作片，《谍影重重》是一种很好的西方动作片，那《艋舺》呢，都不想要，我就想要把台湾人的那种移民性格，那种青春时的肾上腺素都拍出来。我有一个想像，但是我要怎么样执行，这难度很高，最终找的是《老男孩》那个武术执导，但那是一个很繁杂的，很冗长的过程，因为他还是拿他的经验和vision来沟通，我要从他提供的东西里，拿出具体的意见让他去修改，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一部韩国片。

在美术上，我是想要80年代，怀旧的感觉，可是我又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每一分钱都要小心用，而且我不是想要复制重现，我是想把80年代的那些元素，台湾的那些元素，大红大绿大青，庙宇，巷道，80年代的音乐，服装，拿回来重组，我希望它复古但是摩登，华丽又生猛，我是要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80年代，我们的艋舺。

因为之前台湾电影工业奄奄一息，我又没有那么大的人才库，让我去找到最好的最适合的人，单单是我要组起一个能够互相支持相信，有能力有操守有品味的团队，本身就是一个有难度的工作，当然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欣慰，因为这们这个团队是彼此相爱的真心地经历了这样一段旅程。

制作周期也紧张，我必须要在春节档放映，这戏才成立。去年3年16号，我们跟华纳公司商定了，他们说如果你能给我你所说的那三张戏，我就给你春节档。我跟李烈回来得以回推，我们能够承受的最大风险在哪儿。从3月16号开始推动找钱，到5月宣布开拍，还什么都没有，只有我在中间，8月一定要开机，不然后期制作来不急，10月底关机杀青，我只有80天做后期，现在看看，还是存在着遗撼，如果的筹备期多一个月，后制期多一个月，我就没有遗撼了，但是这一点我没有去抱怨。

因为我们的志气很大，我们真的想要给台湾电影工业创造一些例子，而不是奇迹，07年08年，《海角七号》是所有台湾人参与和创造的一个奇迹，那很美好，但是工业不能靠奇迹。

《艋舺》是我从影以来，包括以前我做童星的经验中，最辛苦，难度最高，最快乐也是最热血的一个经历。

看到一个资料说你剪完这个片子就哭了。

我常常哭。几个情况会哭嘛：我希望演员的表演到哪儿，我就会陪着他们，我也只有如此才能判断他们的状态。有时候，是工作人员和演员太感人了——你看到他们对电影的热情，我们真的在现场交流的是信任与爱，而不是指责跟应付，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是透过演员的表演，触动到了我的青春往事。还有的时候，是因为压力太大，跟李烈吵架我也哭，在以前这是很难想像的，我以前在圈内是以爆烈闻名，有人说是以暴力闻名，完全不是啊，我从来没有暴力过，我是爆烈，刚烈的烈。以前会发脾气，压力太大，太无助了，可是身为一个男人，身为一个领导者，我怎么可以展现我的脆弱，所以我用发脾气，用愤怒来倾泻我的情绪。现在我不会再这样了，人生前半场经过《情非得已》的整理，我已经能够跟自己相处，能够跟自己的焦虑自己的欲望相处，我不再把手指指着别人。真的觉得压力太大，太委屈了，我会找个角落擦一下眼泪，我非常乐意看到自己现在的改变。小天（指片中演员阮经天）总爱讲，这次导演椅总是好好的在那儿，因为以前总是会飞出去的。

这部电影之所以这么动人，正是因为大家在这部电影里流动的情感是真实的，大家真的完全支持了他们相信的我，在压力之下，在限制之内，完全不放弃一个镜头，不放弃任何一个让这部电影更好的可能，如果我仍然是一个过去的我，一个不能和我自己相处的我，一个充满了愤怒与困惑的我，一个拍摄《情非得已》之前的我，是不可能有现在的状态。现在的我，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我是如此的坦诚，如此的打开，所以我跟工作人员之间真的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情感。

刚才听你讲片中的台词：枪是下等人的武器，是不是你对尊严对仪式感的东西有一种喜爱？

我不是评论家，我就是照着本能，照着自己的善意去创作，没有思考得那么清楚，电影有趣的地方就在这儿，作者已死。有些解读，我们听起来都觉得挺新鲜的，我跟曾莉婷就是讲啊，聊啊，然后她执笔，她去发展，然后再丢回来，再讲，有时候都不知道是谁讲的，也许是他讲的，也许是我讲的，分不太清楚。

我不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人，而是一个充满了感受的人。在生命中，那些生活中所产生的神秘感动是我创作的基础。我不是希区柯克，也不是安东尼奥尼，你知道吗。我引述的是内地网友的话，他说《艋胛》太棒，为什么可以打败《阿凡达》，是因为枪是下等人的武器，是西方社会传过来的邪恶。我看了觉得特别有趣。

之所以会拿来引用，是因为我对华语电影未来有一个期许，是好莱坞能、我也能的那份志气跟期待。我们能跟好莱坞竞争的是什么，不是它那种帝国主义的态度，不是它那种在商业上机关算尽的机巧，也不是它那种发展科技以挑逗观众感观的表面上的好看，而是要从生活从情感出发的好看的电影。

为什么不去竞争科技，因为枪是下等人的武器，是西方社会带来的邪恶（笑）。

谈内地电影生态：我是一个电影新兵，是不宜太过嚣张的。

感觉你对华语电影还挺有责任感的？这是你的本性吗？

这是我本性的一部分，我从小就是很敏感，好打抱不平，不喜欢看到别人哭，到现在，比如刚刚跟朋友吃饭，唉！看到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小孩，混身脏兮兮的，我看了受不了，给了她100块人民币，被我朋友骂一顿，说他们都是假的，这我也知道，可以我还是会有这个行为。

我以为，我是没有太多自己的权利欲的，到了此刻，我越来越清楚。我是很谦卑的，不是说，靠，就我行。而是如果你只是想着满足自己，最后你是不会快乐的，这个很务实，不是说怎么伟大，是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才能得到很大的快乐，现在的我是真的想清楚了。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演了《小毕的故事》，在台湾就很火，可是电影的不景气，我也不知道我的下部戏在哪里，也没有钱，顶着一个电影明星的光环与头衔，心里面很虚。那时候就在想，为什么呢？看人家好莱坞演员，为什么他们那么风光，当然我们看到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投入，而更主要的是，他们有市场，他们有工业。

内地有十亿人啊，总有一天两岸的敌对状态会消失吧？总有一天内地会开始发展吧？总有一天两岸可以整合成一个市场吧？那时候我就有十亿人口的腹地。啊？那多棒啊！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反攻大陆与解放台湾的口号之战之间。身为一个老家在北京的人，看的课本也是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还是个少年时我就曾经有过这个一个遥不可及梦想，但它们现在就在清楚的发生。你看内地，我每一趟来，那个变化，不管是城市面貌，人的素质，商业规则的建立！你看现在拍电影的都有上市公司了，还有这么多人才，我们小时候在幻想的东西，那个存在在课本上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现在已经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我们何其幸运！

那你关注最近在内地放映的那些电影了吗？

首先，我还是要说，我是一个电影新兵，是不宜太过嚣张的。评论我不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自己的原因，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跟辛酸。

当然，我以一个观众的观点， 或者以一个对这个产业有所期待的一份子的观点，我觉得非常让人兴奋。内地之前流行一些东西，比如说加法电影，就是大导演+大卡司+大投资=大卖座，但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些东西我们发觉这些东西不管用了，内地观众在迅速地提升观影品味。

那你对于在内地的发展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期待。

我现在是目标清楚，但顺势而为，我已经谈很多年了，从2002年开始就跟内地接触，但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内地没有拍过一部戏，所以很多事情的发生，就是因缘俱足，一切水到渠成，比如我跟周迅，彼此很欣赏，感情也很好，要弄一部戏，但这部戏也弄了三年了。

我当然希望能够投身其中，但我不会只为了钱，说穿了，不会只会为了市场。这个戏好不好看？我想不想拍它？会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才是最大的，最高的。

你说你从2002开始谈，到现在应该有八年了，合作的困难是什么？

以前找我谈的都是电视，我知道我电视的优势和好处，说实话，我虽然很谦卑，但是我仍然很自信。我怎么会不想在内地这个广大的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呢，但是做不到啊，有两个原因，简单来讲，一，三个月要我拍30集，我真的做不到，因为我的特色会消失，你要的原因，我没办法满足你，如果你只是要我的名气，那没有意义。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我难以言说，我并不想赚取眼前的利益。第二个原因是，台湾一直有所牵绊，因为那毕竟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交友圈，我的猫，还有半夜三点睡不着可以去逛的诚品书店，对这些东西我都有一种依恋，而且一直在台湾也没有停过，一直有工作的机会。我也曾经以为我内地的一个案子就要做了，02年的时候，记得那年世界杯，害我输了很多钱，因为太无聊了，在这儿困了一个月，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但现在的我，是比较有信心它会发生。因为我比较成熟了，我和我的团队都比较成熟了。再就是虽然《艋胛》也许到最后仍然没有机会在内地建立我在票房上的成绩，但是内地许多同业都给了我很多很大的鼓励和期待，换句话说，很多以前我很想合作但不一定看得到我的对象，现在都对我张开了双臂。

 

谈台湾电影：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所有我们无所不能。

你对台湾电影本身，持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我相当期待，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际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痕迹，不一定每个人的状态都可以被复制，但台湾总体来讲，相对于其它华人社会，它有它的特点。比如说，它深受美日两大文化的影响，我们又没有经历文革这样的浩劫，所以很巧妙地保留了中华的传统文化。然后我们经济发展得早，所以生活上的细节及品味得以养成。还有我们的移民性格。然后我们在唱片，出版物，偶像剧，还有明星的培养上，都有一定的能量在。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很祟拜的一个生意人，也是趋势观察家、作家，叫詹宏志，他看了《情非得已》后，讲了两句关于台湾电影的话，他说，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所有我们无所不能。

你知道吗，在这20年里，我们还会留下来，那真的是怀有很大的热情，而不是为了一个利益，而这个态度是会有它的力量的。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香港电影实际上是跟内地电影高度的融合了，而台湾电影跟内地电影的融合，我们实际上还有看到。

有例子，你会看到，但现在还没有例子，但它会随时发生，也许在我的身上，也许在蔡岳勋的身上，他正在拍《痞子英雄》的电影版。我不知道，但我会乐观，良善地期待并努力。

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也许全世界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而且我们也创造了例子，我要套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都没经验，但《艋胛》就是放在河里的一块稳稳当当的石头，是真的。我不信这是没有价植的。

冯小刚的《非诚勿扰》在内地火得不得了，但为什么在香港和台湾没有引起共鸣，没道理啊。明明我看周迅我也不会觉得她土，明明他看赵又廷也不会觉得他没有文化，明明是彼此吸引，明明是密切交流，为什么没有彼此都有共鸣的文化产品呢？

香港和内地之所以能结合，是因为它有工业，它有内地在商业化过程中需要汲取的经验，而香港电影，又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面对一个衰败期，于是集体地投入了内地的电影产业。你当然会看到这样的变化了。

那台湾电影人在内地电影的发展没有扮演相应的角色吗？看一看陈国富之于华谊兄弟，那绝对是有他的意义存在的，那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在以前，没有人要投资台湾电影的，当我们自己在自己本土都不能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我们怎么出来，既使说什么，别人也不会相信了，看都不看你一眼。但现在，我们已经创造出我们的例子了。

就像你所说，现在有一批新的台湾导演，你觉得他们能再掀起像候孝贤杨德昌他们那样的台湾电影新高潮吗？

你让我说此刻的感受吗？我觉得可以，而且我会尽力地让这件事的发生，虽然我很谦卑，但我会很有志气地让这件事发生，而这也是我未来三年要做的事情。

（《电影世界》杂志六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