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nephilia as a Disease
第二部分：批评
但是，什么是批评？波德威尔认为，批评，主要是评价和欣赏。在他的阅读经验中，批评家们要避免草率的评价，而要重点关注那些造就了一部特定电影的特质的独特因素，这就像学者要倾向于避免对电影的评定。
肯特•琼斯（Kent Jones）和克里斯•藤原（Chris Fujiwara）在他们为PNC项目所撰写的文章中都提到了曼尼•法伯（Manny Farber）[注18] 的观点并以此质疑波德威尔的观点：批评必然与评价有关。他们认为，批评的功能主要不在于贴上好恶的标签，也不在于创建品味的高下次序，而像藤原在原文中所描述的，是要去“回应一部电影中开放的、令人不安的、或自相矛盾的部分；解释一部电影中不是很明显的细节为什么如此有趣；重现这部电影。”藤原在此已经提及了一个阿德里安•马丁（Adrian Martin，另一位PNC项目的撰稿人）所强调的观点：批评是（可以是，或者应该是）创造性的行为。
批评必须不仅只是包括描述，不仅只是把权威全部交付给作品本身——这样的立场如果推演到逻辑的边界，从根本上否决了批评存在的必要性。
是否给电影评分——量化他们的质量——是评论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批评多少总会和立场的选择有关；或多或少的，批评含蓄地假设其中提到的总比没有提到的更重要。激发曼尼•法伯批评的不仅仅是作为自主实体的作品本身，还有人们论述、书写这些作品的方式，法伯并不为此感到羞愧。正如他所说：“我是一个有反应能力的评论家：我喜欢听别人说，然后插嘴。”电影批评是以争论的方法介入一个更大的社会场域。
吉娜维夫•岳指出在PNC项目网站的“资源”部分有两篇文章 [注19]，它们不单论及批评的功能，同时与波德威尔的看法相异——作者分别是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ph Arnheim）[注20] 和J.霍伯曼（J. Hoberman）。1995年，霍伯曼接过阿恩海姆在1935年所提出的论断：“美学批评”应伴随着这样的考量：将电影看作“一种经济产品，以及一种对于道义和政治观点的宣述”。对于霍伯曼而言，“我们怎样才能做任何其他的东西？正如阿恩海姆同时代的同事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注21] 说的，‘优秀的电影评论家必须是一个社会评论家。’（现在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或者像阿多诺当时论述的：“电影美学是……本质上关注着社会。没有任何一种电影美学，甚至那些纯技术上的美学，能够将影像的社会学排除在外。”这些立场在推动（电影批评中）政治关怀在影像中的投射的同时并没有削弱美学关怀的地位，毋宁说他们在向前推进，就像七十年代的电影理论和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所展现的那样，他们推进的出发点是假设美学和政治从来无法分割，而电影这样一种大众文艺形式使得我们更有必要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琼斯在为PNC项目所撰稿件中提到的，电影批评的典范，不仅关注电影本身，而且关注着“它周围整个广阔的世界。”
但因此，琼斯要我们注意这样的思潮，以作者论为主的迷影文化逐渐演变成一种理论框架，把对某些影人的拥护和对其他影人的排斥，与道德价值以及随后的激进主义政治绑定在一起。对于琼斯而言，这种“浪漫主义、精粹主义和教条主义极端古怪的混合物，是如此苛刻和粗糙，以至于能让美国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都不寒而栗”，因此这种思潮早已经耗尽了它自身所有的魅力。琼斯 “反对论战”的文章是对一个成熟的或者说世俗化的电影文化极有说服力的抗辩，这样的电影文化更切合电影制作的现实。琼斯非常明确，他并不是想限制批评的场域。相反，正是迷影文化的僵化刻板鼓励了不应有的挑衅行为，这些行为经常表现为对过去辩论家们的生硬模仿。问题，不仅是这样的“道德优势假定”在道德上很有待商榷，而且这样的故作姿态已经背弃了批评；结果往往是关注偏离了最开始要讨论的话题。琼斯提出的问题是，“迷影”的标签是否真正有利于一个健康的电影文化。
【译注】
[18] 曼尼法伯 (Emanuel “Manny” Farber, 1917 –2008) 是一位美国画家，电影评论家，作家。 他提出了“地下电影”的概念，并最早推崇霍克斯、法斯宾德、赫尔佐格等电影导演。原文详见此处
｜翻译：成果、Jack、Cil/校对：小双 @迷影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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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立马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