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华语暨东亚电影国际研讨会」纪要
专题演讲II 主讲人：叶月瑜教授
记录整理／王玉燕
1990年代以降，西方电影研究有一回转，强调重新尊重各民族电影本土的状况；近十年，新词汇（neologism）的产生成为一个趋势，特别是在欧美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有意识地将中国词汇直接加到英文研究中，直接将之视为一关键词，不再倚赖翻译代名词。就电影研究而言，「文艺」相对的是西方的「通俗剧」（melodrama），我希望以「文艺」一词取代通俗剧，进而阐释华语电影史观。以工业生产的角度来讲，「文艺」不见得是一个有清楚定位的类型，但可作为一专有名词来谈论这类型的电影，中国自1910年代的几部长片就开始出现文艺片，然1949年后此类影片在中国大陆旋即消失，为「社会写实主义片」 所取代，近两年，文艺片又有复苏的倾向，如大片《梅兰芳》，也意味着中国广电处开始接受文艺片作为大片的一种次类型。
蔡国荣在《中国现代文艺电影研究》（1985）一书中，将文艺定义为「偏重情绪、情感」的类型，将之限缩于言情、浪漫主义的范畴中，如此一来，很容易将文艺电影置于一漫无边际的场域，因诸多电影皆着重于情绪和情感的描摩。我简单做了一个「文艺」和「通俗剧」的比较，两者其实很不相似，「通俗剧」指涉的是音乐剧场，讲究戏剧性的展示、情感的夸张表现；「文艺」的概念和文艺小说有着很深的渊源，谈及文学的价值，有其上层的艺术品味，关注一般通俗小说如何产生向 上提升的作用，使其成为严肃的文学，实践一定的社会文化功能。回溯至1910年代，文艺小说特别指涉的是俄国、法国等翻译小说。此外，「文艺」在中国现代 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视为推进西化的工具。
「文艺」一词事实上是外来语，源自日本，1902年随着鲁迅翻译日本关于欧洲小说的评述，将「文艺」这个名词引入中国的语境。1911年，「文艺」一词在中国已经是普遍被文学界接受的名词。小说理论里面有几个重要特点，跟后来文艺片的产生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这些特点包括：人物的崇高性、善恶分明的价值判断、讲述域外的风土人情、现代形式与风格，同时必须易读，和日常语言有一定的链接性。总的来说，「文艺」是一个非常具有扩展性的复义词汇，包含文学、艺术、文化；「文艺」是西方的、翻译性和现代性强；「文艺」是现代的、向上提升的，有一定的启示和启蒙作用。五四时期的文艺特别含有浓重的社会性、社会性，力求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建立一现代的民族民主国家。「文艺」是一个跨语境的实践（a translingual practice），也是跨文化、跨学科的。
究竟「文艺」是不是一种电影类型？我觉得当今看来，「文艺」绝对是一种电影类型，可是在中国电影制作历程里，文艺片究竟是如何被生产成一种类型？可上溯至什么年代？1920年代，文艺在中国已风行了二十年，可是在电影这个场域里，文艺片究竟存不存在？答案是否定的。由徐卓呆编译的《影戏学》（On Shadowplay）于1924年出版，将「文艺片」列为第十二种电影类型，指称文艺片是把文学（特指西方高尚的小说）做成影戏化的作品，譬如托尔斯泰 的《复活》。然而，当我进一步追究，翻阅《影戏》、《银星》、《明星特刊》等七种早期的电影杂志皆遍寻不着文艺片这样的类型名称。
尽管我无法找到「文艺」作为一种生产类型的证明，但我确实在杂志中看到作者们不断谈论电影如何文艺化。如果「文艺」不作为工业化的一种制式的类型，那「文艺」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文艺模式」（Wenyi as a mode of production）是存在的，用以重新检视好莱坞中艺术性比较高、较人性化的通俗剧，葛里菲斯（D. W. Griffith）、刘别谦（Ernst Lubitsch）等导演特别受到当时中国影人的青睐。另外，「文艺模式」本地的生产明显地跟鸳鸯蝴蝶派小说有所关连，言情片特别受其掌握。作为一个模式 「文艺」确实存在，而且非常重要，1920年代「文艺」已经有两个很清楚的主要源流，一为以鸳鸯蝴蝶派为首的文艺片，基调温情、浪漫、感伤、有点滥情；另 外一个源流则是五四文学，诉诸社会政治的左派文艺。虽然文艺片类型分道扬镳，但两者的主要特征皆为改编、翻译自外国文学，包天笑、洪深、侯曜、顾肯夫、朱瘦菊等人为当时重要的作家。1940年代战后，中国的文艺全然倾向左派文艺；香港的社会政治文艺片依然存在，但将人性由政治范畴扩充到人类情感的表现，温情的文艺片也持续生产；台湾则有琼瑶电影、健康写实主义、李行、白景瑞等位于左右光谱之间的文艺类型。
我之所以关注文艺电影的发展起源于先前做李安电影的研究，我觉得李安的作品非常文艺，但其文艺又有别于一般对于文艺的刻板印象。2000年之后，兴起一股对于文艺的翻新，如王家卫《花样年华》、李安《卧虎藏龙》。那么，「文艺」作为华语电影研究的概念，可以帮助研究者如何重新探究华语电影史？「文艺」这个概念可以开启一个新的中国电影历史学、增补「现代性」相关论文、重新看待电影和其他艺术的关系、检视中国和他者（包括西方、日本）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重新询问还是属于西方霸权的电影研究中关于「普世性」（universality）的问题，究竟「通俗剧」这个名词它的普遍性有多广、有多深？这是值得再次检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