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翠梅对谈傅东:一个制造谜团的影评人

陈翠梅对谈《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傅东

推理小说里，有一些侦探，总能在凶杀现场看见一般人看不见的痕迹和线索。当然，一般人先侦查的，会是案发现场发生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凶器、烟蒂、指纹、和其他可疑痕迹。但是更高明的侦探，会看见不在场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本来应该有，但是不在了？有什么应该发生的事，为什么没有发生？比如说，凶手为什么会取走一张不值钱的椅子？比如说狗为什么没有叫？

寻找消失的东西，和没有发生的事件，比在凶案现场观察可以看见的东西，困难得多了。首先，你要清楚知道，这个地方本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往往这些高明的侦探一走进现场，一起看起来很简单的凶杀案，忽然谜团密布了。

和傅东先生谈话之后，我不禁想像影评人就是指向那个隐匿着的线索的侦探。

导演和影评人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有些影评人不认同和导演做朋友。作为一个导演，我总认为，有机会跟看过自己电影的影评人一起讨论自己的作品，是我电影学习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在2006年拍了我的第一部长片。那年我26岁，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导演。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几乎把所有关于影评都找出来。各种语言的影评。很多人以为导演一般只想读到好评。讨厌恶评。其实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导演，你会很好奇别人从一部电影里，看见了什么。而影评人正是那种可以把对电影的看法明确地表现出来的人。那是非常难得的客观意见。

我之后还主动的去认识这些影评人。有些成了朋友。跟他们讨论电影。有时候他们帮助我看见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我很喜欢讨论的过程。

我在2007年认识傅东。那时我读到他写《Love Conquers All》的一篇影评。知道他喜欢我的电影。我刚好在巴黎，去了他那时作主编的Cahier Du Cinema的办公室。一起吃了午餐。

这次我在上海电影节作短片评审，又遇到了傅东——其实我们一个月前也在戛纳匆匆遇见。他这次来电影节谈如何成为一个独立影评人。其中他谈到，影评人应该为电影制造更大的谜团。我听了过后，决定追问下去：

问=陈翠梅
答=傅东

问:您说过，影评人不解决任何谜团，相反的，影评人应该为电影制造更大的迷团。这个说法跟我们对影评人的认知迥然不同。通常，一个影评人被视作联接观者与电影的桥梁，用以帮助观者更好地理解电影？
答:在某种意义上影评人的确帮助观众理解电影。但，要更好地去理解一部电影，不意味着得到问题的答案，而是要让观众更深入问题，超越电影，步入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一篇优秀的影评，会扩展你对一部电影的思维，为你打开另一扇不显眼的门，构筑一道不常见的风景。

问:有个很无趣却十分值得讨论的问题：你通常在看一部电影之前还是之后来阅读影评呢？一般观众会选择观影前阅读，以获得某种意见，才来决定看哪一部电影。当然，观影前和观影后阅读的感觉会完全不同，作为影评者，撰写影评时应否考虑他的读者已经看过了电影呢？对我而言，如果我拿捏准确，我不需要考虑你是否早已先睹为快——你可以在观影前或观影后读我的影评。影评不是盖棺定论，我不会对读者说，这部电影不可错过或不值得一看。那么您自己呢？您读其他人的影评吗？观前读还是观后读呢？

答:我通常在看过影片后读，那感觉就好像在跟其他影评人乃至影片本身之间的对话，一场在文字上或者思考上的辩论。即便你发现自己与其他影评人的意见相左，只要它是一篇优秀的评论，这场辩论会很有趣。你是否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相矛盾的意见呢？或者，你是否能够在坚持自我立场的同时，也试着利用他的辩证？阅读其他影评可以激发对影片的深入讨论。

问:影评人在观影后是否会聚在一起相互讨论？比如戛纳电影节期间？
答:有些事情我想尽力避免，比如一边走出影院一边谈论影片。这很糟糕，和用星星来评分一样糟糕。在戛纳，几乎人人都在散场时众 说纷纭，而我总会快速逃离现场。

问:您是否觉得这种讨论太过肤浅？
答:我想，这种讨论将让我陷入了一个影评人完全不应有的位置。影评者的工作不该如此，而是和这种简单议论恰恰相反的。在我提笔之前，在我还没有深入地思考一部电影的真正意义之前，我不能对这部电影做出任何评论。当然在观影时，我很清楚自己是否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散场时的议论完全是未经思考的直接反应。有的时候，有些娱乐性强的电影会让你在观看的时候便感到很享受，而有些电影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反思。随着时间推移，一个影评人可能对一部电影产生不同的想法，如果你在观影后太快评价，那将过早限制自己的思路。写作的时候，我倾向于去了解自己对于影片的真正的理解和判断，也正是通过写作，缓慢而精确地构造了我对于影片的评论。

问:作为影评人，假如某位电影导演或制片人是您的朋友，这会否影响您的评论？
答:当然，我们可别假装自己是生活在荒漠的圣人。我们所作的每件事情都将影响我们对于电影的看法。比如中午吃过了什么，所看过的上一部影片水准如何，或者在电影节期间一天连续观看四部影片……你无法待在虚空里而保有纯粹的自我，纯粹的批评是不存在的。唯一能做到的，是诚实。我从事电影评论 30年了，我当然交了很多朋友。有时，一位我喜欢的导演拍了一部我不喜欢的影片，对他的影片我有话要说，而要说的不一定是赞美的话。 然后，我们从此不再是朋友了。是的，这是会发生的。

问:我听说，《电影手册》有个守则，“只评论你爱的影片，别浪费篇幅批评那些烂电影。因为你写的恶评也会成为那些烂电影的宣传。”后来我发现那是一次谬述，但，这依然是很有趣的守则。
答: 《电影手册》有名的地方，也包括他们对他们反对的电影，非常粗暴的批评。所以，你听说的守则并不是真的。当然，就公众影响而言，两页恶评可能比两句赞美之词来得更有宣传效果，很简单，因为有些人只看篇幅，却从来不思考。
当我着笔时，我觉得，确切和阐释至关重要。有次，我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刺杀肯尼迪》（Oliver Stone执导）的长篇影评，我不赞同他拍电影的方式，但这种论述，你需要时间和篇幅来阐明。我不能以三言两语来 推翻一部影片。我写了足足两页，不是攻击导演或影片，而是解释为何这样做行不通，解释电影与真实事件的关联，解释它如何偏离了你的期望。我是在与读者分享就电影的观点，分享就影片、角色和叙事的期望，纪以及实和其它的关系。那篇评论非常负面，但这种论述很重要，而不是讨论仅仅个人的喜恶。

问:在上海电影节大师班，与会者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具备深度的电影批评，你如何看待呢？
答:我想，艺术批评和电影批评，是法国传统。18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曾作为作家评述绘画作品，凭借写作的技巧，试图揭示可从画作中所看到和发现的事情。他落笔颇勤，每月发表一篇评论。其后，是波德莱尔在他的《沙龙》中所撰写的深度艺评。这终促成了作家们在艺评方面的合法性。在其它地区，艺评的合法性则远没那么容易达成。
在中国，批评不属于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但迅猛的变化改变了中国 ，中产阶级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将会催生更深入的电影批评。那些不看好中国 未来会出现好影评的，正是那些相信中国言论自由不会改善的人们。我是相信情况会快速改善的。
但是，正如如我在大师班所说，一旦你成为了职业影评人，其他人就开始想利用你的影响力，让你成为影评人以外的身份：比如说电影公关希望你成为一个吹捧者，杂志主编希望你提出观影指南，或者借影评之由，让你写电影幕后的事情，让你谈谈某位导演或明星的私生活。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要作一个好影评人，永远是一场抗争。

问:随着微电影和微博在中国的兴起，您认为这会否影响电影创作？
答:当然会。一次又一次我们听见“电影已死”的论调。1980年代，当我刚开始成为一名影评人时，那些我最最尊敬的人们（主要是戈达尔）便宣布了电影的死亡。对我来说，这很荒谬，当年我还观赏着很多很好的新电影——包括戈达尔的作品，我不觉得它们将走向死亡，它在改变，电影当然会演变，谢天谢地它在演变。假如停滞不动，它便真的会死亡。而后，随着我对电影史的研究渐渐加深，我开始了解，电影从其诞生之初便被预言死亡，1895年12月28日，电影的初夜，Louis，卢米埃尔兄弟中的一位，表示，“电影是一项没有未来的发明。”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电影的死亡预言。

问:电影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但我想，这值得你我一再追问。
当然，“电影”这词本身是有意义的。长达五十甚至六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讨论——何为电影？我并没有确凿的答案，但我倾向于电影是一种为剧院、为黑暗、为 集体观赏而生的某种视听产品——哪怕我们是在电视机或者电脑上观看它们。电影作品，它也许显得如此华美壮丽，更多地却指向自我消匿。电影是借助可视化手段来将人拽往虚幻的一项隐形的艺术。电视游戏、电视节目、广告、政治宣传皆与“隐匿”无关。 接着，若要决定它是否为影院而生的作品，你需要叩问自己。不能只听信书面的教条，我可以告诉你哪些不是电影。但是，我却不能告诉你电影 是什么。电影是非常私人的经验，每个人只能自己去体会。

撰文 陈翠梅Chuimui Tan，摄影 黎不修 But Sou Lai，编辑  唐卓伟 Duscher Tang

原载于《大都市Numéro》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