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缘，终了情：好莱坞浪漫喜剧之前世今生

基本的运作法则

按照西方文艺理论来说，浪漫哲学的本质是回归自然，忠诚于自我内心。18、19世纪西方浪漫诗人如惠特曼（Walt Whitman）、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都用他们最好的诗篇鼓励人们忠于自己的心灵，忠于实践，超越理性。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更是浪漫喜剧的名篇。

但是浪漫喜剧在好莱坞传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好莱坞明星制的成功，必须要依附于浪漫喜剧。此外，大量的商业包装、浪漫观念的市场化传播，也造就了其他一些浪漫产业，比如钻石工业。

好莱坞浪漫喜剧自193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迄今已逾八十载，但核心表述万变不离其宗，“爱情战胜一切”仍然是所有浪漫喜剧的重中之重。它的基本叙事，是关于异性恋主角，欢喜冤家式的爱情故事。

通常来说都是三幕剧的戏剧架构。第一幕，两人相遇，通常女人都很反感男人，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浪漫的联系。但却又会暗暗的铺排一些线索，暗示观众两人不论遇到何种冲突、风波，最终会走到一起。从浪漫哲学的角度来说，两人的结合还必须依靠心灵的相通，而不是诉诸理性的考量。观众则在这个过程中，对银幕男女的结合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理想化的认同感。第二幕，通常都是两位主角分离。分离的方式有多种，但肯定要存在一段时间，同时还要表现两人若有若无的期待之情。第三幕则必定是如假包换的大团圆幸福结局，所谓“从此以后永远幸福的在一起了”（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

这样的剧情惯例，大部分观众都心知肚明，关键在于各种冲突的设计。这正如结构主义类型电影研究专家托马斯•沙兹（Thomas Schatz）所说，“创造出高质量浪漫喜剧的电影制作者深知这一点，这些电影中的诉求并不是浪漫爱情或者乌托邦梦想的天真允诺，而是冲突本身的允诺。”

除了以上提到的一种男孩女孩相遇到恋爱/拥抱模式，好莱坞浪漫喜剧还存在着一种离婚－复婚的剧情模式。这类电影通常都是开场男女双方即已离婚，感情似乎已覆水难收，但经过一系列阴差阳错喜剧化的考验，两人最终复婚，“从此以后永远幸福的在一起了”。

当然，凡事有正典，必有例外，解构者。伍迪•艾伦的浪漫喜剧即是对好莱坞浪漫喜剧的最佳解构者。在《安妮•霍尔》（Annie Hall，1972）中，两位神经质的主角分分合合数次，最终没有走到一起。伍迪•艾伦检视了爱情的神秘不可测，在结尾处撒手宣示拥抱的不可能。最意味深长的是，影片最后，伍迪的画外音旁白说出了浪漫喜剧片的真谛：“我想到了一个古老的笑话，有一个家伙去看精神病医生，说，‘医生，呃…我的哥哥疯了。他觉得他自己是一只鸡。’医生说，‘这个…那你为什么不纠正他呢？’这个家伙回答道，‘我是想这么干来着，但我需要鸡蛋。’嗯，我猜我对我们之间关系的感触就有这么深。你知道的，这是完全的非理性，疯癫，荒诞…但是，我猜我们必须经历这一道关，因为我们大多是需要鸡蛋的那类人。”

风靡一时的神经喜剧

好莱坞默片时代由于受制于声音条件、公众趣味以及其他因素，喜剧大多是以肢体语言为主的行为喜剧，浪漫喜剧非常罕见。1916年拍摄的《檀香山纪事》（It Happened in Honolulu）、《乔治华盛顿小姐》（Miss George Washington）算是公认最早的浪漫喜剧。浪漫喜剧的第一波浪潮来自1920年代末，有声电影刚刚出现之时。刘别谦的《红楼艳史》（One Hour with You，1932）、《天堂里的烦恼》（Trouble in Paradise，1932）是这段草创时期的代表作。刘别谦的浪漫喜剧比较着重铺排社会贵族成员之间的爱恨情仇，与之后调和阶级矛盾的神经喜剧大异其道。

公认的神经喜剧奠基之作，系好莱坞最民粹主义的导演法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1934年执导的《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影片讲述克拉科•盖博饰演的中产阶级记者，与克劳黛•考尔白饰演的富家千金之间妙趣横生，终结良缘的浪漫喜剧故事。影片的戏剧焦点是两人之间的阶级差异，片中特别出现了象征这种差异的所谓“杰瑞寇之墙”（walls of Jericho），即两人共处一室时，用来区隔开双方的帘子。《一夜风流》体现了经典神经喜剧的范式，男女主角存在鲜明阶级差异，却能走到一起。这其实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30年代初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罗斯福新政亟待解决的危机，是消除当时美国人心中愈发浓烈的祈求社会主义的倾向。而神经喜剧这种调和阶级矛盾的影片，可以说是好莱坞助了罗斯福一臂之力。它鲜明的亮出阶级差异不是问题，真爱才是王道。

除了阶级差异之外，神经喜剧另一大特征是，女性鲜明的自由主义个性。《育婴奇谭》 （Bringing Up Baby，1938）中，加利•格兰特和凯瑟琳•赫本饰演一对浪漫情侣，赫本在片中的女角犹如女英雄一般，自由的追求心之向往的一切东西。同时此片还为之后的神经喜剧奠定了一个基本叙述元素：两位个性坚定的男女主角之间唇枪舌剑、快如闪电般的对话节奏。情场如战场，是这类电影叙述的最好概括。

神经喜剧到了1940年代出现了变奏。普莱斯顿•斯特奇斯（Preston Sturges）执导的《摩根河的奇迹》（The Miracle of Morgan’s Creek，1944），将通常的公式做了革新。影片中的主角因为个人生理意外，生了六个孩子而成为国家现象。他们不再寻求阶级调和，因为本来就是一个阶级，也不再出现卡普拉式的“阿吉神话”（Horatio Alger myth，即相信依靠个人勤奋，白手起家获得成功的神话）。

后经典时代的浪漫喜剧

1950年代之后，好莱坞浪漫喜剧开始出现显著变化。制片法典渐渐失效，大制片厂体系崩盘，好莱坞的导演开始剥去演员身体外神秘的面纱，浪漫喜剧变得开始性感化。尤其是马龙•白兰度、玛丽莲•梦露这些性感炸弹的横空出世，众多性味十足的浪漫喜剧，像《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1953）、《愿嫁金龟婿》（How to Marry a Millionaire，1953）、《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1955）等应运而生。比利•怀尔德1959年执导的《热情似火》，利用性别置换的效果，将浪漫喜剧推到了一个新高潮。当然古典纯真的浪漫喜剧同样存在，《罗马假日》、《金玉盟》（An Affair to Remember，1957）是为永恒经典。

但同时，1950年代又是一个压抑的时代，美国经济腾飞的同时又面临着核危机、共产主义红色威胁、同性恋恐惧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叫嚣，为此美国人不断的追求家庭价值。就类型片而言，黑色电影承担了反刍美式焦虑的重任，但浪漫喜剧也并非完全熟视无睹。这个时期的众多浪漫喜剧触及到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性焦虑。怀尔德1960年的《公寓春光》（The Apartment）就是如此。这部形似浪漫喜剧的影片，对性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批评。影片大力抨击了资本主义的阴暗面，片中的资本家老板滥用权力，欺骗妻子，欺骗员工。这种批评也出现在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的《毕业生》中，影片讽刺消费社会的荒诞，资本主义带来的人际关系的疏离。达斯汀•霍夫曼虽然在影片最后解决了爱情问题，但却对着摄影机──其实是观众──如此说道：“好吧我们本来就会在一起，爱情胜利了。现在又如何？爱情战胜了一切？”这样的结尾虽然很不常规，但影片的成功证明了美国观众欣赏这样无解的结尾，电影教会了他们去批评美国社会。

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位一生以拍摄浪漫喜剧为职责的导演，这就是伍迪•艾伦。伍迪的众多浪漫喜剧，都是以伪自传的风格重述了他复杂的人生面向，同时又让美国观众尤其是纽约观众，在大银幕上重新延展了他们心中投射的欲望与认同。伍迪在这段时期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影片，《傻瓜入狱记》（Take the Money and Run，1969）、《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1973）、《安妮•霍尔》、《曼哈顿》（Manhattan，1979）、《星尘往事》（Stardust Memories，1980）都质疑了“爱情战胜一切”的神话，质疑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与传统婚姻的合理性。直到1986年的《汉娜姐妹》，他在浪漫爱情的背景设置中再度考察纽约客的神经质作风时，才勉强到几乎是试探性的赞同婚姻仪式。

世纪之交的浪漫喜剧

1980年代后，美国社会渐渐步入后现代，或者说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作风使得消费社会人的贪婪欲望释放到了极致。浪漫喜剧在此时扮演着一种社会代言人般的角色。这种角色迄今方兴未艾。

如果说恐怖、动作片吸引年轻观众，那么浪漫喜剧追逐的就是情侣对象，它不断的向女观众诉诸这样的观念：钻戒才是男人表达爱情的证据。这也使得今时今日的浪漫喜剧更加的色情化，更加的缺乏想像力，更加的保守。

近三十年最轰动的浪漫喜剧莫过于《当哈利碰上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1989）与《风月俏佳人》（Pretty Woman，1990）。《当哈利碰上莎莉》是最典型的新保守主义范本，它教会观众的只有两件事情：男人和女人不可能成为朋友，只能是情人或者不是情人；肤浅是最好的事情。更令人震惊的是，影片中的哈利是政治顾问，莎莉是报社记者，却对社会、政治议题除了发嗲肤浅的议论几句外，完全是一窍不通。像《电子情书》（You’ve Got Mail，1998）这种，更是从咖啡工业（星巴克）到互联网（美国在线）的直销广告，赤裸裸的宣传了全球化背景下美式帝国主义企业的吞噬力。

此外在近十年中好莱坞还出现了阿帕图的屎尿屁喜剧，在这类喜剧中有不少也算得上是浪漫喜剧，比如《四十岁老处男》、《一夜大肚》（Knocked Up，2007）。这类浪漫喜剧的最大特点，是充斥了各类粗俗的性幽默以及吸大麻等恶趣味，但本质上来说，其实更为保守，因为对男性主体的强调更加的强悍，女性更加的被物化。近年唯一一部在浪漫喜剧方面开拓出新意的影片，是2007年的《朱诺》（Juno），影片全面打破了浪漫喜剧的惯例，但同时又能让观众接受。

对于类型电影的功用，沙兹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它有着让鹬蚌相争，自己渔利（play both ends against the middle）的本事，能够在我们的文化中赞美矛盾的同时消除矛盾。”好莱坞浪漫喜剧诞生迄今近百年，它不断的将爱情故事简化成“男孩遇见女孩，发生波折，最终永远幸福的在一起了”的保守爱情故事。它成了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帮助将基督新教－白人－异性恋婚恋的仪式定型，不断的适应消费化的社会。但是类型同样也能讲述复杂完美，更接近人生真相的故事，这就要依靠天才创作者不断的翻新类型的公式与惯例。

（编辑：赵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