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中国启示录：电影需人文忧思和当下关怀

如果不是因为华语电影年度话题之作《金陵十三钗》在所谓“申奥”之路上被《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以下简称《别离》）半路拦截，弄得铩羽而归，国人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去关注这部伊朗电影。但在2011年的全球电影人眼里，《一次别离》几成了 “神作”的代名词，该片从年头到年尾横扫各大颁奖季，拿奖拿到手软，一时风头无两，弄得国内《金陵十三钗》的众多捧咀忙不迭地用“政治”来解释《金陵十三钗》遭遇《一次别离》后的失意。但事实果真如此么？

我们无意去奚落尚在成长中的华语电影，但近几年来很多不尽人意的电影创作方一意护短，却不肯承认别人长处才是华语电影目前最要命的诟病，若能换个角度，直面《一次别离》确实是近几年最优秀的影片这一事实，并用鉴赏和学习的态度去欣赏它的成功，尤其是中伊两国在电影创作遭遇的严峻审查局面几乎神似，《一次别离》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偷师”，并在很多方面可以给那些在心中还燃烧着理想之火去拍摄电影的华语电影有心人予以直接启发。

巧妙规避审查的主题呈现

《别离》能给国内电影人来说最大的启发在于：即使处于严苛的审查环节下，也可利用精巧构思和创作去表达社会批评，不和审查制度正面交锋使其顺利上映，且需最小力度的去控制投资和回收环节达到最大口碑和盈利。从另一个侧面说，它也告诉了电影从业者这样一个道理：把电影不够好甚至很烂的所有症结都推诿到审查制度上的借口，似乎现在看上去也不太够说服力了。审查制度虽然难辞其咎。但创作方拍不出好电影，恐怕还要怪自己功力不济。

阿斯哈·法哈蒂即便面临伊朗当局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影片上映后并不看好的商业空间（伊朗没什么商业院线），但他并没有因此在《别离》中回避伊朗社会中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宗教和道德的两面性，女性在伊朗神权和男权双重压迫下的可怕现状等严肃命题，在《别离》里，每个角色都是该阶层的一个符号，都要接受导演随着故事推进随之而来的良知拷问，甚至连剧中两位小孩也不能避免，生活的残忍在阿斯哈·法哈蒂精准的影像手术刀下一览无余。

了不起的就在于这点：阿斯哈·法哈蒂仅仅花费三十万美元就很高明的讲述了整个故事，资金的短缺让他更专心影片的戏剧感和表演力度，取景普通家庭和伊朗日常街头，反倒把影片的生活真实质感打磨出来。在他犀利冷静的类同纪录片式的镜头下，观众不知不觉代入了剧中世界，一起直面曾经多数人安之若素的社会冷峻现实，在伊朗社会中，信仰与道德局限的质疑，耻辱与良知，男性与女性、爱情和家庭、虚伪和愚鲁，观众能面对种种对立但却不心生反感，反而找到强烈共鸣，一个社会批判的现代戏讲得如此举重若轻，不偏不倚，让反对者也无力用审查制度来阻碍电影的制作和发行，这才是大师气度。

启迪一：新晋导演们不要把“怀才不遇”老挂嘴边，哭诉投资匮乏的一些导演也可以闭嘴了，要学会聪明地回避题材的羁绊，去拍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电影，先以小博大，不要假大空，请来源生活、高于生活。

拿捏得当的叙事艺术和人物刻画

《一次别离》所谓“别离”寓意十足，把阶层的隔离，家庭关系的疏离、宗教和道德的迷离都囊括其中，但在影片故事的讲述上却是纯正的现代戏剧表现手法，阿斯哈·法哈蒂不同于之前的一些伊朗重量级导演，比如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哲意电影，他更贴近伊朗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下成长的新一代的生活，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他关注当下和时局，电影手法不那么个人化，而是学习借鉴欧美戏剧的精华。

俨然阿斯哈·法哈蒂不想再走以前伊朗文艺片的老路，《别离》虽因资金和题材的束缚，看上去十分质朴，但开场就新意十足，开始到结尾一直被流利的剪辑、机智的对白、坚实有力的戏剧冲突充斥着。所以在整部电影中，各种“别离”不是平铺而叙或者各自为是，而是将各种“分离”巧妙的交织在一个矛盾接着一个矛盾的戏剧冲突中，层层交织和叠加，最后直接掀起角色情感的宣泄和观众的震撼，毫不冷场。

在角色塑造上，导演就仿佛一个新闻工作者一般，不给任何一个人物以主观上的褒贬，电影中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方面说着谎，显然每个人都禀性不坏，但为何而说谎？在道德、信仰、金钱、爱情、亲情的多重博弈面前，说谎的代价究竟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观众通过角色的对立和剧情的展开开始思辨起伊朗的种种社会问题，影片中两个家庭内、两个家庭之间的谎言和互相拆台，每个角色的性格和代表阶层都跃然于银幕上。

男主人公纳德那种中产阶级男性的虚伪、冷漠和刚愎自用让人不齿，但也有作为父亲，和女儿的亲情让人感动的一刻；西敏做为伊朗新崛起的中产阶级女性，外表刚强处理事务干练果断，但内心已经丢失传统信仰和美德，成为了一个可以不择手段对着古兰经撒谎，抛家弃子的女人；瑞茨和丈夫作为底层人的窘境和所遭受的偏见和不公让观众唏嘘，但面临金钱的诱惑和宗教信仰间的挣扎更增加了可信度；特敏本是一个善良上进的孩子，但为了不让父亲负罪，她撒下了生平最大的谎言，一夜之间，就从儿童世界跨入了冰冷可憎，互相欺诈的成人社会；在伊朗社会中，因为伊斯兰教教旨导致男权至上，女性（尤其底层女性）的处境依然被动无助，命运和观点常被男性左右，即使强悍如西敏者，也因为丈夫的大男子主义而不得不忍心与之决裂。

启迪二：打动观众，不需要那么多煽情的摄影配乐和千金一掷的特效，那些都是枝叶，不是主干，做为一个导演，永远最需要的是一个能打动人心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角色。

电影技法圆熟 不做作不矫饰

《别离》在技法上非常低调，刻意不去炫技，一切电影手法都是为了将观众带入到一个真实可信的情景中而服务，不会去打造一些脱离故事的噱头来包装电影，炒作话题，对话简朴易懂贴近生活，每个普通观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常识和阅历来从这部电影解读生活，这恐怕对于那些国内热衷于效仿好莱坞炮制拙劣的特技大片，大肆运用色情暴力无脑喜剧等低级元素的某些导演是个反讽。

《别离》全片电影技法最为高明的在于两处，一个是封闭空间的运镜，因为导演关注的是每个角色的状态，所以尽量运用近身贴拍的手法，镜头速度随着角色的动作举止、情绪变化时而激烈时而舒缓；人物处在狭小封闭空间中，纳德家，法院封闭的办公室、瑞茨家，空间隔离感更大地展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以及为剧情进展埋下了几处伏笔，比如纳德是否偷听到瑞茨是否怀孕，纳德推瑞茨出门后，瑞茨是否因为摔下楼梯从而保不住胎儿，空间封闭的运镜让观众在压抑的情绪中猜不透真实的剧情，为调动观众的观影情绪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另一个电影技法的亮点在于：剪辑对于关键镜头的抽离，全片的高潮和矛盾冲突都建立在观众对与事实的不可知上，而到了交代婴儿是否因为纳德的一推而夭折这一最后的情绪点，导演才插入了相应镜头，瑞茨是因为在街头寻找纳德父亲才被汽车撞击导致流产，真相的剥离让观众对之前报以同情的瑞茨因为这个事情而撒谎而茫然无措，原来，片中每个人都没那么善良，人性都会因为诱惑和信仰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左右动摇，对抗双方的平衡连同戏剧性也就此构建，让导演寄予全片中的思辨更加值得回嚼。

启迪三：要想拍一个好片，当一名好导演，一定要娴熟电影技法，运用自如并加以创新。

 人文关怀和当下忧思

阿斯哈·法哈蒂导演曾在柏林电影节的访谈中创作初衷说到：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我认为它只是现代化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伊朗人民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的，更确切地说是伊朗的中产阶层，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我就是要拍这些人的生活。这个主旨从他上部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的影片 《关于伊丽》中已经体现出来了，《别离》一片更为放大。

阿斯哈·法哈蒂自承是这些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的中产阶级中一员，但也对祖国抱着赤诚的热爱和忧思之心，所以他试图对当代社会问题从一个非常小的切口进行完整而深入展示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别离》对于他来说，也是自己的心境的写照：是投奔西方自由世界取得自主权和话语权但需放弃自身的民族和文化，还是扎根本土，但却要受拍片限制的桎梏？导演借用片尾时纳德与西敏同样不知命运走向的一个开放结局展现自己的迷茫。

同时，阿斯哈·法哈蒂导演在电影中并未给传统和现代孰好孰坏下任何价值判断。他着意描述在两种价值观的取舍下，各个社会阶层的隐痛，以及伊朗妇女的现实处境，开放式态度同样出现在两个家庭之间，他们分别代表了当代伊朗的精英和平民阶层，于是当无辜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得不说谎、不得不争斗时，他们之间的分裂和碰撞让观众感知的痛却更加真实，构成了这部电影在冷峻现实语境下的人文关怀，这些都和中国社会目前各阶层的价值观取向和碰撞又何其神似？

最后，《别离》还在靠近片尾时留下了最让人忧思的一个镜头，两家的小女孩本和睦相处，电影开头还在一起玩桌上足球，但因为大人们所属社会阶层的激烈冲突，而活生生地被逼着丢掉童真放弃善良去适应人情世故，看清成人世界里的残酷与真实。当从小在课本上学就的道德箴言和宗教信仰俱被大人们无情颠覆时，两个小女孩也在小小年纪就完成了向世俗的蜕变，上代的恩怨即将变成下代的仇恨，瑞茨家小女孩望向特敏那刀子般的仇恨眼神，让人毛骨悚然，也对导演对伊朗社会阶层分裂的忧思划上了一个最好的注解。

启迪四：导演若不能抱着感同身受和需有人文关怀考量而去拍的电影 必然不是伟大的电影。

 

结语：华语电影，尤其是大陆电影人，近几年虽在票房上攻城掠池，但在电影创作上，目前基本只有两种态度：逃避与迎合，逃避社会现实活生生掰成避开政治风险，迎合当局的则说成适应电影商业规律，不知《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的成功能否给他们带来第三条路的启示？

【原文出处：凤凰网  编辑 ：cine-hj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