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炮事件》：荒诞中的真实

文化学者查建英把1980年代视为现代中国的一个“文化复兴”时期，想来是有些道理的。她说“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1]。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动荡，终于安定下来的艺术创作者开始回首反思过往的历史和遗憾，喷薄而出的大量文艺作品携带了强烈的理想主义气息和自我批判精神；同时，文艺创作中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矛盾亦十分的突出，新潮的西方美学元素和创作方法被本土作品全盘引进、吸纳，由此引发了知识分子界一轮轮强烈的探讨和争鸣。《黑炮事件》（1985）便是诞生在这个特殊而浪漫的语境下。与第四代朴实淡雅的作品相比，《黑炮事件》可谓浓墨重彩，具有鲜明的荒诞和黑色幽默气息；而与第五代的宏大叙事相比，《黑炮事件》又紧贴时事，具有高度的现实批判意义。这让它在当时的中国影坛卓尔不群，甚至在导演黄建新过往的个人创作系谱中考察，它也显得独树一帜。

从小说到电影

今天我们回顾《黑炮事件》，从叙事色彩上来讲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荒诞色彩浓厚的黑色幽默。在20多年前的中国影坛，这可是一种十分新潮的手法。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文艺工作者和批评家应该“不仅珍视那种主人公自己能够和观赏者一起嘲笑自己的缺点和失误的喜剧类型，而且也珍视那种把笑当作坚决批判和否定正在变得过时的（或已经变得过时的）社会形态的工具的作品（例如形形色色的讽刺题材）”[2]。因此，东西冷战结束以前，出于意识形态宣传和“对敌斗争”的需要，黑色幽默的概念被引入国内，成为匕首和投枪。然而吊诡的是，在我们自己的文艺生活中，黑色幽默的讽刺力量却被长期抑制。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黑炮事件》可谓中国黑色幽默影片中的先声性作品，它“写的不是英雄，它通过一个近似荒诞的故事，写了一组人”，立体地折射出当时社会的一个横剖面。[3]后来，这种“反英雄”（或者说“无英雄”）的创作模式在很长时间内成了黄建新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

而赋予电影这种黑色幽默感的，首先要归功于张贤亮创作的小说《浪漫的黑炮》。这篇中篇小说最早发表于1984年第2期的《文学家》，故事与后来电影所诠释的基本相仿，都是讲因为一封寻找黑炮棋子的电报，让机械公司的工程师赵书信被无端怀疑有“特务嫌疑”，因此单位领导不让他参与外国工程设备的安装调试，结果设备安装时出现巨大失误，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故事很简单清晰，但是张贤亮的写作技巧却是非常的新颖有趣：他没有走惯常平铺直叙的小说叙述路子，而是采用了一种类似“布莱希特式”的语言间离技巧，时而在叙述故事本身，时而又以小说家的身份和读者交流创作这个故事的感受。譬如小说里写赵信书（电影里改为“赵书信”）给钱如泉发电报寻找黑炮时，突然就这么插了一段：“请注意，这里的地名、人名我们全部都要改换。当然我们盯着的这个人并不姓赵，收报人也不姓钱。因为我们我们在实录真人真事，免得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什么麻烦，这种防范措施还是必要的。人名我们按《百家姓》的顺序写起，地名用英文字母来代替。这是写小说常用的方法。”

张贤亮的这种笔法，在笔者看来，除了新颖活泼之外，更重要地在于用戏谑的方式强调“黑炮事件”以及类似黑炮事件的很多事件都在当时的中国普遍存在。学者邵牧均观片后便感言：“我们对银幕上展现的‘黑炮事件’之类的事件，耳闻眼见太多，甚至亲身体验甚丰，故而很能理解，最多只剩下叹息。”[4]我想，电影在这点和原著小说的精神是一致的。张贤亮原作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并没有批评谁、挖苦谁，既没有树立高大全的英雄，也没有狠力地批判不容于时代的落后者，他只是像一个幽默睿智的观察家那般，通过简洁地描述，将社会上的一种核心弊病（同时也是“文革”的后遗症）——对知识的盲目，对人性的冷漠——纳入到一个引人思考的故事中来。正如同他在小说结语中所说：“你问我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社会意义在哪里，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从整个过程来看，‘赵钱孙李周武郑王冯陈’诸位都是好人，连外国人汉斯也不坏，可就是为了书呆子那颗‘不值钱’的黑炮，弄得国家损失了几十万！武书记说得对，‘习惯哟，真是个害人的东西’。”张贤亮的这个结尾意味深长，给读者以开放性的思考。而黄建新在后来的改编中也非常出色地领会到了这种开放式的内涵和魅力，可以说，电影与小说的意念贯通是后来促成《黑炮事件》大获成功的最关键要素。

 形式与表意

在电影与原著小说内在精神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黄建新在《黑炮事件》的形式感上做足了功夫，这让影片青出于蓝，获得了评论界极大的好评。即便在今天看来，影片强烈的风格化效果也是相当的先锋大胆。首先，影片的叙事视点就非常有讲究。在张贤亮的原著小说中，采用的是一种近乎全知的视点，而到了电影中则采用了调查报告的结构，以厂长李任重为口述人（兼及画外音），因此全知视点就显得有些不大令人信服。于是，赵书信在故事中的种种活动，都会有一个潜在的旁观者（比如陈浩祥或刘玉梅）。《黑炮事件》的整个故事主体其实都是采用倒叙的方式进行的，而大的倒叙之中又包含有几处小的倒叙（用来交待汉斯和赵书信的过去的交往等等）。如此复杂的视点和套层结构，非常圆融地互相交合在一起，这在80年代之前的中国电影中是非常罕见的。

更令后人津津乐道的是《黑炮事件》的视觉风格。黄建新作为“第五代”的一员，对于视觉造型的偏爱与同时期的陈凯歌、张艺谋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就《黑炮事件》而言，黄建新的视觉风格更加具有波普化和装饰艺术的特点，这种艺术观念实际上同陈、张充满原始野性的视觉造型风格是有极大差异的。摄影师王新生、冯伟说：“在形式美上对新构成派绘画上的借鉴也是有益的。丰富的外部世界提供了新的信息：现代化房屋建筑的积木感，高度工业化设备的几何图案感，巨大集装箱的现代感。当我们把人和这些背景匹配在一起，成呼应对比，成反衬折射，必然会丰富充满画意的开放形式，加深视觉系列的内涵，突出艺术的高一度的再现。”[5]譬如，在影片中“阿里巴巴”歌舞这个段落就是非常具有华彩性的一笔（张贤亮的小说里没有这个段落，显然这属于黄建新的个人创造），在不断变幻着的条纹几何型灯带的背景前，衣着前卫的歌者、暴露耸动的舞女以及亢奋难耐的观众成为了折射中国现代性的视觉符码。在《黑炮事件》诞生后的好几年里，“阿里巴巴”这首歌都是中国都市街头传唱不衰的金曲。在笔者看来，片中的这场视觉盛宴和米家山《顽主》（1988）中那场五味杂陈、光怪陆离的T台秀，可以并列堪称读解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最佳视觉图谱。

色彩在《黑炮事件》中也被黄建新运用得出神入化。比如评论界经常提到的开会一幕。开会是中国电影中经常表现的，但拍的好看的寥寥无几，大多数纯粹只是为了说教。《黑炮事件》中的会议显然是黄建新通过夸张变形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在第一次会议中，一切都是白色的：白色的桌布，白色的椅套，白色的窗帘，白色的墙壁，所有人穿着白衬衣，喝着白开水，冲着镜头的是一个4×3米的巨大指针式石英钟。镜头就架在石英钟和桌子的中轴线上，以固定景别的方式拍摄了七八分钟；第二次会议是矛盾激化的时刻，黄建新在“白色中缀入了两件黑衣服和一件柠檬黄工装，将喝得水换成茶水，做了冲突的色彩暗示，机位又反常规地一气用了二十六个相同的景别的中近景，最后回到最初的全景机位上”[6]。除了白色之外，红色以及橙黄色也是《黑炮事件》中的主要构成色调，黄建新认为这是一种“危机暗示”，具有明显的不安定性和不稳定性。尤其是对于当时从“文革”过来的大量观众，红色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过往的疯狂极“左”经验，这无疑是和片中所要批判的主题是一致的。除了叙事视点、视觉造型、色彩等方面，《黑炮事件》在摄影构图、音乐音响等方面也都是十分值得称道的。总的来看，影片实现了假定性和真实性的完美融合，在80年代这是殊为不易的，即使在今天仍然值得电影从业者研读学习。

塑造“赵书信性格”

《黑炮事件》在1985年的中国影坛，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就是一部为他们“说话”的作品。特别是影片的主人公赵书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缩影，他的遭遇获得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认同和思考。据饰演这一形象的表演艺术家刘子枫回忆说：“老年知识分子喜欢他，因为他们从赵工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中年知识分子喜欢他，但有对他如此愚忠有些遗憾；青年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同情他，但不理解他，他们从他身上得到的是一种反思——我要不要做这样的知识分子？”[7]无论怎样，“赵书信”已经成了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宣泄个人情感的一个有力依托，因为在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即便是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极“左”思潮的余毒（也便是小说和电影都暗示的：习惯，是个害人的东西）仍然在某些官僚心中根深蒂固。在《黑炮事件》的开头，黄建新采用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即用反特片的类型风格，来为赵书信后来的不幸奠定了低调。包括高反差性布光、雨夜、雷电、邮电局工作人员狐疑的眼神，来强化后来赵书信遭遇的莫须有的委屈。赵书信进入邮局时撞上了两个奇高无比的男性，这一象征性的手法预示了他的人生前路多坚。

那我们该如何理解《黑炮事件》中所着力塑造的“赵书信性格”。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曾指出，赵书信这一时代典型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命运。它的纵向联系是经历了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明哲保身；横向联系可能属于世界的东方，如出世思想之类。他引用聂荣臻元帅的话说：“1927年全党很快就接受了武装斗争的概念，但自1949年以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科学知识这一概念，却至今没有完全接受。因此，三十多年来，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逆来顺受，甚至麻木的精神状态。这显然是个悲剧。这个悲剧乍看属于个人，细看属于国家，这就是《黑炮事件》所反映的‘赵书信性格’。”[8]文艺评论家钟呈祥也曾深刻地指出，赵书信性格兼具了“英雄主义品格和奴性文化心理”[9]：前者来自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爱”，表现为赵书信的民族尊严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而后者则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畏”，这造成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失落，因此在片中即便周玉珍和武克功的处理一错再错，赵书信却没有胆量抗争，只能浑浑噩噩地等待命运的判决。假如陈浩祥没有发现那张讨论的纸条，假如机器没有发生故障，这个老好人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

赵书信在教堂的所见所闻是片中貌似旁枝末节，但实际是非常关键的一幕。它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屡遭事业挫折、信仰危机后的无奈彷徨，如何排解心中的苦闷，只能向宗教寻求一种难以名状的庇护。按照黄建新的理解，教堂总给人一种神圣感，使人获得心灵的涤荡；同时这一幕也是影片由实走向虚的关键节点。与此相照应的，还有影片耐人寻味的“多米诺骨牌”结尾。这个结尾当年曾在评论界引发了很多的争议。譬如金鸡奖评委于敏就指出，这种“喻义性的段落，人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必然影响作品的整体风格”[10]。我想这显然还是当时一些评论者老观念作祟的结果，事事要求说清道明，否则便是不好。黄建新这一代电影人是受到西方电影理论思潮很大影响的，他们要追求的就是多义和暧昧，用开放性的结尾（这点和小说异曲同工）来唤起观众的思考和讨论。

《黑炮事件》从拍摄到上映，历经了很多波折和修改，但幸运地是最终还是与观众见面了，并引发了舆论强烈的共鸣。人们关心赵书信，其实也就是在关心我们国家和民族自己的命运。黄建新曾说：“我觉得，冷峻地面对现实和乐观地看待未来并不矛盾。有人说他（注：指主人公赵书信）‘看透了’，但我就不相信他真的心如死灰。忧国忧民之心大家皆有，这忧虑就包含着理想和希望。去年11月影片到北京送审时，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在两次座谈会上都谈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是多么希望中华民族迅速地摒弃自身的弱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一些人听了直笑，说我们这些话是故意讲给领导听的。我说：‘你们不要笑，这些话绝不是冠冕堂皇，而是出于一片赤诚！’……当然，现状与理想差距很大。但是为缩短这个差距而奋斗，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11]从这点衡量，黄建新和他的创作团队无疑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正是凭借那份执着的热忱和理想，让《黑炮事件》成为中国电影史永恒的艺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