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东宫•西宫》谈迟迟不出现的“王小波电影”

王小波是当代中国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位能够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极为独特且重要的作家。王小波不像那些随波逐流的新派作家，以暴露狂的方式放纵自我谄媚大众；也不像那些所谓理想主义者，寄希望于宗教、人性、民间等抽象或平庸的价值。他直面中国的历史际遇，以自己的言说参与社会历史进程。①他的黑色幽默、狂欢性文体、荒诞反讽的精神气质让他的小说成为独特的经典。他的《黄金时代》和《未来世界》两次获联合报文学大奖，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并于1997年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王小波因而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为中国拿到最佳剧本奖的第一人。然而，他短暂的一生却只创作了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他曾经经常用讲笑话的方式告诉朋友，他只有写小说才感到快乐，上电视介绍书、写剧本都很痛苦。他的经典作品至今也未被改编成剧本，以电影的方式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就连他坚定的支持者、他的太太李银河也表示，王小波的小说是现代的，不看重情节，甚至不看重结构，不是注重一个故事，所以他的小说很难拍成一部电影。然而，王小波崇拜的为数不多的几位现代作家中，杜拉斯、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都曾被改编成剧本，如《情人》、《布拉格之恋》，论现代性，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比起王小波所谓的另类文学来说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王小波的作品就不适合拍成电影了呢？常被拿出来比较的另一位作家王朔更是拥有自己的电影年——1988年他的四部小说同时被搬上大荧幕，此后，以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层出不穷，其中不乏经典之作，论文学造诣，王朔的大众通俗文化也无法与王小波知识分子式的自由主义文化抗衡，但为什么就没有出现“王小波电影年”？陈忠实的《白鹿原》能被搬上银幕，莫言的小说能改编成《红高粱》，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就始终不被电影问津？

《东宫•西宫》是王小波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他花了三年时间，认认真真改了约十几稿后终于完成，小说式手稿原名为《似水柔情》。该片的导演张元说：本来我只是想聊聊他们所采访过的同性恋的故事。席间，李银河说：‘不如让小波来写这个剧本小波是个作家。’”当时王小波刚从人大辞职，张元说，“我从来没听过有个作家叫王小波的”。但由于其他作家都不愿意写同性恋，张元同意了李银河的建议。拍摄时，王小波去看过两次，第一次20分钟，第二次看了一眼就走了，他对张元说：“你们这拍电影可真够烦的。”直到去世，王小波也没有看到这部片子。②王小波不是同性恋，很显然《似水柔情》取材于李银河和王小波共同的一项研究成果——《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在《他们的世界》中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这些口述的事实在《似水柔情》中以自叙的方式呈现，再次探讨了王小波文学中多次出现的“虐恋”问题。张元的电影已和王小波的剧本原稿出入不小，但我们仍能从电影中感受到王小波一贯的滑稽和讽刺。这部电影昙花一现般，在偶然开启王小波电影大门的同时也关上了它。

王小波在杂文《盖茨的紧身衣》中也提出过相关的问题：在电影时代，小说该怎么写？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花几十页写出的东西，用宽银幕电影几个镜头就能解决。电影电视就像比尔•盖茨的紧身衣，对艺术家来说，是天大的灾难。以杜拉斯的《情人》为例，他谈到：杜拉斯写过《情人》后说，我最终还原成小说家了。这就是说，只有书写文本能使她获得叙事艺术的精髓。这个结论使我满意，既不羡慕电影的镜头，也不羡慕比尔•盖茨的紧身衣。王小波对于电影的态度显而易见。他可能不会主动去写电影剧本，他短暂的生命也未留给他额外的时间改变他对电影的态度，但这并不代表他有独特魅力的小说就不适合被改编为电影剧本。《红拂夜奔》、《白银时代》、《黑铁时代》可能难度较大，但像他早期的几篇小说《绿毛水怪》、《天长地久》，以及后来的经典作品《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他文学作品中的通俗性与大众性还是适于电影的，如果能保留王小波文字间特别的荒诞与讽刺气质，中国电影中将会出现另一独特的、王小波式的影像类型。这种尝试显然是值得和有益的，但他的作品这么多年来却成为电影不敢触碰的领域，这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或许我们的电影人还没有做好准备挑战这一高峰，又或许大家默契地想把王小波的小说完整地保存在小说艺术的殿堂。

王小波与王朔的类比是探讨这个问题时绕不开的话题。王小波与王朔是截然不同的。王小波的作品（其实只有《黄金时代》）是创造而后流行的，而王朔的绝大多数作品则是为流行而创造的。因此王朔、或曰王朔一族必然地成为大众传媒的宠儿，并事实上成了90年代大众传媒的主流制造者之一；而王小波则是在偶然与误读中被纳入了传媒文化人网络，为传媒所钟爱。③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王朔电影年，而没有王小波电影年了。从语言的表层看，王小波和王朔的文风都有幽默、讽刺等特点，他们同样讽刺知识分子，王小波对知识分子身上的缺点挖苦、调侃比王朔要厉害、深入得多，王小波对专制，对一切反文明的东西厌恶至极，而王朔在专制与知识分子之间，常抱有一种只嘲讽知识分子、消解一切固有的价值观而回避专制的取巧态度，王小波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来思考问题，而王朔则以他逃避现实的方法转而以另一种方式越来越顺应现实，用王蒙的话说，他是逃避崇高，他和王小波都是叛逆的“坏孩子”，但是他的“坏”缺少一种明显的建设性，④换句话说，他的“坏”是安全的、小打小闹的、不具备实际杀伤力的，正如《顽主》中的三位主角。而这种“坏”是适合那个特定年代观众的审美倾向的，让你体验一下“坏”，耍耍小聪明和贫嘴，笑过、俗过就已足够。王小波则大不同，他不是要消解一切价值，而是要粉碎专制、愚昧、虚伪等一切腐朽的价值取向，以科学、理性、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建设新的文化，这对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是太难的一件事，现在好点了，但还是太难实现。王小波的小说既不流行也不讨巧，怎么能受到电影的青睐？当有采访者问到王小波他对王朔的态度时，王小波这样回答：“我觉得和王朔感觉事情的方式不大一样。王朔主要是嘲笑，嘲笑多吧。可能我冷嘲多点，反讽多点。跟嘲笑不一样。我就看过他一些很小的、很短的东西。长的可能就不那么认真了。《顽主》和下面那个《一点正经没有》还可以，再往下《千万别把我当人》就感觉粗了，整体结构还可以。”⑤

我们很难定性王小波属于哪种类型的作家，但他绝对是严肃的、自由的、特立独行的，并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边缘化和误读的。他的作品如今已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著作，但仅限于小说、杂文、随笔等几种艺术形式，我们不敢肯定现在或者未来的某时，有勇敢的人能将他的小说真正带入电影的领域，带上大银幕，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看他小说中的故事与人物，但我们希望能有这样的环境、观众的需求以及一些勇敢并有能力的人的出现。如果真的没有也无妨，王小波自己都说了，他宁愿要一本五迷三道的法国新小说，也不要一部《廊桥遗梦》。⑥

【注释】
①《王小波小说艺术的渊源与创化》张懿红，《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
②《王小波艰辛的成名》葛维樱、武鹏、陈超，《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4期。
③《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戴锦华，《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
④《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谢泳、丁东谈王小波1997年5月，后收入《王小波十年祭》，李银河编，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5月。
⑤1995年，田松和王小波对谈话，后被整理为《以理性的态度》收入《王小波十年祭》，李银河编，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5月。
⑥《盖茨的紧身衣》王小波。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5月29日《中华读书报》。发表时题目为“小说和盖茨的紧身衣”，后收入《王小波文集》第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