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夢人生 侯孝賢

攝：曾慶威

勢之所趨，情之所至

『對於侯孝賢，我有一種近乎於偏執的情意結，他的名字在我心底，幾乎可以直接與金光燦爛的「台灣電影」四個大字劃上等號。身為他的影迷，在此前十年那些為他的電影哭過、思考過、默然無語過的漫長時光裡，我始終堅信，他本身已是台灣電影30年來的一部發展史。他腦海中的童年往事，他心底的悲情城市，他電影中的鄉土和那些流淌而過的歲月經年，對深愛台灣電影的人而言，這是他們最初愛上台灣的原因。戲夢人生30餘年，光陰最無情。今天的台灣電影，早已不是那個「新電影」當道的傳統時代，而當我們在看著《海角七號》、《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這類青春片而大讚台式青春的動人時，還有多少人記得，對上一代或再上一代的台灣人而言──侯孝賢的電影是他們青春的記憶。

藉侯孝賢攜他所參與的《10+10》來到香港國際電影節之際，我們得以近距離體味他的電影思維，理解他在大時代下所相信的影像價值。』

如果說侯孝賢的電影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那它一定是台灣人的生活經驗。電影最初的立場便是「生活的模仿」，對於創作者來說，藉電影去凝視生活的經驗，是最重要的事。

《10+10》的策劃本意，與他的創作立場，非常吻合。

他所執導的5分鐘短片，作為整套影片的壓軸之作，有著宛如其名的厚實底蘊。《黃金之弦》──恰如其分地承托住該片想表達的那份代代傳承、開枝散葉之台灣電影情。或許只有侯孝賢能駕馭這種短小，但內裡飽滿醇香的家族親情，而故事也正源於他公司中一直未婚的美術人員的真實經歷。「她家在南部，每年過年或清明都一定回去。然後可能她年紀大了，她媽媽年紀也大了，有一次她回去，很怪，她媽媽從壁櫃裡拿出金條給她。」侯孝賢聽到這件真人真事後，就說好啊，我們就拍這個，他讓美術人員回去將細節整理出來，演員、地點隨即就位，作品從而誕生。

《10+10》是不可多得的一次台灣電影人的集體嘗試，在侯孝賢看來，這種集體投入的創作所帶來的最大驚喜是揭示，影人們彼此發現：「哦，原來每個人表達的方式都不一樣，這種不一樣讓所有人都很興奮。」大家看到屬於別人的那塊空間跟能量，互相欣賞。本來彼此暗暗較勁的創作生態，在這種欣賞的過程中拆除了創作的藩籬，無意中形成一種團結的氣氛。

時代變遷，四季交疊

許多影評人對台灣電影的現狀並不滿意，似乎「新電影」傳統在當下的創作環境中已幾乎尋不到痕跡，青春片當道，台灣電影式微，但侯孝賢作為時代洪流的見證者，卻認為世道演變純屬必然，不只是電影本身，人們接受影像的方式也完全轉變了。「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市場，當生活中的種種價值都在市場的機制中運作時，包括你的打扮穿著、你認為時髦的觀念，都是市場給你的。」資訊流通的移動性，使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上的小熒幕裡。而身為影像創作者，侯孝賢對這種狀況的看法是「時代演變的必然性」。

「因為所有人看的東西都大同小異，接收影像的能力都差不多。這種戲劇性跟現在台灣電影的結合，導致台灣電影這幾年愈來愈local。」大家都用電腦、網際網絡傳達與接受訊息，如今的電影只要抓住這個，便會成功。侯孝賢說：「這種電影跟我們當初想像的是兩件事。」一個新的世代，等於重新開始，大家的焦點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但面對變局，他卻平心靜氣，笑言道：「對我是沒什麼影響，我老頭兒了，也沒車，甚麼都沒有，我還是一樣步行，坐公車坐捷運，我喜歡在捷運裡面跟人擠在一塊。」聽他講下去，則更加有趣。「你作為創作者，不能跟生活切斷，你不能在一個堡壘裡面，你永遠不接觸真實生活，那你幹嘛創作。你要跟生活非常貼切，像我坐捷運，常常看到年輕男女，頭髮完全是漫畫式的，然後進公廁，很多國中生都在那邊弄水，還拿出一個甚麼膏，三四個同學在那邊往頭上抹，男生哎！我覺得好好笑。」

這是時代，所以像《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陔》的電影會走紅，也是因為時代，你必須極為細心，才能分辨出這位大導演平心靜氣話語中的憂傷。「所有人都看小熒幕，小熒幕裡只有線條，那電影這一塊的含蓄，誰還注意啊？」人與人在情感交往中的暗湧，遁於無形，iPhone裡的喜怒哀樂，早已佔據人們的生活。侯孝賢說，這是勢之所趨。

沒有遺憾嗎？

「這不是遺憾的問題。你要認，春天來了呢，冬天讓開，夏天來了，春天讓開，你懂我的意思嗎？它就是這樣，逃不掉的。」

如果是你，聽完這席話，不知會否有種幾欲掉淚的衝動。

分辨能力，乃經驗累積

但對於一位電影導演而言，電影本身是不變的。

無論時代怎麼變化，侯孝賢始終相信：「電影其實就是你，你身為作者，是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感受。形式可能會變，但內容是不會變的，因為人的情感流動，永遠能打動你。所以對我來講，它永遠存在。」

如果說今時今日，他仍有自己最想透過鏡頭呈現的情感，那麼一定是對人的依依不捨。依依不捨不是愛慕，而是打動人心的一些情感，哪怕這個人是孤獨的，哪怕這個人患上了自閉症，都一定有他的動人之處。而創作者對影像的依戀，恰恰來源於此，且這種依戀的自覺，不是踏破鐵鞋無覓處，而是隨時隨地置身於生活的內部。「它一直在。你眼睛看出去就是，而且你不必看也有，你的涉獵不只是從生活，還有閱讀，種種地方，它都在。」

那麼，生活中不拍電影的侯孝賢是怎樣的？

「我就是早上起來呀，起來以後通常去爬山，下雨天就在運動場走一下。然後回家先煮麥片或者稀飯，然後煎蛋，譬如番茄蛋啦，家裡有甚麼我太太之前買的菜，我就會做，做好以後，我太太就可以吃啦，我也可以吃啦。吃完如果家裡沒有甚麼需要整理的，我就洗衣服、拖地。之後我就去咖啡廳，寫作或是閱讀，下午有時會去公司。」

生活中的侯孝賢，不但平和，性格更很隨和。某程度而言，他是一個極度守舊的人，直到現在也不用電腦寫作。「我根本不會用，所以也永遠不受那一塊干擾，沒有甚麼垃圾信件，多開心哪！」

仍舊保持平常的閱讀習慣，出版社或從事寫作的朋友常會寄來新出版的書給他，但他感興趣的大都是舊人心事，譬如胡蘭成、張愛玲研究中的一些新發現，同類訊息彷彿永遠看不完、堆積成山。當然也要讀許多關於拍片的資料，像他最近在內地拍夢回唐朝的《聶隱娘》，就是通過閱讀，了解唐朝的官制——上層中層下層，更細分還會有武職武將。「很少人去研究這個，但為了拍片，你就要去查。」

至於其他同行的電影作品，侯孝賢大多接到邀請有機會便去看，或是聽到某齣戲的良好風評，就去戲院看，但最近那套斬獲奧斯卡外語片、此前更橫掃柏林影展的《分居風暴》，他還沒時間去看。「聽說不錯，要看一看，我想看的目的，就是去看看它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有時候，其實大家的分辨能力並不清楚。」他絕不會人云亦云，好電影要自己眼見為實才能做出判斷。

如果說你會在這位大師毫無光環的親和外表下，體會到他的驕傲，那便是他談到分辨能力這件事時的雲淡風輕。

「影像的分辨能力……」他像是思索了一下，笑道：「現在沒有幾個人有分辨的能力，以前的人可能有啦，分辨能力是很難的，有時候自身都不知道，你要在這個領域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一個頂，才會有分辨能力。」霧裡看花，孰是孰非，關鍵是置身其中的人能否看出來。

但他寬容道：「有時你不會去拆穿，因為沒有用，這世界本來就如此。」再講深一層，不是每個人都如他一樣，拍了30年電影，所以他的要求，始終只是針對自己。

或許真的如他所說，對於時代，他沒有遺憾與失望，但面對他時，你會明白，他始終是侯孝賢，而在這個大時代中，他能做到的，或許也只有永遠堅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