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FF 2013】《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需要独立思考

　　阿洛伊斯·普林茨关于汉娜·阿伦特的传记名，同样也可作为德国电影《汉娜·阿伦特》这篇影评的标题。阿伦特认为，她逃难到美国后的著作及时介入现实，从早年关于个人的哲学思考，到集中在“生长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类，而非个人”，从而直面各类带公共性的问题—“人的处境”问题上面，直逼时代的核心。
　　
　　如何完成这部夹杂大量抽象思考和阿伦特生活痕迹交织的传记片，并让普通观众也能看懂？玛格雷特·冯·特洛塔从阿伦特晚年为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做无罪辩护作为切入点，讲述了阿伦特为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审判事件辩护的前因后果，阿伦特从耶路撒冷报道归来，为《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系列文章，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寻常的罪恶的报告》一书带来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波及自身生活这个事件，并追溯了阿伦特因与老师海德格尔，著名的纳粹拥护者之间暧昧关系而带来的思想演变，最终借高潮戏汉娜因其遭遇的人身攻击而“舌战群儒”的争论中道出：她因艾希曼的辩护而遭到以色列官方、在美犹太人群体和部分朋友的伤害，恰恰证明了她关于“平庸的恶”观点。
　　
　　汉娜·阿伦特其双重特殊身份为本片的剧作注入了传奇色彩：作为犹太人，被纳粹迫害，与恩师和爱人分道扬镳；而作为犹太人中最有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学者，揭露了大屠杀中犹太人领袖曾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阴暗历史，随后其为历史真相和真理辩护的姿态又激怒了大批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客，是以，本片虽最终讨论的是形而上的命题，但巧妙的切入视角能让观众易地而处去思考：若换做我是阿伦特，能不能把真理坚持到底？

　　传记片难拍，传记人物更难扮演。曾获戛纳与威尼斯双料影后的德国女星芭芭拉·苏科瓦不负重望，形神兼备地把汉娜·阿伦特犹太人身份与对自由和正义不遗余力的捍卫者之面目完美结合，刻画这位因对集权主义、国家主义的透辟剖析蜚声世界的政治哲学家无畏的勇气，成功演绎面对公众迫害，朋友抛弃，依旧坚持真理的汉娜·阿伦特，是本片得以成功的关键。她准确抓住了阿伦特的德国口音英语和烟不离手这类琐碎生活神态，用探望病中挚友的喃喃细语刻画了在最低潮时的其迷茫和矛盾心情，用其和丈夫及朋友的私生活和幽默对白还原了这个女学者在严肃思考外的可爱另一面，最终在课堂自辩高潮戏时爆发，慷慨激昂地指出了“平庸之恶”才是人类最大的邪恶和极权主义的来源，这段戏里，芭芭拉·苏科瓦的完美表现足以和《刺杀肯尼迪》中的凯文·科斯塔纳和《闻香识女人》的阿尔·帕西诺媲美。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审判的纪录原材料因其真实性而格外发人深省，它与阿伦特在外旁听的戏份，共同构成了全片剪辑和调度最为出色的一幕，历史和现实被玛格雷特·冯·特洛塔不动声色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不输给《阿甘正传》里虚构情景，但又更内敛沉稳，触目惊心。“平庸的恶”之观点在审判艾希曼时被激发的论辩中逐渐成型：艾希曼为自身罪行的辩护，面无表情、振振有词、逻辑清晰，这种官吏派头和大屠杀幸存者控诉时的难以自控，语无伦次，晕倒，甚至崩溃痛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心理煎熬，对于旁观的阿伦特来说，可说是她人生中最重大最艰难的一天，也是她继《集权主义的起源》后最重大的思想突破之一。恶从何来？艾希曼换做平时，也就是一个正派的官僚，内心对犹太人并不敌视，但到底是什么让他做出了运输被灭绝的600万犹太人的滔天罪行呢？为此，阿伦特苦苦思索，试图从最根本处着手，挖出这种“平庸之恶”的来源。
　　
　　同时，这次审判事关阿伦特一直在论著中强调的“正义”问题，她认为，“审判的目的应该是表现正义，而不是其它的。”但这次审判却只表现了其它的东西；痛苦、怯懦、背叛、耻辱，也许尤其是复仇。但复仇以外是否可以去思考最深层的命题，这点，早年帮助其成长的海德格尔所述的“思考”让阿伦特找到了思想武器。而她在其之后的一系列著作和思辨，核心论述就是直指人类最大的邪恶——无思考，无条件的盲从和平庸的恶，在她的论述中说：“在纳粹的罪行，理性地屠杀整个种族群，是人类历史上新—种可怕的可能性的开始……这种不是单纯的兽性发作，而是一种精心策谋的行为，同时还创造一种合法性得外衣……普通人在从事这种触动良心的行为时必须感到一种更高的目的，诸如‘决定命运的战斗’ (艾希曼称之为‘中肯话’)这样的口号和警句的作用，就是用从事某种伟大事业的责任来淹没个人的感觉。”至此，联系影片前半段，该片最终抛出了核心命题：独立思考的价值和珍贵以及阿伦特为何能超越普通层次的思辨，因为她想的不仅是单个人的命运，也不是国家民族，而是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爱而产生的忧患，迫使她拿起笔去捍卫人类的尊严。

　　犹太人有句名谚叫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人类若不思考，那构筑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又从何处来呢？真正大智之人思考的永远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政治和哲学命题，而不仅仅是局限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层面。这部电影，适合全世界所有对战争和集权有着严肃思考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