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许是柏林电影节最受青睐的中国第六代导演之一，少而精的作品中，至少一半都曾在柏林参展拿奖。个人化、艺术化一直是他区别於商业创作者的突出特质，但在去年，他完成了一部自开拍起便注定要被广为讨论和争议的电影：《白鹿原》。这部刚刚在柏林电影节拿下最佳摄影银熊奖的影片，被西方影评界讚为有强烈的中国烙印、历史感厚重。很多人认为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对於中国导演而言是困难的，但他却做到了——《白鹿原》有着地道的「中国性」却又不失作者风格。而将电影创作处理得如此举重若轻的他，实际上又是一个化繁为简的人。他说：「白鹿原让我真正尽兴。」
相对於之前更为个人化的创作而言，《白鹿原》作为陈忠实的着名小说，注定要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它不是王全安的个人艺术片，它有它自身的文学性和史诗性。筹拍的时间，其实可以追溯到九年前他刚拍完《惊蛰》之时，而选择是否去拍，本身就意味着是否选择被更多人所关注。
王全安说：「之前我一直很注重个人表达，怕拍别人的小说时会迷失。」他最终决定接受这一挑战，承担在更大范围内被关注和讨论的风险。起初选择演员时，是天马行空不受拘束地想，在他看来，张艺谋、顾长卫、张朝阳甚至是作者陈忠实本人，都可入镜。「那算是一种思考形式，就是说我不只可以用一种模式去思考，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模式。」而现今最终成型的这份演员表，王全安更从内心深感满意。
2005年初，因为资金问题，剧组暂时解散，众所周知，他趁这个空隙去拍了一部《图雅的婚事》且拿到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时光转眼就过去五年，直到《团圆》於2010年斩获柏林编剧银熊奖时，他才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到可以重新启动《白鹿原》了——内外条件都已到位，因而开始遵循自己对电影化繁为简的原初方式，去重新执掌。「我喜欢电影中比较简单的东西，不一定要表达社会看法。」反而是80年代末时，人们的要求比较简单，所以当时中国电影才呈现出更有生命力的整体形态。拍《团圆》时，王全安渐渐意识到，更为纯粹的一种创作趋势已渐渐成熟。这恰恰是适合《白鹿原》的。
所谓纯粹，意指相对不受资金和类型的限制。「如果就为了赚钱，那可能拍不了这个戏。」新的投资人早年便看好王全安能成为中国最好的导演，因而一直和他强调：「这部戏的文化品质是第一位的，投资收益是第二位，要不我们交待不了。」
「不能把观众的胃口做坏」
将一部宏大的小说改编为电影，势必意味着取舍。拍甚么、不拍甚么，其实是考验创作者的智慧。王全安明白：「我必须找到最适合电影表达的那一部分，是电影，而非文字。」既要忠实原着，又要重新创作——只有这两者完美黏合时，才会让整个创作真正完整。因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电影《白鹿原》，实现了70%忠实原着和30%的再创作。当然他早已不是新导演，他有自己的判断，所以影片呈现的精神气质正依据当初的预想而实现，也并未留下甚么遗憾。「一般能想到的就能实现」。
尽管曾担任过编剧、导演、制片，王全安在拍戏时也曾有过自己觉得很不顺眼的moment，譬如《惊蛰》拍了20多天突然卡住，原来所写在窑洞中发生的一场戏，场景被移到了平地，伤感的意境顿时全无。但类似情况却并未发生在《白鹿原》中。原着的文学性，在落实於影像时，被他作出了理性的取舍。「要找适合文字的影像表达。」像小说中的魔幻色彩便被弱化，神鹿在文字中能传达出灵性，但进入画面却难免流於幼稚。而主角白嘉轩的精神指导朱先生也被删去。「因为这人物太过理想化。」
生在陕西的王全安，显然更能贴切地理解《白鹿原》的背景基调，且他并不太在意别人的评点，选择拍这部小说，是因为自己有兴趣。「我的兴趣是我自己的问题，自己面对，自己尽兴。」别人有可能说好与不好，但他认为眼下的中国观众的确需要在精神层面被满足，而他拍摄这电影的过程，恰恰表现出了某种功能，与人们的需求相契合。「这个时代的文化品质越来越被模糊化，但人还是有这种需求，人内心的判断其实也蛮清晰的。」因而如果说《白鹿原》创造出了某种意义，那么或许在王全安看来，那便是令一些人从中获得精神满足。
「不能把观众的胃口做坏」，这是他拍电影的坚持——否则，获得财富层面的满足也毫无意义。他坚信「电影不是获得财富的工具。」电影是可以传递思想的，而关键在於，创作者怎样去把握其中的尺度。
「总有人有办法，总有人没办法」
「往后无论我拍甚么，都是我的兴趣所在。」王全安认为，一个导演选择拍甚么、不拍甚么。完全是自由的，尽管内地电影的审查制度，相对会在创作和商业双重层面对创作带来影响，但在他看来，一个导演拍电影，必定要处理这种与社会之间相联系的问题。「但这个东西改变不了，全世界都是这样。又比如法国、美国，它们没有电影局的审查制度，但不代表就真的有更多的好导演。」他认为，创作者要将注意力更多放在自己的职业上，因为毕竟就想拍的题材而言，80%以上仍在允许的范围内。
如果电影本身是值得追求的，那么形式并非那个最决定性因素。王全安相信，商业对人的伤害不是独有的，因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是个人才华范畴内的问题。「总有人有办法，总有人没办法。」
接下来，他的创作计划是拍上海外滩、拍杜月笙，仍旧是强有力的中国题材。有人戏言，北白鹿原，南杜月笙，你都拍过了，其他人还哪剩题材可拍？但其实王全安又很难被界定为是个有野心的人，他说他希望尽兴。「之前的尽兴如果更多是在生活层面，那么《白鹿原》开始，我发现自己必须好好拍电影了。」白鹿原让他充分尽兴。至於拍出了甚么，说到底只取决於属於他的个人才华。
「大的戏剧性内部，本身就附着了文化意义，那种东西是有力量的。」而「那种东西」，也恰恰是他所追寻的成就。这便是为何他至今仍坚信，艺术是有价值的，文化是有作用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会更加有作用。「原来人们只关心能否吃饱，但现在有钱了，反而更需要从精神层面获得满足。」
让自己慢下来
携《白鹿原》来香港国际电影节，尽管对这座城市的认知仍停留在浮光掠影，但王全安的香港印象却非常与众不同。他说，现在的整个世界都太趋同了，所以来到哪里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特殊之感。不过这次在香港，和陈可辛导演一同吃饭时，他却忽然感觉这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城市——不同於人们对香港认知的功利、物质之既定标籤，王全安发现了这个高度商业文明的社会之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其实是希望留住一些甚么的。
「对人的感情、对一些事物的付出。」而这些，恰恰需要让自己慢下来，让生活慢下来之后才可以体会得到。他的香港是匆匆而过，却已经敏感得看出香港的「快」之下，也有一种「慢」的好。或许这便是为何他能以一种宏观架构去把握《白鹿原》——凡事都看到它最积极最好的那一面，凡事，都看到自己可以把握、理解、与接近的那种可能。
【原载于香港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