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ezia 2013】专访陈可辛：骂香港导演圈钱太不公平

去年被威尼斯电影节邀作评委后，陈可辛今年又把修复版《甜蜜蜜》送进这里的经典展映单元。放映老片的影院很小，竟有种挤在录像厅的怀旧感，当然画质亮而流畅得多；看到黎小军说着不咸不淡粤语发出笑声的，想必只有中国人，对邓丽君、97、大陆客这些词敏感的也只有这些人。

陈可辛好不容易从华纳兄弟要回来已经残破不堪的胶片拷贝去修复，又一个人带来戛纳，他说自己图得就是老了以后要是再办回顾展，拿出来放不至于丢人。

尽管内容没加没减，连他自己重看《甜蜜蜜》也对一些细节颇为震惊：“张曼玉刚拿绿卡，她在自由神像下碰到一个内地游客要去买Gucci，说所有人都要回中国了，香港人都要来大陆打工了，你还出去。那句话今天讲很对，96年我记忆里不觉得还不是这样，但既然我记录了那句话，代表当时就有那样的社会现象。”他说其实自己了解的不是内地人，而是迁徙的人，话题转到他的经历，1993年，第一次来内地，面对这片明知可以大有所为的市场诸多不适应，后来改路线跑到美国，即使到现在，他还是觉得香港导演的境遇不如表面般舒服，甚至一直存在歧视：“网络上好多骂香港导演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公平。你骂香港导演来大陆赚钱，但香港导演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啊，拍电影本来就是赚钱的事，香港导演从来没把它看作艺术，这在观念上大家完全是相反的，问题是得在赚钱的框架里，有能把电影文艺一点，有个人的追求”，“看看以前的港产片，其实没那么好，现在的港产片也没那么烂，这就是香港电影本来的色彩，它很大胆，但它很粗糙。大家都用很浪漫的角度去回忆。”

记者：《甜蜜蜜》的修复对内容有改动吗？

陈可辛：其实就是画质、声音，没有改动什么东西。有人说修复的时候不如顺便改一点东西吧，我觉得改了就奇怪了，当时就那样决定的，不能说现在我觉得这里那里应该这样就就改了。其实修复本意只是希望它像96年完整的状态一样，当时只有单声道，有说过要不要改成双声道，这样也不错，但我们没有素材、物料做成双声道，也没有那么必要，因为这不是技术性那么强的电影，它本来就是个讲故事的电影。但为什么会修复呢？第一，现有的拷贝都已经很残、很不堪了，去年在台北和香港有一、两个我的回顾展，我看了一次完整的（《甜蜜蜜》），一次看了一半，我才知道拷贝原来已经很糟。三、四个月威尼斯来邀请，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借口，因为电影的版权在华纳手上，这种国际大公司也不理你的，他们对中国电影也不了解，每次跟他们要拷贝放映都要花很多很多钱，有很多条件，修复也要它批准，虽然钱不是它付，这回接威尼斯的机会可以跟华纳把电影要出来，以后老一点再拿出来办回顾展，起码不会太丢人。

记者：修复的工程并不算大？

陈可辛：其实工程也不小，很多东西你看不出来。因为都得每一格、每一格地改，以前都不是数码做，真正的修复是很贵的，我们现在只是半修复。我觉得现在唯一的缺陷是声音还可以再好一点，但时间真的不够，我们跟华纳就谈了一个多月他们才愿意，剩下的时间不到两个月，能做到现在这样还算不错了，其实还应该起码有一两个月的工作。也不为了什么，可能一次从华纳拿出来就把它做好。

记者：你现在再看《甜蜜蜜》，有感受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吗？

陈可辛：当然有，有的地方我觉得音乐可能大了一点，可能不够内敛、太煽情了。当年也有一些意见叫我改音乐，因为我的电影音乐一向都是挺大的，我那时觉得就该是这样，现在年纪大了，回头听就觉得真的是大了一点。但这些东西还是不应该改的，要改是可以改，但改了就对不起以前的我，我当时那样决定有当时的原因，这个片子也把当时的香港和我的决定纪录了下来。

记者：回想一下还挺惊讶的，那时你对内地一点都不了解，但对里面两个内地同志的感情是最真切的。

陈可辛：应该这么说，不是因为我对内地特别了解，我拍人的时候，对那个角色特别尊重，尽量去了解他，包括拍《合伙人》，也不代表我比香港导演更了解内地人，只是在拍的过程里我对那些人特别有兴趣，我会尽我所能做功课，把它拍得更像、更真、更好。回头来说，其实人没什么分别，内地人、台湾人、香港人、美国人都一样，说白了《甜蜜蜜》就是讲两个从小地方去大城市的人，我后来拍《如果•爱》的北漂也一样，来香港就好像后来说的去北京、上海、深圳。内地人是什么样，有什么特点，那些都是技术问题，从农村去大城市，心态都是一样的，我拍《合伙人》也不是拍内地人，而是拍自己的经历，邓超可能更像我，黄晓明、佟大为也像我身边的一些人，他们并不是来自内地。

记者：《中国合伙人》对成功的表现其实争议挺大的，你在意比较极端的解读吗？

陈可辛：电影没那么伟大、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使命，我真的从来都不同意这种想法。当然我不能说我就不负责任，但确实大家也别把电影放得太高，这样很容易就变成主旋律，民间的主旋律，电影本身就是反映着一个社会，里面很多东西是真实的，有些是对、有些是错，里面有很多角色表达了他们对价值观的看法，成东青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成立的，都是像他那样的人会做的事，当然不代表那个人就是俞敏洪，但类似的民营企业家我看过不少，做的事也跟他很像。邓超那个人也是，他在美国的民族自卑感反而让他最后变得有点民族主义，这些也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唯一有一场戏我处理的技巧和手法不够高明，就是最后那场官司，我没有很立体地拍到对方，把他们当配角写，美国人真的好像反派一样，如果我拍了他们的角度，就不会在意任何的批评，其实在那样一场官司里，两边都应该是主角，那场戏就变得好像一个平台，给他们几个中国人发了财之后讲话，让美国人没有反击的余地，确实是这部戏唯一遗憾的地方。

记者：你现在对内地的态度和认识和《甜蜜蜜》那时变化了多少？

陈可辛：其实一直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别惊讶，没有什么不可能。有个特别奇怪的的事情，去年我在香港看的时候，看到有一段戏，我没想到十几年前就是这样了，是张曼玉刚拿绿卡，她在自由神像下碰到一个内地游客要去买Gucci，说所有人都要回中国了，香港人都要来大陆打工了，你还出去。那句话今天讲很对，96年我记忆里不觉得还不是这样，但既然我记录了那句话，代表当时就有那样的社会现象。

记者：为什么会有那句台词？

陈可辛：我完全忘了，现在都叫中国强国，原来强国概念在96年就已经有了。电影真的有它的魔力，它记下了社会的心态，比你的记忆还准确。我真的不记得九十年代中已经是那样了，当时我知道中国市场越来越大，我第一次去大陆是93年，已经知道这个市场很重要，但是还不能融入，自己还有很多隔膜，很多东西不习惯，我后来才去了美国。但我真没想到那时已经有这种感觉。

记者：香港导演来内地遇到的隔膜，比起李翘、黎小军在香港的经历还是更舒服一点吧？

陈可辛：当然不一样，但各有各的困难吧。也没有大家表面看的那么（舒服），香港电影来内地也有被歧视，尤其是近年更多。因为你不是那里的人，你还是像少数民族一样，不是主流社会的人。你不是拍了个《中国合伙人》吗？你还是不能跟北京人坐下来聊天，他们说的很多事情你还是不懂，没有共同经历还是会有落差。

我觉得好几年都这样了，你在网络上也能看到好多骂香港导演的话，我觉得也是不一定公平的。很多中港矛盾都是这样，我们把对方看成一个族群，但你也明白对方是怎么走过来的，他做了什么事情一定有他的理由。你骂香港导演来大陆赚钱，但香港导演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啊，拍电影本来就是赚钱的事，香港导演从来没把它看作艺术，这在观念上大家完全是相反的，问题是得在赚钱的框架里，有能把电影文艺一点，有个人的追求，但我们从小的教育是，电影不赚钱，你下一部就不用拍了，我觉得骂香港导演来内地圈钱什么的，其实香港导演在哪里拍戏都这样。要说赚钱，很多工作比拍电影赚钱多了。

记者：所谓骂香港导演，还是因为观众和媒体觉得大家花了钱，可得到的娱乐还不如以前港产片多。

陈可辛：这个我觉得更不对，你回去看看以前的港产片，其实没那么好，现在的港产片也没那么烂。现在一部不是很好的合拍片其实技术层面上都比以前好得多，以前的电影有很多很出彩的点，但很多东西又非常简陋、非常随意。以前所谓在录像厅看的片子，包括我放在《合伙人》里的《英雄本色》，那时都觉得很伟大的电影，里面都有一些桥段很不堪，这就是香港电影本来的色彩，它很大胆，但它很粗糙。大家都用很浪漫的角度去回忆，回去看真没有那么好。

记者：但这种比较是无法传达给观众的，你们只能去证明。

陈可辛：对啊，只能各施各法去证明吧！我看有的导演被骂都觉得很惨，我觉得他在拍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他这辈子最用心的一部戏，以前在香港没有资源，拍得比较粗，现在用心去拍，出来还是给人骂得一塌糊涂，这种例子不少。

记者：你自己很用心但落差最大的是哪部？

陈可辛：我每一部都很用心，落差最大肯定就是《武侠》。可能是观众对武侠的要求跟我要给的东西是不一样，根本不是高低的问题。可能也是自己太过自信，把片子名字叫《武侠》，但原来大家对武侠有那么强烈的期待，也没得辩护，电影成败有它的命。反正败了就败了，让它过去重新再来。

记者：但我感觉你并没放弃冒险，去做格局很大的东西，像《合伙人》？

陈可辛：但《中国合伙人》是回到我最熟悉的东西，不管它的格局怎么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跟以前的东西一样，我也拍得很开心。有人觉得拍改革开放三十年野心很大，但我是在自己最安全的地带拍戏，除了北京不是我成长的地方，其他都在安全的范围。

记者：这种安全状态会持续到下一部电影吗？

陈可辛：不一定，因为下一部片子拍的听起来不像是我拍的东西，讲的是拐卖儿童，我很喜欢，是拿央视一个新闻改编的，真是峰回路转，小孩丢了是一个悲剧，原来找回来后是另一个悲剧。（听起来像是贾樟柯那些独立片导演拍的东西。）对，像是第六代的东西，但我确实很喜欢那个故事，当我喜欢我就觉得安全，从《投名状》到《武侠》，我喜欢归喜欢，里面有很多我不懂的东西，也有很冒险的地方，但现在这个对我来说还是个文艺片，不算冒险。

【原载于网易娱乐】
（编辑：王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