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是近年来穆斯林世界少有的发声之作，它改编自巴基斯坦作家莫欣•哈米德同名小说。由印度裔女导演米拉•奈尔亲自操刀，奉出一场异乡人关于“美国梦”的真理大讨论。电影看似平静如常，却时刻暗流涌动。一个巴基斯坦人，一个美国人。他们拼凑起的圆桌会谈，借由一个关于“美国梦”的故事而贯穿全片。或许在大众眼中，他们向来不乏真刀真枪的实干，亦不缺两种文化对垒冲击所燃起的火花。
电影围绕着一个来自巴基斯坦拉合尔市的青年昌盖兹展开。与原作迥异的是，导演大胆改编了叙事策略：原作里通篇都是“我”作为故事叙述者，追忆“曾经”。而电影则倾向于客观视角的呈现，即将“曾经”安插在男主角与美国人的圆桌谈话中进行，极大程度上避免了细碎累赘的语言叙述，转而通过镜头的快速剪辑，保持着悬而未决的故事悬念和冷静节制的叙事节奏。
主人公昌盖兹生长于当地的没落贵族之家，不满于本国的境况，潜心并沉醉于编织自己的美国梦：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曼哈顿顶尖财务公司就职；与上层社会的富家女谈恋爱。他出入于繁华的纽约，努力跻身上流社会，拼搏成为令本乡人和异乡人都刮目相看的精英，精神与物质得到极大满足。然而“9.11”注定会成为其生命中的转折点：美国社会对穆斯林族裔的怀疑与歧视令他恐慌不安；白人女友将他当作自己事业的噱头予以高调展示；曼哈顿高楼上的虚空图景让他思考内心归属与民族认同。“美国梦”的泡沫逐渐散去，留下了一片幻影。昌盖兹开始重新进行生活抉择，叙事时间的轴线从过去十年延续，回忆与现实并轨，全部延展至当下谈话者双方一触即发的冲突。
原作的英文名是The reluctant refundamentalist,单从表面意思分析，中文的字面之义为“不情愿的原教旨主义者”。毫无疑问，男主角便是一个矛盾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方面，他代表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这一群体维护传统文化，拒绝妥协，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着挑战。而另一方面，“reluctant fundamentalist”一词同样指代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非常保守、对陌生事物产生怀疑。作为接受美国大学教育并受美国文化浸染的异乡人，男主角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之为后者。一词两用，表达了人物内心极度激烈的矛盾性。作为一个异乡人，他在人生的前半程努力地去制造属于自己的美国梦，但由于种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合尔市/美国纽约市）、阶级（巴基斯坦没落贵族/美国上层精英）、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文化）、社会背景（巴基斯坦恐怖组织猖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等诸多原因，这条道路充满了荆棘，使他迷失，以至于彻底毁灭了“美国梦”。这种矛盾性在其返回家乡后仍然未消失。当阿富汗的恐怖分子法祖想收买他时，他本已答应。但最后关头，却与法祖产生了反对意见。两人的分歧在于追求目的的不同。虔诚的穆斯林法祖认为应该按照《古兰经》所说，追求“真相”。而昌盖兹则更倾向于美国上司吉姆的观点：追求基本真理。
相比原作中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强硬的政治观点，电影改编则呈现出更冷静、客观的气质。作为印度裔的美国人，导演米拉•奈尔功不可没。它既以第三世界、尤其是伊斯兰族裔群体的视角去反观美国社会，又作为同一族裔，努力呈现立体的巴基斯坦新一代的形象。她并不愿意表达过硬的政治诉求，而是极力呈现一种可贵的真实，这绝不是像传统意义上西方影像创作对东方题材“他者想象”的猎奇式一知半解，中东不再是脏乱差于一体的灰暗一角，而是以明亮的色彩、动感的民族音乐、有精气神的年轻人转而代之。同样是在文化霸权的今天，美国主旋律战争片占据大半银幕的此刻，本片能以难得的姿态为穆斯林发声和呐喊，算是一次在夹缝中力图正名的好机会。
自911事件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不断。无论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还是筹划已久的叙利亚战争和伊朗战争。武力干涉的负面形象就如同关键时刻拔枪威胁巴基斯坦人的美国记者（间谍）鲍比。他代表着许多美国人的形象：自负、强势、膨胀的爱国主义。而另一方面，911事件、车臣共和国穆斯林兄弟引发的波士顿爆炸案也使美国民众陷于恐怖主义威胁的不安。但是穆斯林世界也早已摆脱了我们对其固有的刻板现象。比如在片头，以行云流水般的镜头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民族艺术和传统家庭，随后便揭开的真实面目。姐姐是一名主演山寨版邦德电视剧的“邦女郎”，想要去美国“住苏荷的豪华公寓”，隆一对“美国人的大胸”。她向往美国，享受消费主义，遵循实用主义。她的弟弟、本片的男主角昌盖兹的“美国梦“则做得更远大。诚然，新一代无法避免欧美文化思潮的影响。在人物塑造上，创作者淡化强烈的民族意识，但片中的少许细节依旧可以得到印证。譬如，男主角在看到911新闻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多于悲伤和同情。他在动荡时刻的蓄须行为，也是潜意识里的原教旨主义作祟，小细节并未回避这种危险的人物指向性。
不妨把本片作为男主角昌盖兹的寻根之旅。从怀揣“美国梦”的美好初衷，到为美国上层社会资本运作运筹帷幄的设计师。伴随社会地位的肯定和物质的充足，相反的是，他离这个国家却越来越远。
在爱情方面，他的女友把他当作自己事业的噱头——摄影展上的猎奇口号作为标榜和炫耀的资本，“巴基斯坦人”的标签令他受辱。在工作方面，美国上司吉姆固然看重他天赋异禀，也曾一度是开启昌盖兹“美国梦”的领导者。但回想一下，当吉姆面试昌盖兹时，时刻流露出的傲慢与对其家境的不屑，令人感到不舒服。而最后，当昌盖兹决定辞职，他作为上层社会精英的冷漠和疏离便显现出来。
毫无人情味的纽约曼哈顿与热情的家乡拉合尔成了对比。土耳其客户借助“禁卫军孩子”的古代寓言，点拨了他。一本土耳其语的父亲诗选，则坚定了他不愿“为那个国家效力”的打算。伊斯兰教堂的风景，促使了他心灵的复归，更使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此时，富有巴基斯坦民族特色的音乐再次响起，与初始时的琴声、鼓声交相辉映。在与美国记者（间谍）鲍比的激烈谈话中，他陈述到“我是巴基斯坦人，我是穆斯林，我反对你的国家攻击我的国家，但这不是我的全部”，他回到大学当政治教师，乐于启发年轻人们追随他们的“巴基斯坦梦”。电影的处理显然跳脱了小说原有的视野，它“不愿用二元对立思想区分人类。更不愿简单地划分美国/巴基斯坦、生存/死亡、烈士/异教徒”。电影的思想性早已不拘泥于局部的民族冲突和文化冲撞，而是上升为全人类对于和平与人性的宽容见解。
“没有侵略者/告诉雄伟的太阳/留住珍贵的光芒/我们会告诉自己的内心/追随它的光芒而闪耀”。昌盖兹在结尾时如是说。
【编辑：王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