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是台灣家喻戶曉的人物，
「 國語課本」總是會有他的作品。
在大家的心中，
他是個詩人， 也是中文的捍衛者。
「退不出的文學江湖」
一生蒼茫還留下什麼呢？
除了把落日留給海峽
除了燈塔留給風浪
除了把回不了頭的世紀
留給下不了筆的歷史
還留下什麼呢，一生蒼茫？
──高樓對海
還留下什麼呢？
時間回到二○○八年十月二日，這一天離余光中十月七日（九九重陽節）生日還有五天，台灣藝文界齊聚一堂為詩人暖壽。「壽慶有餘，光耀九州──藝文界詩歌雅集，慶余光中八秩嵩壽」，邀請帖是這樣寫的，具名邀請者是台北市文化局局長李永萍。
寫作一甲子筆鋒仍在大唐盛世者幾希？寫作一甲子作品依然笑傲市場者幾希？寫作一甲子，猶仍矗立頂峰，望著退也退不出的文學江湖，年復一年持續被各種「文學活動」綁架至台北至上海至新加坡而身不由己者，幾希？
答案都是余光中。台灣藝文界齊聚為之賀壽，場面可謂空前，恐怕亦將絕後。
余光中賞給自己的生日禮為三本新書：詩集《藕神》、評論集《舉杯向天笑》、王爾德劇本翻譯《不要緊的女人》。繼《逍遙遊》、《聽聽那冷雨》之後，《白玉苦瓜》、《望鄉的牧神》也重排出版。學術界以蘇其康主編祝壽專集《詩歌天保》向詩人致敬。陳芳明主編《余光中跨世紀散文》交由九歌，《余光中六十年詩選》交由印刻出版。《印刻文學生活誌》提前開跑，五月號即已推出「煉石補天六十年」余光中專號。陳幸蕙繼二○○二年《悅讀余光中：詩卷》，皓首窮余文六年，以《悅讀余光中：散文卷》作為八十壽禮，未來另有遊記文學之卷。
為了這一日，華人文學圈已經放了一整年的煙火。紙本書外，對岸有「余光中與二十世紀詩文學國際研討會」，台北有「余光中先生八十大壽學術研討會」，高雄中山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輪流舉辦余光中手稿暨文物展。
「回到出生地南京」
台北暖過了壽，余光中偕夫人范我存飛往南京。九九重陽這一天，他選擇回到故鄉，那裡有他念過的小學、中學、大學，其中秣陵路小學有一「余光中班」。南京大學則以出版《鄉愁四韻》共襄盛舉。
有華人之處便有人吟誦「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便有人吟誦「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那麼一生蒼茫，還留下了什麼呢？一千多首詩是不是足以吸盡海峽之水了？一千篇散文、評論是不是能夠砌起一座燈塔了？更重要的是，在通往九十的路上，余光中仍在峰頂上前行，持續創作。
你們以為已經蓋棺論定了，其實我還要寫到九十歲。所以今天你們評論的，再過五年就變成明日黃花了（余光中與陳芳明對談）
日復一日，他駕著車從河堤路住家出發半小時後來到西子灣的研究室，總是先拔掉電話以擋掉過多的干擾。他還欠九歌一本散文集，同時埋首迻譯濟慈詩選預備明年出版。
一甲子，他將身軀焚燒給了文學，一身嶙峋瘦骨便是煉石補天的證據。
「茱萸的孩子」
重九為清秋佳節，含有辟邪避難的象徵。然則茱萸佩囊，菊酒登高，也無非象徵的意思。詩能浩然，自可辟邪，能超然，自可避難。茱萸的孩子說，這便是我的菊酒登高。（余光中）
余光中是「茱萸的孩子」。一九九九年出版，由傅孟麗執筆的余光中傳，便以此為名。
一九二九年重九日，余光中出生於南京，祖籍福建。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起，他的就學紀錄無異一頁逃難史，先隨母親逃往上海，輾轉至重慶與父親相聚。勝利後由四川回返南京，分別考上北京大學與金陵大學，捨北大而就金陵後，不凡的文學才情如火山迸發，發表了生平第一首詩「沙浮投海」──星星不見了/ 大海不叫了/ 星去睡覺了/海也睡覺了──那年他十九歲，坐在家中二樓窗口，遠眺紫金山隱隱翠微，詩就這樣從筆尖流出。
「那稚氣的少年絕未想到，起跳的這顆詩心會一直跳到八十歲，六十年後仍會坐在窗口寫詩，而窗外不再是山，是茫茫的海峽」八十歲前夕他重新騰寫一遍十九歲的詩時，這樣驚喟。
「注定要做南方的詩人」
接下來，余光中又與母親從南京逃到上海，一路往南到廈門，轉學廈大外文系，未幾又隨父母遷居香港，失學一年，一九五○年落地台灣，以同等學歷考上台大外文系三年級，成為梁實秋門生。二十二歲，動盪不安的日子終於轉趨安穩，於香港失落的文思翩翩然回來了。余光中「注定要做南方的詩人」，「要在亞熱帶的風雨裡長」。
余光中兩度赴美，第一次在一九五九年，取得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學位；一九六四年則應美國國務院之請，赴美巡迴講學一年。在台灣，他先後任教於台師大、政大，一九七四年應聘至香港中文大學，此去十一年，香港成了繼台北的二十年之後，居住最久的城市。可他千萬個料不到，香港返台，他又航向南方之南，接下高雄中山大學聘書，「讓春天從高雄出發」。
二○○九，這是他生根高雄的第二十四年，「台北已漸行漸遠，變得陌生」。余光中聞到了一股南部人的氣味從他的皮膚他的手心滲出，他寫高雄因此比任何人都多。現在他是中山大學講座教授，還為研究生上翻譯課，更是中山大學鎮校之寶。那一間向著台灣海峽背靠柴山的他的研究室，將會永永遠遠保留下來。
他的銀髮以及柴瘦的身影，也將凝成一枚永恆的月光在海上。
「貼著生活寫」
詩與散文雙軌追求，開創余光中浩瀚的文學版圖。以詩為經，以文為緯，縱橫半世紀以上的藝術生產，斐然可觀；那已不是屬於一位作者的畢生成就，也應屬於台灣文壇創造力的重要指標。他筆下揮灑成形的恢宏氣象，既是個人豐饒生命的投影，也是當代歷史魂魄的縮影。從舊世紀到新世紀，從揚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於他同時經營兩種文體，任何一個時期都從未出現歉收的跡象。詩風與文風的多變、多產、多樣，盱衡同輩晚輩，幾乎少有匹敵者。（陳芳明，〈左手掌紋，壯麗敞開〉，《余光中跨世紀散文》前言）
文學創作是如何開始的？德國文豪歌德說過意思大約是這樣的話，他所有的詩皆即事即景，遇有什麼可寫的就寫，諸如朋友的告別式、失敗的戀愛，並非有什麼觸動了內心深處，並非為了要去挖掘深沉的希望，完成博大的哲學體系，一切都是從生活中來。歌德說這話，余光中認為他約莫是和人辯論時故意說的，「不過我大體也是如此，創作來自生活，生活起了一點什麼變化就把它寫下來……」。
「貼著生活寫」，如此尋常的寫作動機如何寫出宛如奇峰異嶂層疊的散文？如何營造詩藝至「爐火純青，止於至善」？
余光中自己有幾個說法。首先，他定位自己，三分之一是學者，三分之二是作家。作家的他讀書隨興之所至，不成系統；學者的他則不然，比如講授文學通史，歡喜與不歡喜的都必須讀而研之。
其二，他這一代的人，因為大量閱讀舊小說而打下了中文根底，「舊小說雖文白夾雜，可卻簡練，像《儒林外史》，很長一段章節不用一個的字，照樣可敘事可抒情」舊小說出發，中文為體，吸收西方文化，這奠定了余光中寫作的基礎。
其三，關於寫作的態度。
作家在追尋、發展自我的過程中，他一路結交古今中外朋友，有些朋友後來甚至變成了「家人」，影響思維，佔據靈魂一方，王爾德、梵谷、披頭四，都是余光中所謂的「我的家人」。
依據「家人」王爾德的說法，他過日子用talent，寫作用genius。余光中對生活與寫作的態度大抵也是如此，憑本事過日子，寫作則要動要天才，「總不能過日子也要很戲劇化，這樣人生太累了」。所以他生活平淡，穿著如公務員，資料裝在一卡舊兮兮的○○七手提箱裡，連飲食亦十分寡淡無有變化。
都說文如其人，偏偏這不一定對。「寫文章有時候是補償，文不如其人，而是像想成為的那個人」余光中解釋。初識余光中者都認為他很儒家，端正嚴肅，不茍言笑，這樣的性格寫起文章來卻是奔放熱情，氣勢恢宏，時而挾帶驚人的幽默，這當然是「動用天才」的結果了。
其四，關於寫作的技藝。
「張曉風之難得，在於她是台灣極少數不受張愛玲影響的作家」余光中忽然這麼天外飛來一筆，祭起一陣迷霧，然後他手一揚指出方向，「而我是絕不受張愛玲影響」。余光中分析過，一個張愛玲一個錢鍾書，都因為夏志清欽點而經典化，「夏的慧眼識英雄，在於他不相信左派那一套，也不信現代主義那一套」。三○年代的錢鍾書斯人已遠，六○年代的張愛玲便成為台灣當代作家取法的對象，前仆後繼踏進了「張愛玲學校」。
余光中欣賞張愛玲，卻一天也不肯進「張愛玲學校」，他無意取法當代，而他走上陽剛一路，關乎性格，其實也是在尋找屬於自己的風格，所以吸收足夠了梁實秋、錢鍾書後，又越過張愛玲往回看，對五四諸家淡而無味的文字則敬謝不敏，於是又回去得更遙遠了，終於「回到了唐宋八大家，回到孟子史記，回到整個民族」。
「我投入散文是為了一枝難得充血的筆，一種雄厚如斧野獷如碑的風格」余光中解釋，當年他說這話是針對五四，「我實在不滿意五四早期，朱自清、冰心那種斜風細雨的，又像淡茶又似橄欖的文字，無滋無味像素描像水彩畫，為什麼就不能陽剛，不能氣象萬千呢？」
「「余體」已成典範」
於是他留下了幾段研究「余體」者必背之誦之的藝術宣言：
我所期待的散文，應該有聲，有色，有光；應該有木蕭的甜味，釜形大鐘鼓的騷響，有旋轉自如像虹一樣的光譜，而明滅閃爍於字裡行間的，應該有一種奇幻的光。（《左手的謬思》）
王鼎均在二○○九年出版的回憶錄《文學江湖》記了余光中一筆，很重要的一筆。他說：「他（余光中）的語言，把歐化（翻譯）古化（文言）土方（方言）三者鎔鑄為新的合金，句法伸縮疏密間貫以奔騰的文氣，前所未見，講意象講節奏，也似乎開往多於繼往。」
余光中用右手寫的詩，左手寫的散文，對讀者來說，無論詩或散文，他代表的則是恆久的青春，無限的熱血，年輕時如果沒有一點余光中，生命便失了血色和活力。
「高雄是我的」
一片大陸，算不算你的國？ / 一個島，算不算你的家？ / 一眨眼，算不算少年？ /一輩子，算不算永遠？（〈江湖上〉）
我是誰？余光中一直在問。
一直在問，因為他不斷的在遷移，不斷的被分類，地理上和精神上的。陳芳明編選《余光中六十年詩選》，直接以「台北時期」、「香港時期」、「高雄時期」斷代畫界，地理環境對余光中創作的鮮明影響斑斑可考，他承認「每換一個居住地，面對新的地理環境，對作家的創作都是考驗和挑戰，但那也是創作的籌碼」。
以到高雄為例，頭先兩個月心生茫然，之後就逐漸定下來，生活也投入了，這就有了靈感和題材。不管喜歡或不喜歡，余光中認為，當作家能夠坐下來寫這個地方，就表示到位了，就位了，表示正在與這塊土地交流，「某種意義來講，這個地方就是你的了」。
普羅旺斯是梵谷的，上海是張愛玲的，三峽是杜甫的，海南島是蘇東坡的，余光中呢？南京曾經是他的，台北曾經是他的，還有美國和香港，如今呢，余光中說，高雄是他的，他掌管著旗津的燈塔和台灣海峽。
「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歐洲是情婦」，他既多變又忠貞的的愛情裡卻沒有美國，「美國是棄婦。」他說，是他曾經愛過已經不愛不想回頭看望一眼的棄婦，而台灣是妻子，「台北是前妻，高雄是第二任妻子」。
變遷的居所，多重的忠誠，複雜的思慮，在在造成余光中的身分認同危機。「我」總是曖曖昧昧、朦朦朧朧，是誰又不是誰，是誰又是誰。詩人說他是學院派，學院派說他不是學院派；傳統說他現代，現代說他傳統。他寫高雄，自認是高雄人，高雄說他是台北人。
「一個人如果從意識形態出發，只放大我的一面，完全故意忽略我的另一面，我就會被歸類為什麼。」
他注定必須和基本教義派交手，與各種顏色混和，「大概身份很清楚的人多半是基本教義派，基本教義派是快樂的，簡單的，他們不必自我探索」
他的生命卻是一場漫長艱難的自我探索之旅，途中也無可避免的遇到政治。生生不息的問號洶洶湧湧拍打，「這反而是對創作的刺激」。
余光中與陳芳明，這兩個名字連在一起之所以成為話題，乃是他們開始於一段關係匪淺的師生情緣，接之而來的是巨大的斷裂，整整有十五年，陳芳明名列國民黨黑名單，被切斷了回台灣的路。
文學也許可以不介入政治，但政治必然介入並扭曲文學。一九七七年余光中以一篇「狼來了」點燃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漫天挾帶著意識型態的鋒火中，他被戴上「反鄉土」、「反本土」帽子，套用現在的話，就是「不愛台灣」、「賣台」。比之這一路走來他參與的「現代詩論戰」、「文白之爭」、「天狼星論戰」、「抽象畫論戰」，這一戰讓余光中腹背受敵。
陳芳明選擇了站在鄉土文學的隊伍，二十年後師生重逢，「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那年與詩人一起捧讀詩稿的時光。政治、黨派、意識形態、國家認同，在詩人與我之間的情誼撒播過多的雜質」。重逢是苦澀的，但「文學必須回到藝術的紀律，回到審美的位置」，當一切雜質隨著時間沉澱，陳芳明終於確定：「如果有人問起我的師承，我的答案不再遲疑。在文學的追逐中，我確信，余光中是我的現代，也是我的古典」。
「只屬於文學」
不只陳芳明，對台灣第二代、第三代詩人來說，余光中亦是以父親與典範的形象存在，是啟蒙者。
而那一場鄉土文學論戰，余光中後來是這麼說的：「當時也有人勸我再為文澄清，可是我覺得會是徒然。真理未必愈辯愈明。論戰事件，是方便粗糙的文學史家貼標籤，分楚漢。但是哪一個真有分量的作家是靠論戰，甚至混戰來傳後的呢？」
終於他知道自己是誰了，他不會再和自己吵架，但別人找上門的那不算，公開批評教育部「刪減文言文政策」這事無關個人。
四十歲時他還不斷地仰問/ 問森羅的星空，自己是誰/ 為何還在下面受罪/ 難道高高在上的神明/ 真的有一尊，跟他作對？ / 而今六十都過了，他不再/ 為憂懼而煩惱，他的額頭/ 和星宿早已停止了爭吵/ 夜晚變得安靜而溫柔/ 如一座邊城在休戰之後/當少年的同伴都吹散在天涯/ 有誰呢，除了桌燈，還照著他/ 像一切故事
說到了盡頭……（〈後半夜〉）
他只屬於文學。湖南常德沅江兩點五公里長的河堤，一路刻詩，從屈原開始，也有洛夫、鄭愁予，余光中當然不可能缺席。
那一條屬於中華民族的詩的長廊裡，他實現了少年時對中國的承諾：「中國以他的名字為榮」。大陸評選「當代散文八大家」，他與冰心、季羨林、金克木、張中行、汪曾祺、余秋雨並列。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至今堅信余光中一定能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作家能被自己民族所接受，就是最大的光榮」但余光中卻是這麼說的。
｜本文原载于台灣光華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