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某個夏夜，我提早結束排戲，趕到梅新先生家裡，為了見鄭愁予一面。那是零雨的邀約，找幾個年輕詩人和愁予對談，好登在她主編的《現代詩》上。那時零雨《城的連作》剛出爐，我和羅任玲的第一本詩集也由曼陀羅出版不久，曾淑美《墜入花叢的女子》則已面世三年。
我從沒見過愁予，當然十分好奇。約的是八點半，但我到的時候已經晚了。發現幾位女詩人都在，就是不見愁予其人。原來愁予夫婦吃了劉紹唐的晚宴，八點半準時來到這裡，發現只有零雨一人，於是說要出去晃晃，與妻子聯袂離去。我們陸續來到，惴惴不安地猜測他是否生了氣，拂袖而去。四人面面相覷，不曉得該不該繼續等下去。過了兩小時，他居然回來了。原來剛才他見人沒到齊，索性趕去聽下半場的曼紐因小提琴演奏會。
愁予性情溫善，頭腦極為清晰。我們的詩他讀得不多，卻都能一語中的。他指出我的詩重視節奏，但提醒我節奏可能造成機械性，可以多注重旋律。我當時有聽懂，卻不知如何實踐。不過，從他逮住機會跑去聽音樂之舉，渾然一股「為了藝術為了愛」的熱情，讓我學到更多。
1980年代初，我就在武昌街見過周夢蝶。他書攤的書看來都很陌生，讓還是高中生的我，不知從何讀起。後來我出詩集，一本本都有寄給夢公，他也都會回贈還禮。一次收到的是木心《溫莎墓園》，一次收到的是洪素麗《十年散記》。當時還想，不知是他賣不出去的書，還是要拓展我的文學世界。也許我是讀得太少，想得太多。
1990年代末，我和妻子在金華小公園旁租了一個頂樓，過頹廢的兩人生活。一天清晨六點多，突然門鈴大作。對於每天睡到中午的我來說，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出了事。我掙扎起身，一開門，門口站的居然是夢公！那一瞬我彷彿置身卡夫卡的世界。他毫無預警造訪，開口便問：夏宇在哪裡？──那時我雖然幫夏宇處理一些紅塵俗務，卻對她的私生活一點也不清楚，更不知經常遷徙的她，現在游牧到哪裡去了。
原來是十年前兩人在公車上巧遇，夢公答應給夏宇一幅字，不知為何，現在才決定要還。我不曉得這是重然諾，還是發神經。睡眼惺忪中，也只能給他夏宇前男友的地址電話（我也其實並不知道他們還有沒在一起）。夢公飄然而去，看來又是不打電話，直接殺過去了。
這件事有兩個後遺症。其一，我始終想證明詩人也是常人，並不會口吐詩句、漫步雲端。但夢公的行徑，讓我的論點不攻自破。第二個後遺症是，夏宇在我結婚時答應送我一幅畫，一直到我離婚，都還沒實現。這個承諾期已經超過夢公的紀錄，但我還是覺得或許有一天，清晨電鈴響，這幅畫會突然出現在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