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明忆林海音：“我着实从心底里尊敬她，一个刊物的编者，无形中掌握了初学的人的写作生命，我就是那么幸运地碰到林海音女士，要是碰到另一个编辑，我真不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那些写小说的时间也不知道会花在什么玩意儿上面哪！”
1962年的《联合报》副刊，一篇颇具台湾本土色彩的短篇小说，一个初出茅庐（甚至尚未出茅庐）的新人，文章与文人一生运命，在戒严时代，被编辑林海音的录用而改变。时候林海音笑说发排稿子后一夜未眠，然而这毕竟是非常的时刻，这是作为编辑而非作者的林海音所呈示出的磊落面相，如同隔年因为发表风迟的《故事》而主动辞职一样，带点传奇的果敢。
其实，刊登《城仔落车》，恰映照出林海音作为台湾本省籍贯，却生长在日本及北京的双重身份，其对于一位本土青年作品的认可，带点由大陆迁台的“过客”所释放的知遇味道，但同时，个人身份与投稿作者又是同构的。这亦是《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文学大师纪录片之《两地》所满载的悖论。
作为系列六部影片中唯一一部以经已逝去的作家为传主的影片，带给导演杨力州及片组同仁的，不仅仅是面对如何于纪录片中展现作家的问题，更是涉及如何恰当处理素材，或以何种倾向性，来呈现这位未曾谋面、无法直接与之沟通的作家的人生与性格等诸般问题，是以影片长度虽短，其信息量却浓缩而精炼，初看只是舒缓踏实，再观则显出内里妙趣。如上所言的以“两地”（北京-台北）结构而成的两两对应架势，亦是导演所想表达意图：作家与编辑的二重身份、纯文学出版社及余光中等一批作者于70年代的存在、相隔二十年的祖屋探望所带出的近似机位与视角，皆带出跨越时空的生命对望。
影片采访到包括林海音的儿女夏祖焯、夏祖丽、文学同道余光中、与其有密切接触的大陆文学界业者舒乙等几乎可以钩织出一条完整的生命旅程人际线的当事人，以多侧面叙述林海音的人生及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这些人中有至爱亲人，也包括昔日同僚，更有在海峡对岸，因《城南旧事》而获得营养的学者，采诸不同面相，拼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传主形象，这是影片于简练旁白之外，所作出的可见努力，由模糊而渐清晰，勾勒出这位在海峡两岸，其实是留下相异面孔（在台湾，也许更多的是作家兼伯乐，而在大陆，通常被勾连吴贻弓拍摄于八十年代初的《城南旧事》，成为三十年来最知名台湾作家）的文学作者，在才情之外的文学追索与努力。
影片的形式，在作为一部纪录作品看来，虽然难臻完美（如叙述上略散漫，历史影像片段比例失调等），但依旧忠诚建构出一套属于《两地》本身独一无二的影像美学，诸如配合旁白及黄春明小说片段而制作的动画，重现出《城南旧事》的经典场景，与后面一再展现的重返北京（林海音之行与夏祖丽相隔二十年的重返）画面形诸呼应，亦十分契合《城南旧事》的散文色彩；令余光中、林良、夏祖丽等人以一封信笺来追忆逝去十余年的林海音，并以实拍方式表达认真气氛，本身即又突破惯常纪录片立足十分纪录的规限，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杨力州意义上的思维再造，如同叙述林海音在两个不同的时间跨国两个地方一样，成为了影片的第二重空间甚或是平行的生命动力。
《两地》在还原传主人生的力图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黄春明、林怀民等今日功成名就作者之口，来反观林海音所处的戒严时代及其为维护新老作家的生态所作的努力，而这点，或许比其自己创作的作品，意义更为深远。影片中多次呈现林海音作为有“台湾半个文坛”戏称的夏府女主人为文坛及文学本身发展所作的努力，夏祖焯于追思会的当膝一跪，最是令人动容，其延展了一个传承文学的“异域”空间，在2001年的时空坐标下，是如何的场景，而这段的画面比例又是还原到摄录机下的正常比例，与之前引用的台湾官方新闻片的变形形成鲜明对比，仿如在说，这是一种真诚与谬诞的高下立判。影片中多出如此形式的对比，颇足玩味。
正如林海音本人在介绍其所经过时代的文学人与事的《剪影话文坛》开篇语中所言：“我写‘剪影’文坛诸君子，并无先后、轻重、亲疏之别”，这份淡然，成就其推动台湾纯文学发展的“教母”地位。另一厢，《两地》说出了一个与大陆惯常理解不同的林海音样貌：昔日长工之女，也是《城南旧事》秀贞的名字原型王秀贞出现在镜头前，是传奇性甚至有些猎奇性的一幕，横跨两个时代，见证母女“薪火相传”式的追寻。《两地》纵然某些地方表现模糊，但依旧态度鲜明：这是作家林海音、编辑林海音，同样，更是一个平凡女人，坚强爱笑，故旅如新，被剪切到大陆主流叙事的“乡愁”、“赤子”、“反映底层”等字眼，委实太过空洞。而三十年来，在大陆“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由家喻户晓到“知交半零落”，见证了另一重语义上的文化空间变迁，这也是一种两地，一种对照与凝望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