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行为》恶的本源——简单的界定

当简单界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之时，其实是在逃避责任，人类彼此伤害的原因只有自私。

曾以为《寻找小糖人》就是今年看过最好的纪录片了，没想到柏林电影节上杀来一匹黑马，哈佛大学和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毕业的纪录片导演乔舒亚·奥本海默花费7年时间摄制的《杀戮行为》，看完该片，只能竖起两根大拇指，称之为“神作”并不为过。

导演将一个群体性暴力事件，一个涉及到社会心理学范畴的纪录片，一个可作《乌合之众》的绝佳案例真实还原到世人面前不说，还步步递进入作恶者个人心理的深渊里，来回寻找“极端恶”——人性暴力根源的身影，从大屠杀的群体行为直接追溯到个人为何乐于实施之各种动机的哲思整理，这方面不逊于汉娜.阿伦特剖析犹太人被集体屠杀中反射出的“集体作恶”和“平庸的恶”等人类涌现的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影片主题核心阐明：一个凶手并不可怕，但可怖的是人类在一个疯狂的环境（或教唆，或自发组织）中，人人都可能成为极端暴力的施展者。联想到20世纪爆发的屡次种族大屠杀和中国的文革年代，以及前不久的内地爆发反日游行中一些人的极端行为，这部电影所折射的恐怕不止印尼“九三零事件”这一单一历史事件，而是直面全人类提出警告，前事勿忘，后事之师。

本片从纪录片延展成一部纪录和“非虚构电影”类型交叉的电影，手法十分新鲜。导演除了观察和采访等传统技法外，最独特的一面在于他让当年实施屠杀的这些人，拍摄一部他们喜闻乐见，展现自己“气魄”和“风采”的另类黑帮电影，影片中很多片段还原了大屠杀的各种虚拟场景，让他们用自己的舞台和演绎方式，来重现40多年前那段历史。在进行这部假想中的电影时，乔舒亚趁机纪录下他们回首历史中自己的曾经作为时的心情和感受。

三名在印尼北苏门答腊臭名昭著的黑帮份子和印尼民间最大的准军事组织（Pancasila youth）五戒青年团成员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赫尔曼·科托（Herman Koto）、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是1965年时北苏门答腊首府棉兰市（Medan）的黄牛党，也是大屠杀时成立的行刑队主要头目，他们曾经在当地屠杀了上千名的共产分子和华人，甚至连自己的亲朋好友和邻居都不放过，阿迪就自承杀了当时女友的父亲（华人）。

在片中，他们开始吹嘘着自己的“丰功伟绩”，展示当年各种让人目瞪口呆的杀人伎俩，渐渐地，他们通过扮演受害者感，同身受到他们当时的恐惧和痛苦，开始惶惶不安起来，甚至到了后来，安瓦尔——这名自诩可媲美好莱坞明星，当年下手最狠，最被上司赏识的花花公子式流氓，都无力完成表演，陷入悔恨和自责的情绪，甚至出现幻听症状。他向导演吐露心声：“这恐怕就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我已业债满身，无可救药。”

导演有意在《杀戮行为》片头和片尾加入了这部虚拟黑帮电影拍摄的特定歌舞场景，安瓦尔和赫尔曼为了掩饰自己备受良心谴责的窘迫感和安心，安排自己随着众多美女曼妙舞姿起舞歌唱，接受他们当年杀害者灵魂的感谢——“让我们升上了天堂”，导演用这种反讽和反差式的手法展现暴力生活化、艺术化，并且大众化的残酷事实。片名中一词“Act”非常巧妙，它说明，暴力和杀戮既可表演出来，也可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做”出来。

与此同证，阿迪带着一家老少逛着雅加达的豪华商场，貌似安宁平静的外表和环境下说的却是让人不寒而栗的话语：“杀人是最重的罪，但我不觉得有罪，因为有办法让自己不觉得愧疚，我支撑到现在全靠找到正确的理由——我们被上级告知，我们是好人，他们是坏人。” “拥有权力就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你不会听到证词…我们杀了那么多人，为何没有人来起诉我们呢？因为我们是被（上面）默许的。”当年的官方报纸出版人易卜拉欣·西尼克也说：“上面和我不会脏了自己手，所以我们只要判定这些人有罪，打个眼色，他们（指五戒青年团行刑队）就会拖出去杀掉。”

随后观众还在片中看到，其实从行刑人到青年团最高首领，没有谁真是为了坚定的意识形态去杀人。国家的权力拥有者（片中的副总统是典型）发动反共清洗，因为他们要权力；青年团他们替军队动手杀人，因为他们要钱也要权，他们也确实得到了。但真正的执行者，个个都没荣华富贵，相反，那些组织者和策划者，个个都大富大贵。安瓦尔和赫尔曼现实中失意无比，只能在虚拟电影中过过老大的瘾，这也是他们为何坚持一定要拍部假想电影的缘故：他们被主子抛弃了，良心却被折磨不安，只能在电影中找到英雄人物的气概和自己是正义一方的信心。

导演于是从中旁敲侧击着观者的神经：“小心，你们不留神或许也会成为他们，当你简单界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之时，其实是在逃避你肩负生之为人的责任，人类彼此伤害的原因借着主义、国家、民族等概念不同大行其道，归根到底却只有‘自私’二字可言。”

九.三零事件 印尼排华浪潮的滥觞

印尼独立后，时任总统的苏加诺不断受身边和内阁里的共产党人影响，提出“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的“纳沙贡”思想，引起了印尼绝大部分民众的反感，同时，共产分子不断在全国国内宣扬“革命”，不断排斥和打击其他政治势力，迫使各宗教团体和地方团体纷纷抱团自卫，一时剑拨弩张。

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则在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下率领陆军精锐部队反击，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并迅速平息了政变，第二年取代苏加诺执政成为“代总统”，后又正式就职，直至1998年下台。

苏哈托组织的“反共清洗”只是1965-66年印尼大屠杀的开端——苏哈托集团的确引发了大屠杀，但大部分人实际是死于此举影响下的全民（基于信仰和民族不同）互相杀戮。在接下来四十多年里，印尼当权者对屠杀进行了系统化的重新编造与粉饰。九.三零事件所引发的大规模排华事件，却在根本上扭曲了印尼华人的命运，也开启了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动辄遭受排挤的滥觞。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史料是：大清洗结束后当年，即1967年，奥巴马的母亲带他来到印尼再婚，先在日惹市，后在雅加达，奥巴马在印尼的大都市里度过了3年时光，直至1970年。这段时间奥巴马因肤色被印尼小孩所歧视和攻击，但他处波澜而不惊，养成了自己沉静和坚强的脾性，同时也知悉了穆斯林的宗教行为，培育了坚持不因信仰而歧视各宗教团体的世界观，这段经历对他后来能成为美国总统，不无裨益。

【编辑】陈龙（毛头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