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
第一次见到克劳德·夏布洛尔是在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他因为参展新片《双面娇娃》出席新闻发布会。当时，记者们对影片中一个大胆镜头纠缠不休，其中主演吕蒂维娜·塞尼耶也表示拍摄时很为难。夏布洛尔由此有些恼怒，第二天本来预约好的采访也因为导演提前撤离水城而取消。于是私下里以为， 这是一个脾气因为成功和年岁同时增长的老头。
这次联系采访， 我们约好在夏布洛尔住家附近、巴黎孚日广场一角著名的咖啡店内碰面。 这个名叫 “我的勃艮第（Ma Bourgogne）”的咖啡馆，是孚日广场的一大象征物， 室内弥漫着古典和闲逸气息。从伙计到老板都认识夏布洛尔，他们一一过来礼貌地问候老先生，然后就不再打扰。 而从见面第一眼，夏布洛尔就以满面笑容的随和让我轻松起来，发现他其实爽朗幽默，开明乐观， 笑声在我们的交谈间从来没有中断。
夏布洛尔对中国的热爱鲜为人知，他说这种感情源自当年阅读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小说The three leaps of Wang Lun《汪伦的三重轮回》，这个德国作家讲述清朝乾隆时代的故事从此让他对中国文化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对美食颇有研究的夏布洛尔没有忘记中国的烹饪大餐，夏布洛尔得意地透露妻子买了菜谱，在家里时不时为他做一道中国佳肴解馋。
此时正是法国夏季度假高峰，克劳德·夏布洛尔却没有度假的习惯，他调侃地说，拍摄电影对自己来说就是最好的度假 。老人还不喜欢忆旧，当我婉转地希望他可以提供几张新浪潮时代的旧照片时，夏布洛尔笑了，说家里没有保留任何老照片，因为不喜欢把生活沉浸在对过往岁月的追忆里。
『新片第一次合作: 德帕蒂约可爱极了 』
访谈从他刚刚结束拍摄，正在进行后期制作的新片Bellamy（记者注: 这不幸却成了导演克劳德·夏布洛尔的大银幕遗作）谈起，这是这位新浪潮元老纪念从事电影职业50周年，和法国电影界表演巨人德帕蒂约的第一次合作。
记者：这时您第一次和热拉尔·德帕蒂约合作拍片，听说他是个很有性格的演员，合作愉快吗？
夏布洛尔：是呀，拍片前就有朋友告诫我，小心呀，德帕蒂约可是很有性格的，结果我却发现他可爱极了。不光是我，所有的剧组成员都喜欢他。整个拍摄过程开心极了，对大家来说这是难忘的经历。
记者：看来表象和真实情况常常会有一些差距？
夏布洛尔：是呀。德帕蒂约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很清醒。我猜他时不时会在心里说，没有必要这么着吧，于是就放弃了一些念头。
记者：拍摄时他无条件接受您的指令，还是会提出许多建议和要求？
夏布洛尔：我感觉真是被高抬了，他非常的听话，非常直接，如果我们需要拍什么，或者中间有什么问题，他马上就明白了，绝对专业。
『新浪潮反思: 它推动人们对电影向前发展进行思考，可是，被后人高估了。』
记者：您是新浪潮当之无愧的元老，事实上，人们说起新浪潮的开端，引用的时间总是不一，从1957、1958到1959年不等？
夏布洛尔：1959年是新浪潮电影和公众见面的年份，已经有些晚了。此前已经有许多先行作品，比如那些短片拍摄， 雅克·里维特的《牧羊犬的攻击》，以及侯麦的16毫米短片。1957年10月第一次出现新浪潮这个概念，但是，第一次将新浪潮这个概念和电影联系到一起是在1958年。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新浪潮拍摄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是我的作品《漂亮的赛尔日》。
记者：对于这场运动，你个人保留了什么样的回忆？
夏布洛尔：其实挺有趣的。新浪潮来临的时候，和许多事物都有关联，尤其对关于政治的话题。那时正是戴高乐第五共和国的初始，人们看到政府的宣传报道，会说，看呀 ，那些年轻人就像是新的战士 ，现在是新法国了，年轻人们如同政府发出的炮弹。其实在1958年到1962、63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对发生的一切都还有许多怀疑。我们拍电影是因为喜欢，并不是要给社会找寻一条出路，我们当时很谦虚的，根本没想到这是一场电影变革。20年后，我们才意识到当时发生的一切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很多。
记者：就是说新浪潮进行中的时候，你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它在电影史上可能占据的重要位置？
夏布洛尔：没有，一点没有。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年轻导演拍摄处女作而已。是在很多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不觉中我们改变了许多事情 。多年后，我们彼此交流，大家一致同意当时并没有想到这场运动会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
记者：这场运动，是您、特吕佛和戈达尔作为电影导演的职业生涯的开端？
夏布洛尔：是这样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开始拍电影，仅此而已，尽管很多研究新浪潮的人都说这是青年人试图索回属于自己权力的行为。这并不完全错，我们的确收获了一些成果，但这不是我们的本意。
记者：是年轻影迷对传统电影的一次反叛？
夏布洛尔：是的，现在想想，我们当时作为影迷的能力，比起现在所谓影迷的水平要高无数，我们看的影片比现在的影迷也多得多，法国现在的影迷水准下降了，当年对电影的热情也比现在高，我记得谁说过一句话很正确（笑），我倒是希望是自己说的，可惜不是我的发明， “以前我们想拍一部电影，是想通过电影来表达，而现在只是为了站在电影里面而已”，也就是说仅仅为了存在于电影圈内。这两者完全不一样。
记者：对于新浪潮，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诠释，您理解中的这场运动，该怎样概括？
夏布洛尔：不管怎样，这不是一个学术派系，我想这仅仅是一些个人的行为，是一些有着很强个性的个体，当他们彼此不再吸引的时候就不在一起了。情感在其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我很喜欢约翰·福特，有些人则不喜欢，但是我们憎恶的却是同样的东西。
记者：比如优质影片？
夏布洛尔：是的。这是特吕佛的说法。
记者：时间过去多年，退一步看，您对这场运动怀是否抱有怀旧心态？它在世界电影史上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是什么样的？
夏布洛尔：现在再看，怀旧心情是一点都没有，不，尤其没有这一点，倒是有了更多宽容的心态。我觉得这是一场有益的运动，但不能说所有的方面都好 。新浪潮运动的弊端是，比如一些年轻人头天晚上想要拍戏，以为一早醒来就可以实现……
记者：换句话，人们会由此认为拍电影是件轻松简单的工作？
夏布洛尔：是这样的。如果说这是坏处也认了。事实上，新浪潮推动人们对电影向前发展进行思考。如果没有新浪潮运动，也许人们一直还在摄影棚里拍摄，而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拍摄影片。
记者：这是从技术上讲？
夏布洛尔：是的，我们运用了许多已经存在、但是那些导演出于惰性不去使用的技术和器材，使得拍摄可以更加自然。另一方面，其实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人开始尝试，罗西尼里，雷诺瓦都这样拍摄过，但是还很稀少，在我们之后就成为一种习惯了。
记者：在您看来，人们今天对这场运动是过高估计还是低估了？
夏布洛尔（沉思一刻）：我很遗憾，但是我不得不说，今天的人们恐怕过高估计它了。
记者：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了？
夏布洛尔：是这样。成为传奇的东西就很难再有好的了。一方面人们现在高估它，一方面我们在当时又低估了它，这样一反一正进行加权综合，得到的均值就该是个很好的平衡了。
『新浪潮退潮: 在戈达尔和弗朗索瓦间发生的矛盾要严重得多。 本来是他们之间小小的争论，结果一瞬间，却将试图自由表现的电影又拉回到电影体系当中了。』
记者：1961年开始，新浪潮开始走下坡路，弗朗索瓦·特吕弗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到，原因之一是有的新浪潮成员过于自信，您这样认为吗？
夏布洛尔：我不知道是否如此，就我知道新浪潮的衰退是有经济原因的。想想吧，当时有人花费昂贵的资金拍出来的电影不挣钱，突然间，新浪潮导演拍的那么四五部影片，费用很少却票房爆满，于是那些制片人昏了头，随便抓到谁都行，结果拍出来的许多电影根本没有机会发行上映。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伴随着《四百击》、《筋疲力尽》和《表兄弟》等影片的出现，新浪潮导演在电影市场上供不应求？
夏布洛尔：是的，不仅如此，人们还发明出一些新导演来。我记得达尼尔·布朗吉（Daniel Boulanger）是我的一个编剧朋友，遇到一个制片人问他，嗨，布朗吉，难道你从来没有做过导演助手、或者拍过什么片吗？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当然布朗吉回答说没有。但是总有人虽然没有能力，甚至根本不知道拍电影怎么回事，却积极响应。我记得1961年至少有30部影片还没机会放映就彻底消失了。这是新浪潮的反刍。
记者：1962年发生了一起颇有影响的法庭纠纷，涉及到新浪潮的重要当事人，包括先锋人物罗杰·瓦蒂姆（Roger Vadim，《上帝制造了女人》的导演）和被告弗朗索瓦·特吕弗。当时，几乎所有的新浪潮成员都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内部纷争是否也削弱了运动本身？
夏布洛尔：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涉及影片La bride sur le cou（《项圈》）。最初是让·奥莱尔（Jean Aurel）准备拍摄这部电影，女主角碧姬·巴铎想请前夫罗杰·瓦蒂姆来帮忙，瓦蒂姆答应了，结果最后他竟然变成了导演。弗朗索瓦和奥莱尔是很好的朋友，为此打抱不平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结果引来一场诉讼纠纷。我们都在法庭上以证人身份出席了。
记者：人们常把这场诉讼形容成一场家庭内部矛盾斗争，法庭上的情形应该很特别？
夏布洛尔：非常有趣，尤其是我，和双方当事人都是朋友，也许和弗朗索瓦更亲密一些，但是我跟瓦蒂姆也很熟。结果我选择将过错全部栽在制片人的身上。（笑） 那部影片（《项圈》）拍出来的效果很不好，不过我想，如果是奥莱尔拍，结果恐怕会更糟的。（大笑）
记者：从这件事情之后，新浪潮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再向以前那么亲密了？
夏布洛尔：我不这么认为，总之，新浪潮本来就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之后不久，在戈达尔和弗朗索瓦间发生的矛盾要严重得多，这很令人伤心，因为事实上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记得弗朗索瓦去世的时候，戈达尔写的文章相当令人感动。本来是他们之间小小的争论，结果一瞬间，却将试图自由表现的电影又拉回到电影体系当中了。
记者：现在新浪潮成员之间还有很多联系吗？
夏布洛尔：是的，每次大家有机会见面都很高兴，但是彼此却很少打电话，也没有组织吃饭之类的聚会，和年轻时完全不一样了。还要说的是， 弗朗索瓦是我们大家的联系纽带，他去世后大家就很少聚了。记得有一次，我和依莎贝儿·于贝尔在瑞士洛桑拍戏，离戈达尔住地不远，伊莎贝尔说，嗯，我们打电话给戈达尔，让他来我们的摄影棚见见面吧。结果她打电话给戈达尔，说我们在拍戏，你过来看看我们吧。戈达尔却回答: “不，我不会去，夏布洛尔再也不会高兴我出现在他的摄影棚的，如果我拍电影，我倒是会很高兴他来的”， （夏布洛尔苦笑了一下） 他只说了这些。他和大家有联系，但都仅仅局限在工作范畴内。（没有友情存在了？）是的，有友情，但是和工作没有关系的人。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但十多年来似乎有些撤退了，（呢喃着）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些什么，真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夏布洛尔: 永不疲倦的新浪潮先锋战士』
记者：感觉到许多新浪潮的导演并不是很愿意就这个话题深入谈下去，是因为这是一场很个人化的经历，还是这场运动中发生了一些令大家不愉快的甚至痛苦的事件？
夏布洛尔：人们说起新浪潮始终仿佛是在说一群20出头的年轻人，实际上大家都已人到暮年，像我，马上就要迈入80岁的门槛。即便还活着，也再不是当年的青年了。
记者：不过您们都还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态进行创作。
夏布洛尔：这倒是事实，甚至比一些实际岁数年轻的导演心态年轻很多。毫无疑问，应该说我们很有运气，那时刚从战争中走出，一瞬间，许多美国电影都开始出现了，朗格鲁瓦（注：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和馆长）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他组织放映了许多优秀电影，我们每天面多许多精彩的影片。我几乎天天都泡在电影院内，想起来都恐怖。
记者：您一天看电影的最高记录是多少部？
夏布洛尔：有一次我连着看了6部，最经常的是5部或4部。总之，从来没有少过三部。
记者：您每天的时间都用来看电影了？
夏布洛尔：差不多，我常常逃课。（笑）
记者：记得您以前的大学科目是药物学？
夏布洛尔：是的，此前我还学过许多专业，曾在法学院学过2年法律， 还在政治学院学过15天（笑）。我深信真正的文化是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掌握别人的文化教育，也正是因此，对我的孩子和孙子辈，强迫他们学习不是我的方法，从来就是随他们的便，而最终他们会找到自己的道路。我有一个孙女，从小就出类拔萃，她在大学里教书，岁数比她的学生还要小，她有一个兄弟却不求上进，到处游荡，结果还是殊途同归聚到一起，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平衡。
记者：雅克·里维特的《牧羊犬的攻击》 是新浪潮的第一部短片，您是影片的制片人，而且是在您巴黎的住所里拍摄的，其中的经历一定很有趣？
夏布洛尔：是呀，当时的情况是，电影手册的大多数编辑来自外省，特吕佛还是个特例，几乎是孤儿。总之，基本上没有人在经济上有拍片的可能性。我却有一个了不起的机遇，我和一个非常富有的女人结了婚。（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完全没有，结婚的时候这让我大吃一惊。因此当里维特想要拍短片的时候，妻子跟我说，如果我们可以帮他就帮他一把吧，就这样决定做影片的制片人了。其实那个时候，这并不需要化很多钱。
记者：您拍摄第一部剧情长片也是这样的情况？
夏布洛尔：当时，因为里维特的片子获得了成功，我决定拍一部长片。这时我的前妻就说了—这毕竟是她的钱呵–—“我希望由你来拍这部影片”。
记者：当时您的经济状况比其它成员要优越很多？
夏布洛尔：要好很多。那时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聚点，是在法国戏剧学院对面的一家咖啡厅，我们常常聚在那里，是一个疯狂俱乐部。就像所有的年轻人，一起畅饮，热情地讨论电影。不同的是，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沉思），我们很幸运，真的很幸运。
记者：同样是您，1960年在所有的新浪潮成员中第一个拍摄了彩色影片，其他导演却因为经济原因还停留在成本低廉的黑白片上。
夏布洛尔：是的。一方面，因为从第一部作品开始，我就走得稍稍领先一步。其次，因为我的第二部作品《表兄弟》获得的成功，再筹集资金就很容易了。当时我创立了一家制片公司，初衷是帮助年轻导演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影片的拍摄，此后就要他们另找办法。而当时我已经拍过了两部影片，想要做个榜样，也试图另找一个制片人。结果我找到一个有实力的制片商，拍摄了新浪潮的第一部彩色影片。
记者：您也是新浪潮成员中第一个做制片的导演？
夏布洛尔：是的，我是第一个。但是始终坚持下去并头脑清晰的是弗朗索瓦（特吕佛）。我当时的想法不错，就是帮助导演处女作的实现。而我在拍完最初的影片后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就想找一个人负责这个制片公司的日常管理。我的直觉告诉说应该谨慎，因此找了一个自认为最笨的人来管理，结果这个笨人做了一件最大的坏事: 把公司全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记者：哦，真是难以想象！
夏布洛尔：是的，他做的一切看起来匪夷所思，他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自己的名下了。当我想要重新制片的时候，发现制片公司已经不属于我了。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做制片了，只和那些一起合作的人工作。
记者：1953年开始，您是《电影手册》的影评人，之后转做导演，这在您评价一部优秀影片的标准上是否也有所转变？
夏布洛尔：我喜欢的电影始终没变。与此同时，你只是一个影评人的时候，和你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位置是发生了改变的。对我来说，应该是变得更加包容了，我开始明白电影中那些失败的镜头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了。因此，多了一些容忍，评论水准可能就下降了。（笑）
记者：巴黎是新浪潮的摇篮，弗朗索瓦·特吕弗对它钟有独情，但这好像不是您的例子？
夏布洛尔：我在巴黎拍过几部，但是我不喜欢在这里拍片。因为巴黎就像许多大城市一样，远没有小城市更令人产生兴趣。在大城市里有太多的人太多的孤独，人们的交流会产生障碍，由此遮掩了许多剩下的话题。一个年轻人来到巴黎，首要任务就是牢牢抓住几个朋友，而在外省，彼此认识，人们会更仔细看你，你也不得不既考虑自己的存在，同时也要考虑周围其他人，这从面对人性的角度来说比简单的交流更值得琢磨。
记者：小资家庭背景是您喜欢的主题？
夏布洛尔：没有人们说的那样经常。应该考虑到小资是个比较西欧化的世界，当代社会阶层主要聚集在小资层面，或多或少的小资。比如人们从前说无产阶级，现在这个概念几乎消失了。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记得杰克·朗（注 : 法国前文化部长， 左派社会党成员 ）在《费加罗报》（注: 法国右倾日报）上说，现在，阶级斗争不再有了。我听了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这是别人说的还可以理解，但是话语却出自一个政府政要、小资的富人口中。我想展示的是这一切并不是现实，总是有人在奋争中拥有很多有人却一无所有。
记者：您在50年的执导生涯后，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
夏布洛尔：是的，我始终在不停的拍片。这是我的乐趣，我喜欢电影。
记者：其他类似的导演基本上每两三年出一部作品，已经不错了， 您却每年都有新片问世，精力和灵感都是从那里而来？
夏布洛尔：两三年出一部作品，或者他们懒惰，或者别的原因。我不是不累，而是拍片间隙我会好好休息。
记者：您的灵感来源呢？
夏布洛尔：有许多。当你对人类这个话题感兴趣，至少需要50年以上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阅读很多东西，还看很多电视。我特别喜欢看电视，即便有些节目毫无意义， 非常愚蠢，我仍然觉得电视是很有趣的东西。有空的时候，我白天晚上都会看。
记者：人们常说拍摄数量会损害质量，您不担心这一点吗？
夏布洛尔：这要看你追求的是什么。数量肯定会影响电影的完美程度，对质量的影响却不一定。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达到完美。也许你会觉得奇怪，拍摄第一部影片《漂亮的赛尔日 》时，我是个追求完美主义者，拍摄进行到第8天，我已经超过预定计划三天时间了。因为是自己投资，我的助手不得不格外注意预算。
『新浪潮和好莱坞: 我们喜欢美国电影，是因为美国影界内部的某些人充满个性和力量，可以强烈吸引大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影片没有任何筛选，大多数影片都只重视影片的视觉效果』
记者：新浪潮可以说是深受好莱坞电影影响，比如说希区柯克。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是好莱坞影片四处侵袭，法国电影界有抵制的倾向？
夏布洛尔：我们喜欢美国电影，是因为美国影界内部的某些人充满个性和力量，可以强烈吸引大家。我觉得老的美国电影制度有很多不错的地方，换句化说，在每一个制片公司，都有那么一两个特别强势的人，很有个性，知道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正是他们让我们感兴趣。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影片没有任何筛选，大多数影片都只重视影片的视觉效果，这有些像香港80年代的打斗影片。他们在动作拍摄这方面走得太远，结果是让观众开始厌倦。但其中也有一些导演真的很棒，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途径表达深层次的美国。
记者：您曾经和侯麦合作，写过一本关于希区柯克的著作？
夏布洛尔：是的，我们都被希区柯克迷住了，很吃惊大多数观众把希区柯克看作是一个普通惊悚片的制作者。于是我们决定在对他的介绍上走得远一点。
记者：希区柯克对您的电影拍摄风格有很大影响吗？您也拍过不少悬念片？
夏布洛尔：当然了，嗯……但又不全是。我希望可以拍出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走得更远一些。因此对我来说，拍一部电影最繁重的工作是在拍摄之前，我常常会思考很多，这很重要。
记者：不过您了解电影手册的创始人之一巴赞为什么不喜欢希区柯克吗？
夏布洛尔：是的，刚开始他没有明白。（那你们之间有很多争论了？）争论得很激烈。包括弗朗索瓦·特吕佛，最初也是站在巴赞的观点上的，他们是一点点重新认识希区柯克的。弗朗索瓦很有趣，当他在执导时遇到困难，尽管和悬念片毫不沾边，却能从中找到解决办法。这让他深受震动。记得在拍摄La Peau Douce的时候， 其中主演让·德赛利（Jean Desailly）在前往汉斯城的路上有一个镜头，和希区柯克影片《Notorius》中褒格曼的镜头完全一样，于是他明白了希区柯克不光是个悬念大师，同时还尝试着让观众感受那些有距离的事物。
记者：很多人都知道，马丁·西科塞斯是喜欢并深受新浪潮影响的美国导演。
夏布洛尔：是的，这很好。但是我们都知道西科塞斯是好莱坞的国王，当你成为国王之类的时候，就不是好事情了。 他已经有很坚实的基础了， 总能够很好的应付环境，但他的影片中总有一些对观众的妥协和讨好。我相信他其实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发展导演生涯， 不过，那部Alice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再见爱丽丝》）棒极了。总之，现在在法国眼里，电影潮流完全不在美国影片上，而是亚洲电影，电影的未来在亚洲。
『中国电影: 以前的中国电影政治宣传气息很重，很难看下去，现在逐渐开始注重人本身，一种平衡正在中国电影界建立』
记者：您看过许多中国电影吗？
夏布洛尔：当然了，我看过许多。我唯一的问题是记不住中国导演的名字，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记中国名字真是难极了。有一部电影叫做《站台》，我特别喜欢，我想通过这部电影，我对那个年代的中国青年人的思想有了很大一部分的了解。
记者：导演叫贾樟柯，去年还获得威尼斯金狮大奖。
夏布洛尔：是的，就是他。我想我明白了他想表达的东西。要知道，真正理解中国电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该努力尝试去理解，人们却往往喜欢在理解之前就去评判。这是错误的。这样的影片很了不起，因为它帮助大家去理解中国人的真实心态，究其终和西方是一致的，彼此的距离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小得多。
记者：您现在每天还看许多全世界的电影吗？
夏布洛尔：是的。幸运的是，我并不总是住在巴黎，在布列塔尼住，经常有机会整天看电影。有一件有趣的现象，中国电影在西方获得认知，最初《霸王别姬》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我觉得这部电影有一点学院气息，但是导演很了不起。政治家们尤其喜欢这部影片。我记得一次和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坐在一起吃饭，他特别喜欢东方艺术，还在席间问起我这部影片的名字呢。哈哈，他看过却忘了片名。从这开始，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电影有了兴趣。
说实话，以前的中国电影政治宣传气息很重，很难看下去，现在逐渐开始注重人本身，我很高兴，一种平衡正在中国电影界建立，这值得关注。
『拍摄电影: 学应该会的东西是很快的。重要的是学会避免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这，可需要用一生的时间』
记者：在第一次拍摄影片前，您从来没有去过摄影棚，唯一的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导演拉乌尔·安德烈（Raoul Andre）拍摄时？
夏布洛尔：没错。那是唯一一次自己拍片前去摄影棚。
记者：您还说过，拍摄一部影片，学习技巧的过程不用超过四个小时？
夏布洛尔：这可千真万确。学习那些拍摄技术不应该超过四个小时，学应该会的东西是很快的。重要的是学会避免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这，可需要用一生 的时间。有趣的是在拉乌尔·安德烈的摄影棚里，我看到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记者：这样说来，拍摄影片的技巧不是很重要的了？
夏布洛尔：不，很重要，问题是拍摄影片的手段和拍摄影片的构思是两码事。我记得自己拍摄的第一个影片镜头相当不错，应该说也很大胆，我对自己要做的事情相当清楚，只是需要将它们解释给和我一起合作的同事，然后热情地尽最大努力做好。这也正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可以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准确表现出来。而且，我有一个四、五十人的拍摄队伍，幸运的是他们都有足够能力。我记得第一天取景师让我看摄像镜头里是否是我想要的画面，我低头看眼前却一片漆黑，于是他告诉我，看那个像螺丝圈一样的地方。哈哈。当然，如果我看到的画面不是我想要的，我会告诉他。
我再给你一个例子，法国电影的票房冠军是今年的《北方欢迎你》，我看了，觉得很不错。当然，不是因为影片取得票房冠军就可以成为法国电影史上最好的作品，问题不在这里。了不起的是， 拍摄影片的导演达尼·波恩虽然不是一个导演天才， 但他曾经是演员，清楚拍电影应该是怎样的情况。当你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可以拍片了。
『夏布洛尔的女人和梦想』
记者：女人是新浪潮的重要话题，碧姬·巴铎、让·莫洛都是重要的代表人物，您的影片中也有两个重要的女人: 斯蒂芬·奥德兰（stephane audran）和伊莎贝尔·于贝尔？
夏布洛尔：是的。但两者的情况不一样，斯蒂芬曾在七年时间内是我的妻子。有一天，我觉得应该在两者间搭起一座接力桥梁，结果我让斯蒂芬扮演了伊莎贝尔的母亲。此后，我就开始和伊莎贝尔合作了。但是和后者只是纯粹的工作，和私人情感没有关系。
奇怪的是，现在，我开始对年轻女演员更感兴趣。妻子讽刺说是因为我变老了的缘故。其实，我发现年轻女演员身上有一种自由解放的气质，这加强了故事的危险性。
记者：这也是为什么，您的上部作品《双面娇娃》选择吕蒂维娜·塞尼耶做女主角？
夏布洛尔：完全是这样。她对新一代女性可能遇到的问题很有表现力。
记者：我看过您关于爱情发表的宣言，是那种非常忠诚不二的态度，和您在影片中常常表现的那种通奸，受尽折磨的痛苦爱情正好相反，为什么有这样强烈的反差？
夏布洛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实。出于运气，我属于特别快乐的一类人，可谓圆满。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让我不快乐，那就是看到别人不像我这般快乐。我总想把我的快乐传达给大家。
记者：那为什么影片中很少表现这种简单的快乐，往往是复杂的痛苦的家庭关系和经历？
夏布洛尔：很多人以为自己的生活就是刚刚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这很恐怖，因为这其实并不是他们的生活。要想好好活着，就应该在电影里展现那些妨碍人们快乐活着的理由，思考为什么生活会不快乐不顺利？
记者：您在电影生涯中拍摄过各种类型的影片，是否还有什么没有实现的梦想和挑战？
夏布洛尔：我有一个梦想，我很怀疑自己有机会去实现。有一个著名的导演，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可是后来的作品我却非常憎恨，尽管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导演 ，他就是意大利的维斯康迪。我的梦想，就是把他那些我不喜欢的作品串到一起，彻底嘲讽一番。这是一个实现可能性很小的梦想，因为它的拍摄成本将是个天文数字，我甚至认为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记者：可是您的作品在寻找资金上一向很顺利？
夏布洛尔：那时因为我之前拍摄的影片成本都不贵。这部影片需要太多太多的资金了，片中运用三种语言，英文、法文、意大利语，还有一点德语，很复杂。
记者:祝愿您的梦想早日实现。
夏布洛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