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严肃历史剧一度可算国产电视剧的骄傲，像《三国演义》、《唐明皇》、《雍正王朝》等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在整个华语文化圈都有一定影响。然而，随着电视剧制作举国体制的消亡，这类作品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成本高昂但内容太有板有眼，对普通受众而言正经有余娱乐不足，高端受众虽然叫好，但收视贡献有限，总体市场表现不佳。而在电影范畴中，严肃历史片同样生存艰难，像其中的佼佼者《投名状》，也是和动作片杂交的产物。总之，在剧在影，内地的严肃历史题材都可算濒危动物。
《大明劫》的出现不啻为这潭死水注入一股新泉。影片摒弃了这个话题电影时代的一切浮华要素，不戏说，不怪谈，以中正平和之姿，小切口进去，讲的却是天下兴亡。影片的两大主角均是真实历史人物，吴又可是名医，在明末瘟疫中探索出“戾气说”，对清季的温病学派有先驱之功；孙传庭是讨逆名臣，带出的生猛秦兵曾生擒闯王高迎祥，可算崇祯朝最后的王牌，故《明史》对孙传庭的结语就是“传庭死而明亡矣”。两人两线，一高一低，一在朝一在野，一欲救危局一试医众生，一舍身取义一独善其身，相映成趣。影片用此二角总结明亡并阐发对天下成败的见解，确实颇有意味。关于兴亡的探讨或许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自有他们的观点，但潼关之战和明末大瘟疫都是史实，被两人勾连到一起，这种尝试本身就可算创举。从这个角度讲，《大明劫》不仅是对那些九十年代史剧力作的怀旧，更是有主见有想法的创新。
内容新之外是表现新，特别是细节层面的对明军战法特别是火器运用的还原。史实细节的还原近年来一直是史片、剧创作的短板，诸如大清的辫子们手把ZB-26轻机枪的雷人场面层出不穷，即便老三国这种经典，也有汉军高举“蜀”字大旗的乌龙。而《大明劫》还是下了工夫，开场的开封围城虽然场面并不夸张，但相对较为逼真地反映了明末攻城战的形态，明军对火器的运用也得到了合理展现。
这面子里子都有点新意思，仅此已足使《大明劫》在当下浮躁喧嚣的电影市场中为自己赢得应有的关注了。我一直非常尊敬该片导演王竞。虽然他几乎从未有过多么显眼的票房成绩，但作品口碑相当不错。从多线叙事的《一年到头》，到医患题材的《我是植物人》，更不用说去年的性格悲剧力作《万箭穿心》，王竞在各种题材类型里都有尝试，这次更是试水古装历史，勇气着实可嘉。不过，在对这样的尝试进行鼓励之外，不得不说，由于诸多原因影响，《大明劫》总体上仍是部遗憾之作。
首先，明史难做。虽然明史剧中不乏《大明王朝1566》、《江山风雨情》等口碑佳作，明史研究更是爱好者诸多，但明史剧至今未有一部真正形成广泛社会影响的成功之作，跟辫子戏更是相去甚远。究其原因，无非明史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太过阴暗：开国即伴随运动和屠杀，后来叔侄相残，贯穿下来不是宦官篡权，便是昏君无道。对外战争虽颇为长脸，但官方会风声鹤唳地将其与现实政治关联；明末多方博弈格局虽然有趣，但不像三国的好恶无碍当下，对明室正统、农民诸军和满洲铁骑，官方意识形态又各有其难言的映射与割舍，怎么讲都似乎不妥当。所以，纵观明史，不是怎么看都像有所影射的禁区，就是普通观众觉得难以下咽的悲怆压抑，一干亮色都在不尽的偏见中湮没了。《大明劫》虽以政府军为表现主体，但虚化了农民军，也基本没有刻意抹黑其个体，政治正确多少是保住了。可全片压抑煎熬的题旨与无处宣泄的愤懑，着实无法让求疏泄的普通受众欢喜，票房的平淡也可算意料之中了。
其次，是钱不够。虽然有片头开封围城的大场面作基底，但全片的影像格局还是相对狭仄，从数字拍摄的质感来看，更像一部适合央视六套的电视电影。要说一个有寓言意味的历史故事，格局小一点，场面稍微寒碜一点倒也无妨。但想承载王朝劫难的宏大主题，目前的配置多少有点捉襟见肘。不说别的，结尾的潼关之战，我们或可将省略掉的战争场面当成是意味深长的留白，但从商业目的出发，保留一场能让观众情绪和感官同时高潮的场面戏还是颇为必要的。倒是开篇的开封围城，虽可见考究、可拓门脸，但于戏剧上的重要性和观众的期待，把这笔银子省下放到结尾一场不是更合算吗？不过，东墙西墙都是墙，这样涉及战争的戏，还是永远不嫌钱多的。
第三、这里要对王导说几句不中听的了。看他的作品，导演的人文素养会比执导技巧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他没有特别让人愤慨的瑕疵，但也少有技法亮点。他的主题把握和文学意味远超过对镜头语言的掌控。所以，每次看他作品，在赞赏之余都会觉得离佳作都还差一点。《大明劫》的呈现，他做得中规中矩，如果以电视剧或是电视电影的标准看，都可算是七到八分的身手了。但这毕竟是一部院线片，导演的加分作用还是相对有限。
第四、也是影片最遗憾的地方——剧本。史剧创作有一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明劫》基本做到这一点，所以就不在史实上吹毛求疵了。前面说了，医国医人两条线交汇的设计有点新意思，但剧作的实现效果恐怕不如预期。既然双雄明确，那么就应及早让二者相遇，先把人物关系揉在一起再说。但片中两人真正打照面时，时长已经过半。前面的铺垫虽重要，但就这么让二人各行其是，实在浪费。就算铺垫，两人相遇后同样可以展开，散久了，就难凝聚了。后面果不其然，虽然两人的分歧和理想非常明显，但冲突激烈不起来。其实故事格局本身很容易产生强烈的悲剧性和撕裂感，怎么做？两人理想虽不同，但初始方向一致，这是二人合作的开始，只是因性格与方法的习惯，两人一直有矛盾分歧，这分歧又是建立在感情上的惺惺相惜中的。随着矛盾的延伸，两人的理念差距越来越大，于是出现了悖论式的格局：角色的感情在加深，但相互矛盾却在加剧，最后终于不可收场。而此时，两人站在各自立场上又都有道理，所以互相敬仰之余，他们又对对方的做法厌恶到极点。这样，个人关系才会连同着主题一并达到临界点，悲剧性最终得以爆发。可片中两人的态度不痛不痒不亲不疏，虽然这些意思都点到了，但也就到此为止，看不出刀刀寸进的压迫。片中悲剧高潮是屠杀病患，但那场戏因为前面的矛盾纠葛不够，只留惨烈，不见悲怆。而作者意图表达的大格局和主角的结局也结合得不紧，最后两人收场又成孤单的两线，与之前的纠葛完全看不出有何情节与情绪上的勾连。所以，原本计划烹调一锅高汤，但喝到嘴里，只是漂着油花的白水。这才是本作最为可惜之处——如果它的主题能够充分得以阐发，其高度绝不亚于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
不过，无论遗憾多少，《大明劫》还是拍出来了、放出来了。传庭战死，崇祯自挂，大明已亡三百年，然而《大明劫》的上映，至少还为严肃史剧/片的存续了一系血脉，相较文本自身的成就，这份守土之功要大得多。
【原载于《虹膜》】
（编辑：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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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劫》和《魁拔》一样，都是诚意之作。诚意，本该是一个本该是一个电影导演的基本素养，在中国却成了珍贵品质，但可悲并不是中国电影人，而是整个当代中国文化。诚意归诚意，《大明劫》的弊端和《魁拔》一样，就是文化内核的虚弱。《魁拔》剧组呼吁的是动漫产业工业化，压根就不在意文化，导致《魁拔》除了是讲中文并且由中国人制作以外，跟一般的日漫没什么区别。请问看美漫和看日漫有什么不一样？看的就是文化差异！
《大明劫》也没能营造出一个明朝的人文环境。看着我们电视上那些穿着古装却讲着三里屯语言的历史，简直不好意思谈古人的精神世界。只考究外表而不在乎内在，永不入上流。老央视版本的四大名著是无可置疑的经典，我们没有抛弃那些正经的电视剧啊！而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就那么几部反复看了多少年了？不爱看早撤了！六小龄童的《西游记》每一集我起码都看过5遍以上，每年暑假都看，但再好看也终究会感到疲劳，可是总有些人拿借审美疲劳的时候跳出来把丑碰到高位并宣称时代变了。老一代的艺术家褪去，新一代的媒体人出现，根本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不是他们不想拍严谨的历史剧，而是他们已经拍不出来了，因为他们没有老艺术的那种心态。心态太重要，重要到禅宗里说一念放下，能立地成佛。一念妄邪，魔道即生。如今便是遍地妖魔的一个社会。《大明劫》的态度终究是值得夸奖的，因为现在很多电影的心态是快拍，快上，快骗，快赚，快跑。
《大明劫》里隐含了编导的一个情绪，就是用科学来嘲笑愚昧，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总是顺便把所有的传统都归类于愚昧，并鉴定认为愚昧就是因为缺少科学。实际上愚昧也好，迷信也好，只和人有关和有没有科学知识并无联系，哪儿都不缺明白人，哪儿也都不缺傻子。昨天发表论文说吸烟有益健康，今天推翻昨天说吸烟有害健康这才是科学，能说出“这不科学！”的人把科学当真理了，于是科学也成了一种迷信。对科学近乎宗教崇拜并企图用科学来拯救民族的片面想法来自五四运动，领袖人是胡适。他一手斩断了中华文明，老年却在中华文明里安身，他是个福的人，上天给了他机会，让他去了台湾。我相信大部分中国导演的西方文化修养都是高于中华文化修养的，他们打心底或多或少看不起中华文明，言必称西学名人。但真说能跑去拍英语电影的，除了李安难道还有别人么？
文化有什么用我不好说，但没有文化就什么都没用，丧失了美的标准就会去追求最低级的物质，本该用在钻研书法收藏上的劲头放在开发土地建高楼大厦上结果会是祸国殃民。文化的迷失伴随的是自我认定的缺课，于是身不安命不立，于是烦躁不安，于是戾气出来，反映到社会，是各种悲剧；投影到电影导致我们的屏幕上不会出现平心静气的电影。各个都憋了一肚子话想发泄，我们的演员都是苦大仇深的，一言不合就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歇斯底里的样子观众看了居然有一丝爽感，就像我们有事没事就得用朝鲜安慰下自己，那些丑态毕现的表演成了我们的发泄途径，那些雷人的电视剧与其说在侮辱我们的智商，不如说给了我们智商上的优越感，而获得没人样儿的我们，太需要一点优越感。总结：中国影视走到今天这部不是简简单单的水平问题，也不是审查的问题。问题是文化，是人的心态。技术解决不了文化问题，工业化解决不了心态问题，中国电影的真正崛起嘛，我只能说：家祭无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