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诉伍迪·艾伦：别这么快下结论（作者：Robert B. Weide）

译注：北京时间2月2日早上一睁眼，发现自己最爱的导演伍迪艾伦又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原来是因为艾伦的养女达伦法罗再次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再次”是个很重要的副词，因为发现很多参与骂战的道德卫士根本不知道这其实已经是炒冷饭、老生常谈。发现很多网友似乎也并不知道这封公开信是怎么来的。大致的顺序是，在金球奖颁奖典礼当夜，伍迪艾伦的前女友米娅法罗——是的，他们从未成婚，所以各大媒体所用的“前妻”是个十分错误的措辞——以及儿子罗南法罗在推特上对伍迪艾伦进行人身攻击。

《记录伍迪艾伦》的导演罗伯特·B·维德在忍气吞声多日后终于爆发，于1月27日写下了这篇《控诉伍迪艾伦：别这么快下结论》，细致整理了有关宋宜和达伦所谓的性侵的细节，披露了法罗家庭的许多丑事，并暗示了法罗炒作的事实。于是，像是被维德激怒了一样，达伦随后发表了那封著名的公开信。

让人愤怒的是，这封公开信立马被营销账号译为中文，并配以添油加醋的标题。人们似乎更愿意在140字的狭小空间内狂欢，而不愿去真正了解事实和真相。维德的这篇文章翻译过来一万多字，细致记录了作为网民的我们——不论是伍迪粉还是伍迪黑——都应该知道的一些基本常识，当然最重要的常识，是达伦的所谓性侵指控根本没有立案，因为所有证据都指向伍迪艾伦的清白。借用维德的措辞，“指责会成为头条，而洗白却会被埋没到没人看的角落；强制的指责就像强制的认罪一样没有任何真实可言。”

不论你抱着何种心态点开这篇文章，请坚持到最后，并相信，它会改变你的许多看法。事实只有一个，但它只可能被当事人所知；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在绝对事实不可知的情况下，只能尽可能多听一些声音，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或许是作为影迷，我能为伍迪艾伦做的唯一一件事。

——姜小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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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伍迪艾伦首次被指控性侵养女已经过去了二十一年，然而这件事又重回风口浪尖，全赖于这位导演的前女友米娅·法罗，和关系疏远的儿子罗南·法罗。但是如果仔细看看这件事，我们又能发现什么？

所有网民都知道，最近伍迪·艾伦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原因是21年前，他被指控性侵与米娅·法罗在1985年领养的女儿。无数网民都参与了对这件事的讨论，但他们中很多人却对事情的原委一无所知。我自己比较反感八卦和小报消息，也尽可能地去避免它们。所以当一个名人深陷八卦丑闻时，我通常不知道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或者被指控做了什么。但伍迪艾伦是个意外。

我执导并出品了PBS的特别节目《记录伍迪艾伦》，这是一部分上下两集的纪录片，属于“美国大师”系列。在艾伦获得本届金球奖终身成就奖后，我同样作为顾问，监制了在典礼上播放的他的回忆短片。

金球奖直播结束后的早上，我发现不止一个人发邮件问我是否看到了昨天晚上米娅·法罗和她的儿子罗南发的推特。我简单浏览了一下，结果不仅看到了他们所发的责难推，还看到了因此而引爆的网络闲谈。一些比较友好的评论称伍迪应该烂在监狱里。其他人觉得应该把他的头砍下来插在长矛上。

去年秋天，《名利场》登载了一篇关于米娅及其家庭的文章，里面包含了一段对28岁的Malone（生名迪兰）所进行的采访。迪兰7岁的时候就成了米娅·法罗指控伍迪·艾伦的王牌，在米娅与伍迪为抚养权打的不可开交时也经常出现在报纸头条上。在近日的采访中，Malone力挺母亲。《名利场》的二连击和法罗家的推特内容一下子捅开沉睡了20年的马蜂窝。

我所拍摄的纪录片交代了艾伦与宋宜·普列文（米娅的养女，与伍迪成婚16年）的关系及其后果，但我并没有沿着这个兔子洞一直追下去追到抚养权之争，因为我的纪录片主要是关于伍迪的工作的，而且我也不希望它变成庭审大戏。然而，我的确仔细研究了整个事件，以便能够得出我自己的结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没有发生什么。

我和伍迪主要是工作上的关系，尽管从拍摄纪录片以后我们就成为了朋友，并且现在偶尔也通过伍迪的助理进行邮件联系（伍迪现在还在用它那个已经60岁了的老式打字机）。当典礼结束后第二天早上我给他写邮件时，他只是模糊地知道米娅和罗南（又）嚼他的舌头根了，但是他不知道推特是什么（他听说过博客，但老是把这两个弄混）。因为他不上网，所以他很幸运地不知道这个故事正在聚集多少笔墨（对不起，应该是宽带）。即使他知道，也不会在意的。米娅指控他已经不新鲜了，而罗南的加入对伍迪来说也不算什么，因为他已经20年没有见过自己“所谓的”儿子了。我也知道伍迪不会公开回应这些东西。他对八卦的这种冷漠，在我看来未必是决心，而是一种不自觉的、本能的反应。事实上，在那天与他邮件往来、谈推特上的混战时，他更关心我眼皮上起的麦粒肿，因为我开玩笑地说这个麦粒肿可能是脑瘤：“我同意，没准你真有脑瘤。你得赶紧安排后事了，因为脑瘤这东西发展得可快了。没准你马上就会有平衡问题——别害怕——这对脑瘤来说可正常了。”然后他建议我不要浪费我“余下的时光”去心烦米娅的事。

随着时间过去，网上的那些虚假信息仿佛每分钟都以指数速度变得更加虚假。那些比较平和的博客作者和评论员发问：“艺术作品与艺术家是否可以分离？”或者“美国是否已经准备好原谅伍迪艾伦？”然而这些问题的措辞方式暗示伍迪做了可怕的事情，而我们现在需要决定到底要容忍这个事情到什么程度。我夫人认为，因为伍迪自己没有出来回应，所以大家觉得可以随意编纂。他的沉默创造了一段真空，所有有键盘的人都能去填充，填充物可能是他们自己所相信的、或者认为他们所相信的东西，又或者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什么，而这个人看过《名利场》的那篇文章。

我在想自己要不要加入这场争论，因为我手中的材料都是有序的。我仔细研究过这些事件，我了解伍迪——我与他是朋友，但我俩关系又没有近到任何人都可以指责我跟他穿一条裤子的地步。事实正好相反，伍迪已经建议我不要卷进来。但是当我读到越来越多充斥着虚假信息的博客和文章时，我夫人说了一些让我产生共鸣的话：“你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不管伍迪本人怎么想。”

所以，我来了——给那个我抱怨的杂音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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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被争论的事情有两个。一是伍迪与米娅的养女宋宜·普列文在1991年建立恋爱关系。另一是米娅的指控——这一指控出现在他们对共同抚养的三个孩子所进行的抚养权之争中——她认为伍迪性侵了他们共同收养的7岁女儿迪兰。人们总是把这两件事弄混，所以我们分开来看。
首先，关于宋宜的问题：

每次在网络上碰到这个问题，我都发现那些最愤怒的人同时也是对事实最无知的人。如下是排名前十的误解，每个误解后面的斜体是我的回应：

#1：宋宜是伍迪的女儿。错。

#2：宋宜是伍迪的继女。错。

#3：宋宜是伍迪和米娅共同收养的女儿。错。宋宜是米娅·法罗和安德烈·普列文的养女。她的全名是Soon-Yi Farrow Previn。

#4：伍迪和米娅结过婚。错。

#5：伍迪和米娅曾一起生活。错。伍迪自己住在第五大道。米娅和她的孩子们住在中央公园西路。事实上，12年间伍迪没有一次在米娅家过夜。

#6：伍迪与米娅之间有习惯法婚姻。错。纽约州不承认习惯法婚姻。即使在那些承认的州，夫妻也必须共同居住一定的年份。

#7：宋宜把伍迪当作父亲看。错。宋宜把伍迪当作她母亲的男朋友看。她的父亲是她的养父，安德烈·普列文。

#8：宋宜开始与伍迪谈恋爱时未成年。错。她当时19或者21岁。（她在韩国的出生年份未知，但一般认为是在1970或1972年）。

#9：宋宜轻微智障。哈！她聪明得很，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会说的语言比你多。

#10：伍迪一直怂恿宋宜给自己当童妻。哦，拜托！根据庭审记录和米娅自己的回忆，直到1990年（也就是宋宜18或20岁时）伍迪跟“任何普列文的孩子都没什么接触，跟宋宜的接触最少，”所以米娅鼓励伍迪多跟宋宜相处。伍迪于是带她去看篮球比赛，其他的都是小报编纂了。所以很难说伍迪从宋宜还是小孩的时候就“盯上了她。”

我还要多说一句：如果有人觉得一个55岁的男人爱上了他女友19岁的养女这事很雷人，我能理解。这说得通。但是为什么不把事实捋顺呢？如果真正的事实真的让你很恶心，干嘛要粉饰它们呢？

能理解米娅可能下半辈子都会跟伍迪过不去。如果我是米娅，我肯定也会这么觉得。（尽管可能我会把它当作私人问题来处理，而不是在推特上说他有恋童癖，然后马上又发推说“哦老天爷快看看这只熊猫宝宝。”）我也能明白罗南·法罗（生名Satchel）小火慢炖的这股火气，他曾经说了那句特著名的“我爸爸娶了我姐姐。这样我就既是他的儿子又是他的小舅子。这简直太不道德了。”可是，这种困境或许可以解决了，因为米娅最近爆料罗南的生父“保不齐”是弗兰科西纳特拉。法罗与西纳·特拉于1966年成婚，那时米娅21岁，而那位歌手50岁。

既然已经说到这了，那就再多说两句关于西纳·特拉的事：仅仅说罗南“保不齐”是西纳·特拉的儿子，就已经说明米娅在与前夫离婚好久之后还与其藕断丝连。从罗南的生日推算，法罗和西纳·特拉是在1987年3月的时候“搞上的”，那时米娅42岁，而“旧日的蓝眼睛”已经71了。这件事消灭了环绕在伍迪和米娅头上的谜，好像他们一直过着田园诗一样恩爱、忠诚的生活，直至1992年伍迪将这一切抛到一边一样，因为很明显在这之前的五年米娅就与前夫鬼混了。如果米娅在西纳特拉这件事上“只是在开玩笑，”那这是十分不近人情的，因为西纳特拉的夫人芭芭拉仍然健在。米娅有没有想过西纳特拉的遗孀会怎样看待她这种扭捏的挑逗？我们只能好奇这是否符合罗南对于“不道德”的定义。（我们也可以好奇伍迪是否应该因此获得巨额子女抚养费补偿。）

我并不是来这抨击米娅的。我认为她是位优秀的演员，且我十分欣赏她在政治问题上的积极性。（甚至我还在推特上关注她）。但是那些因为“其对米娅所作所为”而痛恨伍迪的人，应该知道如果西纳·特拉的确是罗南的生父，那这已经不是米娅第一次为有妇之夫生孩子了。1969年，在她24岁的时候，她怀上了40岁的音乐家/作曲家安德烈·普列文的孩子，而那时候后者仍然与歌手/歌曲作家多利·普列文是夫妻。据说丈夫的出轨导致多利·普列文精神失常并因此住进精神病院，还接受了电休克治疗。她日后为米娅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小心年轻女孩。”或许跟朋友的老公出轨不及跟女友的养女谈恋爱过失大，但是如果你高举着“永不遗忘”的小旗支持米娅，那么请始终如一，并匀出一点时间去缅怀一下已经去世的多利·普列文。（更好的是，我们干脆把这堆破事都忘掉，因为这跟我们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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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说更具争议的事情——米娅在争夺抚养权时指控伍迪性侵迪兰/ Malone。

一个简短但却寒心的事情概要入下：1992年8月4日，在伍迪与宋宜东窗事发后近4个月，伍迪造访法罗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沃特的乡间小屋Frog Hollow，因为当时米娅和她的几个孩子住在这里。在一个无人监视的时刻，伍迪被指控将迪兰代入小阁楼，并且“不适当地触摸了她。”晚些时候，据称迪兰虽然穿着背心裙，但内裤却不见了。第二天，据称米娅的女儿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米娅随后将孩子的回述录下来当作证据。

但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吗？如果我们愿意再想一想，每个人都可以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但我们当中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成年后的Malone说事情发生了？因为她相信事情确实发生了，所以她在《名利场》里大谈特谈还真是好样的。罗南也认为事情发生了，所以他用寥寥140个词去支持迪兰也真是好样的。在他们成长的家庭里，这件事情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他们为什么不去相信呢？

我知道这里我如履薄冰，而且会有人说我“指责受害者。”但其实我只是抛出一些情景供人思考，你随便怎么想都可以。但是如果米娅的说法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在监护权协商的关键时期，也就是伍迪需要表现最好的时期，在他盛怒的前女友和充斥着各种对他心怀愤恨的人家里，伍迪，出了名的密闭空间恐惧症患者，觉得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趁一屋子小孩和保姆发现他们消失之前，把女儿带到阁楼上快速猥亵是个绝好的主意。

甚至那些愿意去怀疑伍迪并且在网上为他辩护的人也常常在一些事实上混淆不清。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法庭宣告伍迪在性骚扰起诉上“无罪。”事实是从来没有这样的论断，因为他从来没有被以任何罪名起诉，因为调查权威从来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支撑米娅（以及迪兰）控诉的可信证据。

退一步说：米娅的性骚扰指控自动启动了康涅狄格州警方的犯罪调查，警方从耶鲁—纽黑文医院抽调了调查小组，小组在时长6个月的调查（包括医学检查）后认定迪兰没有遭遇性侵。从那之后我总能读到谣言说伍迪“选择”了调查团队。然而从来没人提过怎么以及为什么米娅的团队没能在调查中战胜伍迪“选择”的团队。其他人说调查人员与“伍迪雇佣的”心理师谈话之后就让他脱身。我能解释这些说辞的唯一方式是，是啊，调查人员在给伍迪开良好的健康调查报告之前肯定跟他的心理师谈过。所以严格来说，伍迪这些年肯定给心理师们付了大笔的钱。（我们还是管这个叫年金吧。）对于伍迪的牙医、他的眼医、他的内科医生来说肯定也是如此。

女童迪兰的指控录像也被视为证据，但人们发现录像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停顿与重拍，也就是说摄制者对小女孩的评述做了镜头内“剪辑。”这就让人起疑，当摄像机没有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米娅是否在镜头外“调教”自己的女儿，就像调查人员们所暗示的那样？米娅否认了这一说法——她仅仅是在达伦开始谈论爸爸行为的时候打开摄像机而已。或许我们应该相信米娅说的话。因为我不在场，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推测到底发生了什么。

录像带和医学检查并不是米娅在起诉前情人时面临的所有问题。她女儿在镜头外表述的前后不一致同样是问题。1993年3月26日的一篇《纽约时报》文章援引米娅自己的证词，回忆了在所谓事件发生当天她带孩子去看医生的情形。法罗回忆称：“我觉得（迪兰）说（艾伦）摸了她，但当被问到摸了哪里的时候，她就环顾四周然后这样，”说到这，米娅拍了拍自己的肩膀。法罗回忆说她四天后带迪兰去看了另一个医生。在法庭上，艾伦的律师问米娅第二个医生发现了什么：“没有证据显示肛门和阴道区域受到了损害，是不是这样？”米娅回答：“是。”

事件进行之时，在1993年2月2日，一篇十分有揭示性的文章出现在《洛杉矶时报》上，标题为：“保姆质疑法罗的指控。”在文章中，前保姆莫妮卡·汤普森（她的工资是艾伦付的，因为有三个孩子是他的）在对艾伦律师的证词中发誓称自己受法罗施压支持性侵指控，而这个压力也迫使她辞去了自己的工作。汤普森对录像带的问题如是说到：“我知道那盘录像带是在至少两天、甚至三天时间内录完的。我记得法罗女士那时对迪兰说，‘迪兰，爸爸做了什么？他后来又做了什么？’迪兰看上去并不感兴趣，所以法罗女士会停止录像，过一会继续。”

汤普森随后又回忆了她与另外一位保姆Kristie Groteke的对话。“她告诉我她为允许法罗女士那样说艾伦先生感到内疚。（Groteke）说艾伦先生来的那天，她没有让迪兰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之内五分钟。她不记得迪兰的内裤不见了。”

1993年4月20日，一份宣誓的证词作为证据出现，这份证词由John M. Leventhal医生，即耶鲁—纽黑文医院调查团队领队提供。1993年5月4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调查团队的一些有趣的发现。至于为什么团队认为米娅的指控没凭没据，Leventhal说：“我们有两个假设：一，这些声明来自一个心理失常的孩子的想象，并在她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另一个假设是她被她的母亲教唆或者影响。我们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我们认为很可能是这二者的结合。”

Leventhal随后发誓称迪兰在医院的说辞前后矛盾，同时也与她在录像带里所讲的故事矛盾。“那些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脱节。她先告诉我们自己的阴道区域并没有被触摸，然后又告诉我们被触摸了，然后又告诉我们没有。”他同样声明孩子的陈述带有“排练的色彩。”有一次，迪兰说：“我喜欢对自己的故事不忠。”这份宣誓的声明在结尾处称：“甚至在去年8月份性侵指控被提出之前，整个法罗家庭的人就都把艾伦先生想像成一个邪恶、糟糕、可怕的人，都觉得他猥亵了宋宜，并且很有可能猥亵迪兰。我们认为（迪兰）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坚持那个故事是因为她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事实上，这从医学上来讲也是可能的。”Leventhal进一步说，一个“十分震惊”的事实是，每次迪兰谈到性侵的时候，她都会连带提及“一，他父亲与宋宜的关系；二，她那可怜的母亲，她可怜的母亲”没法在艾伦先生的电影里大展宏图了。

米娅的支持者们也没少提及调查团队在递交报告之前销毁了集中笔记。同样，组成团队的三个医生也并未出庭作证，而是被领队Leventhal的宣誓证词代表。我不知道这是惯常做法还是极其异常。我不知道为什么笔记被销毁，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米娅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断断续续录了她女儿的讲述，或者是谁把迪兰的录像带泄露给了别人，又或者为什么米娅拒绝测谎实验。（伍迪接受了并且通过了。）无论如何，笔记的销毁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首席法官Elliot Wilk认为报告“不确凿，”尽管调查人员们得出了十分确凿的结论，即迪兰未受到性侵。

Wilk法官最终将Satchel和迪兰的抚养权交予了米娅。15岁的Moses选择不见伍迪，这也是他的权利。这对于米娅来说是场硬仗，她9个孩子中的8个都完好无损的跟她回家了。她后来又收养了6个孩子，包括为致敬Wilk法官而命名的Thaddeus Wilk Farrow。

伍迪被允许在有监视的情况下探望Satchel，但他立即探望迪兰的请求被否定，直至女孩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治疗；而后续探望的请求会被重新审查。从法律层面上来将，对可能性侵的犯罪调查还将继续。

在判决生效后近四个月，康涅狄格州权威部门放弃了犯罪调查。这导致康涅狄格州检察官Frank Maco发表了一分十分罕见的声明，称他放弃对伍迪的性侵指控，但仍然认为他“有相信迪兰的理由。”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决断会将伍迪抛入一种道德不清的中间地带。从法律上来讲，他洗清了一切——除了一片质疑的阴云。伍迪十分愤怒，他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斥责州律师事务所“懦弱，不诚实，不负责任。即使是现在，尽管他们扭动、撒谎、焦急、跳踢踏舞，可怜兮兮地想要扳回颜面并为自己的道德败坏辩护……没有任何可以指控我的证据。没有任何证据。我向你们保证，随他们怎么咒骂，他们永远会声称手里有证据；但是注意，不知怎的，他们总能够找到理由告诉你为什么他们现在不能给你看。”

伍迪这场临时的新闻发布会在电视和媒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传播得不那么广泛的是五个月之后，即1994年2月24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报道说一个纪律小组发现检察官Frank Maco（“有相信迪兰的理由”的那位）的行为让人“严重担心，”并且可能导致案件审理不公。原来Maco将自己那份“有相信迪兰的理由”的报告交送到了曼哈顿遗嘱检验法庭的法官手中，这位法官当时仍在审理艾伦对迪兰和Moses领养名义的问题，而米娅希望能够剥夺艾伦作为养父的权利。小组写到：“在大多数情况下，（Maco的评论）已经超出了检察官对被指控人的权利范围。（他的行为是）不合适的、未经授权的，并且有潜在的偏见。”文章声明机关可能会对Maco实行制裁，制裁范围从批评到吊销律师资格证不等。虽然最终的决定够身败名裂，但Maco得到的实际惩罚却十分轻微。2年后，惩戒被撤销，但米娅却没能成功的剥夺艾伦作为养父的权利。从法律上来讲，伍迪仍然是迪兰和Moses的养父。

Moses Farrow现年36岁，是位事业有成的摄影师，并且已经与米娅疏远多年。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他谈到“终于看清了Frog Hollow的真实面目”并且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洗脑”这样的词汇。最近他已经重新与艾伦取得了联系，现在正在享受着与艾伦和宋宜修复关系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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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伍迪和米娅来说，生活都在继续。除了照顾她不断庞大的家庭，法罗还将被视为人权倡导的领袖，她尤其关注战乱地区儿童的贫困处境。她十分努力，使人们注意到了达尔富尔的苏丹种族屠杀问题，并且多次到该地区走访，也收获了不少人道主义奖项。伍迪·艾伦还将继续自己每年写、导一部电影的惯例——自1969年开始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前无古人的速度。赞扬和奖项不断涌来，然而没有人能比艾伦自己更不在意这些，他自己也有从不出席颁奖典礼的传统。

1997年，伍迪和宋宜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成婚，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收养了两个女儿。任何做过收养的人都会清楚社工们和政府机关那些繁琐的程序，因为他们要关注孩子的福利。伍迪和宋宜的收养程序也不是例外，尤其考虑到1992年至1993年间那些被高度曝光的事件。两次收养，在两个不同的州，都被州法庭的法官仔细审查，他们没有找到阻止伍迪与其夫人领养的原因。他们收养的两个女孩，目前15岁和13岁，分别叫做Bechet（纪念爵士萨克斯和单簧管演奏者Sidney Bechet）和Manzie（纪念爵士鼓手Manzie Johnson）。

制作《记录伍迪艾伦》花了我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我经常连续几个小时拍摄我与伍迪的对话，伍迪也没有事先声明我可以问什么样的问题，或者避开什么样的话题。虽然有一部分内容是在伦敦的拍片现场和戛纳拍的，但影片的大部分内容都在纽约摄制。不止一次，当我计划采访伍迪时，我发现不得不避开那些他必须走路送孩子去上学或者出席家长会的时间段。他家庭生活的稀松平常让我感到很吃惊。我没有跟他的孩子相处太多时间，但是有几次我见到她们时她们会简单的打声招呼，然后就去跟朋友们做女孩子的事情了。据我所知，孩子们与爸爸之间唯一的纠纷是觉得爸爸不让养狗很小气，还有就是爸爸不会使电脑是个大傻瓜。为了证明我没跟伍迪穿一条裤子，我必须承认在这两点上我坚定地支持他的孩子。

最近的一次与伍迪的工作来往发生在上个月，那时我被邀请制作金球奖上艾伦的短片。短片的制作人Nicholas Goodman和我想加入《开罗的紫玫瑰》中的一个有米娅出现的小片段。制作人们很担心米娅会不会同意这样的安排。（演员工会在这方面要求十分严格，必须要争得混剪短片中出现的所有演员的同意才行。）我觉得米娅不会拒绝，因为在发行我的纪录片时，她同意我使用有她出现的艾伦影片。那时候我对她的合作感到极其感激，因为如果没有她的合作，我的纪录片就会出现12年的空缺，而且米娅的缺席会太过显眼。我甚至觉得那是一个迹象，即事情发生的20年后，疗伤的过程会逐渐显出其威力。更好的迹象是，米娅同意我们在金球奖短片中使用她在“紫玫瑰”中的片段。节目的制作人们十分感激。所有人都觉得如果不承认米娅在那么多艾伦最好的电影中所作的贡献，是十分可惜的。

在比弗利山的颁奖现场，刚刚与伍迪合作了新片《月光下的魔法》的女演员艾玛·斯通介绍了短片，随后戴安基顿作为代理发表了感言，十分感性、疯狂、也十分戴安·基顿。伍迪如果在现场的话一定会吐个不停，但他那时却在位于纽约的史蒂芬桑坦剧院，准备欣赏Beautiful: The Carole King Musical，这部音乐剧的原著是伍迪的朋友 Doug McGrath写的。伍迪在这之前就跟我说如果音乐剧结束得够早，他希望能及时赶到家看足球加时赛的下半场。

很明显，跟伍迪相比，米娅和罗南把颁奖礼看得更重，因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可以让他们踩一踩伍迪。米娅的第一条推特在伍迪短片开始时发送，这时候她的语气还比较自制而且有点可爱：“该去吃点冰激凌&换台去看《衰姐们》了。”看到这条推特的时候我笑了笑，想：“为什么不呢？你同意我们用片段的时候就已经看过短片了。”她的第二条推特，链接到最近的《名利场》文章，就比较阴险了：“一个女人公开细致讲述了7岁时被伍迪性侵的经过。金球奖的致敬是对她以及所有虐待幸存者的蔑视。”

这条推特让我感到困惑。我觉得，说金球致敬短片对虐待幸存者不敬是很奇怪的，因为米娅自己同意了让我们在短片中使用她出现的片段，因此也就参与到了颁奖过程中，而她完全可以拒绝合作。没有任何人给她压力，而且我们已经做好了备用的短片（没有米娅出现）以防止她拒绝。看上去，要么是米娅想两边都占着，要么仅仅是她觉得没人会发现她同意制作了致敬短片。当我看到她的第三条推特，质问“他是不是恋童癖？”并且附上《名利场》文章链接的时候，我最最慈善的想法是这个女人需要过她自己这一关。而我大脑中更爱恶作剧的那一部分想要转发她的推特，但是要附上一个链接，链接到最近一篇关于她弟弟 John Charles Villiers-Farrow因多起儿童性侵案被判10年监禁的文章——对于这个话题她可是异常地安静，尤其是考虑到她多爱公开指责那些可能的（更别提，被确认的）性侵犯，而且是她自己把孩子暴露在这个可能人选中的。

2012年夏天，罗南·法罗那条现在红遍大街的推特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父亲节快乐——或者，用我家的说法，姐夫节快乐。”被攻击的人确实有被攻击的理由，我也记得那时候觉得罗南继承了他爸爸的才智——直到他的生父成为谜团。（良好的幽默感和机敏够他在MSNBC的节目里混了。）但他在金球奖当夜所发的推特却很恶毒：“错过了伍迪·艾伦致敬短片——他们把一个女人公开确认自己7岁时被他性侵放在了《安妮霍尔》前还是后？”罗南推特的简短也许体现了他的机智，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措辞虽与事实有出入，但同时却又精准无比。如果他在措辞时说“一个女人公开断言性侵，”那么这条推特也许不会激发出罗南想要的这种反应，尤其是考虑到他的节目还有几周就要开演了。要提醒读者这个女人在回忆7岁时候的事情，长达6个月的调查发现她“精神失常”且可能“被她的母亲教唆和影响，”不是140个词可以做到的。

我已经说过这些话了，但是再说也无妨：我知道迪兰/Malone相信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也知道罗南相信它们发生了。我没有资格去说他们不相信，就像网上那些要伍迪人头的人没有资格去说他们相信一样。关键是指责会成为头条，而洗白却会被埋到没人看的角落；强制的指责就像强制的认罪一样没有任何真实可言。考虑到伍迪真的对这些事情毫不关注，而且他一直在继续工作并享受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我更愿意相信他绝非这件事中的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从始至终是Malone。然而对我而言，真正的问题是：谁在迫害？以及伤痛真的在公众的聚光灯下才能更好愈合吗？我不想假装知道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

Malone现在是作家和艺术家，与一位信息技术专家幸福成婚，在远离聚光灯的地方过着一段看起来安静的生活。明摆着，如果她觉得跟《名利场》做个采访是疗伤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这是她的权利。我只能希望那可以为她画上某种句点，并真诚地祝福她得到她一直所期望的幸福与安宁。我甚至能够帮她解决一个谜团，因为我对这个谜团有些认识。在《名利场》的文章中，Malone说当她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她收到了伍迪寄来的鼓鼓的马尼拉信封，里面塞满了他俩的照片。她不知道信封上的字迹是谁的，但是“（信封）上有个假的回寄姓名：Lehman。”当我制作纪录片的时候，我偶尔会向伍迪的办公室要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会由伍迪的助理寄给我，助理的名字也会出现在回寄地址中。Malone读大四的时候，伍迪的助理姓Lehman。所以，一个谜团解开了。如果其他的也能这么容易解开就好了。

要说《名利场》整体的可信度和客观性，我没法评价。但我的确知道2005年该杂志被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以诽谤罪起诉（波兰斯基在1977年被认定与13岁女童在洛杉矶发生不正当关系）。《名利场》刊载了一篇文章，称1969年，在妻子Sharon Tate被曼森家族残忍杀害后，有人在纽约目击波兰斯基在去亡妻葬礼的路上与年轻的模特搂搂抱抱。为波兰斯基作证的证人之一正是米娅·法罗，且据我所知米娅直至今日都与波兰斯基保持友好的关系。我赞扬她支持朋友并作为有影响力的证人出席作证的行为。这才是朋友的意义。事实上，她对波兰斯基的支持是如此稳健，以至于当他在2002年凭借经典影片《钢琴家》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时，米娅一点都没暗示说学院这一褒奖波兰斯基的行为是对所有虐待幸存者的蔑视。但是，那都是在推特出现之前。

波兰斯基在与《名利场》的官司中胜诉了。事实证明导演在奔赴亡妻葬礼时根本不在纽约，因为葬礼在洛杉矶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