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所收集的各种文章涵盖了我生命中的四个阶段：原版的《希区柯克电影》（1965）写成于它出版之前的四年中；在此之后是一篇“回顾”，那是篇小气的修正主义式文章，写于1970年代早期，那是我生命中最艰难和痛苦的一段时光；然后是《重访希区柯克》（1990）所收录的那些文章，我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分析希区柯克，这种差异是因为我的生活环境不同了，我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了，我刚刚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认为我们文明的未来还有希望，现在，我可不会这么想了；现在，我写着这篇前言，在如今这个时代，乐观主义几乎日复一日地沦为了一种商品，你想抓住它，可它却蒸发了。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就在最近，我差点就死去了，整整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那真是死神向我的召唤啊。反过来想想，现在的确是时候清点我自己的一生了。
我根本不相信什么所谓的客观或科学批评。当然，我们可以说文章有不同程度的客观，而这部分是作者对自己观点的掩饰所导致的。我从来都不想掩饰自己文章的本质，我甚至把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个人观点》。我不是期望每个批评家都要交待自己的生命，但我想，只有当他们对读者说出以下的话时，他们才算是诚实的：“我就在这里。是我写了这些东西。我不是个不犯错误的完人。我和你一样都是普通人。我所说的话，和我说这些话的方式都是由我个人的背景、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理解（或理解的缺失）造成的。我说的可不是绝对的真理。”
《希区柯克电影》（1965）：1960-1969
我至少可以说原版的《希区柯克电影》是个古怪的东西。
自从我在五岁时看了《礼帽》之后，我就对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着了迷，那是个痛苦的童年，阿斯泰尔/罗杰斯对我的意义，就犹如在近年来我最喜爱的一部电影蔡明亮的《洞》中，葛兰的歌对他的意义一样：他们让生命能够忍受了。我在剑桥大学读书的那段日子（1949—1953）十分古怪，每天上午我去听文学批评家利维斯的课，他对我的影响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意识到如果我写文学批评的文章，将沦为对他的苍白模仿，这让我转向影评写作。一到下午，我溜出去看《红河》、《怪人》、《妙药春情》和《绅士就爱金发女郎》。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还在发现外国的“艺术”电影，它们主要来自法国，马赛尔·卡尔内、勒内·克莱尔、朱利安·迪维维耶就是那个时期的作者。我也在勤奋地读着《视与听》。剑桥毕业之后，我在很多学校教过书，然后，我的班上来了一个相当聪明的法国交流生，是他把《电影手册》推荐给了我。这本杂志对我的影响很难解释清楚，我的法语很差，而这本杂志的文章经常是晦涩但文采华丽，我只能略懂。我想，重要的是，我了解到“作者策略”这东西，它使我可以公开向那些我打从心底喜欢的电影示爱。它为我铺平了道路，让我突然想写一篇有关《惊魂记》的文章。这篇文章被《视与听》拒稿了，在伤心困惑之余我把它送到了《电影手册》，我从来没想过他们会发表。只有当我把接受函（是埃里克·侯麦写来的，并且还答应给我六十法郎的稿费）读了整整六遍之后，我才开始相信这事真的发生了。我从来都没收到这份稿费，而我也太害羞了，从来没有写信向他们抱怨过。但是，我的影评生涯在那一刻开始了。
我可以用一句话总结我写《希区柯克电影》时的政治立场：我完全感觉不到政治的影响。我甚至记不起我到底有没有投过选票。而我想我当时的文化处境和个人处境是不可分裂的。
因为我对政治缺乏兴趣，因为我根本对自己在文化中所处的地位缺乏意识，决定我批判性思维的主要是我的个人生活和其下之心理状态。当我写《希区柯克电影》的时候，我拥有一个美满的中产阶级家庭，我有一个妻子，我位于郊区的家虽然不大，还有个花园，还有三个孩子。除了我的妻子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或猜到我是同性恋，于是，在那貌似幸福和安定的生活之下，掩藏着伯格曼式的魔鬼和深深的绝望。如果有人猜到了我是同性恋，那他一定不是从我的动静看出来，而是我的文章：一篇我发表在《电影》里的有关《华府千秋》的文章，以及写伯格曼的书中的部分文字。在那些文章中，我很明显地表达了对影片中同性恋指涉或描写的着迷，而我对同性恋的态度总是抱有同情。
对于时下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当同性恋解放运动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他们很难理解我当时的处境，更别提与我感同身受。就我所能记得，我在六岁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是个同性恋，这件事太私密，也太让我感到恐怖，我一直要到十五岁的时候，当我读起一本有关柴可夫斯基的书时，才发现了“同性恋”这个词。那至少让我明白，这个世上还有和我一样的人，我不是一个狰狞的怪物。那本书强调的是作曲家的羞愧和痛苦，并说明了他曾为此自杀。在那个时候，“性”这个字眼完全是上流社会的禁忌，除了用这个字来区别男性和女性。用D. H. 劳伦斯的名言说，性还是个“肮脏的小秘密”。同性之间的性爱，即便在彼此认同的情况下做了爱，也还是一项明文禁止的罪行，你会被关进监狱多达十年。那么，的确有很多同性恋男子，他们欺骗自己，以为稍经一点实践，便可以把自己变为异性恋，然后结婚，这种情况真的是那么让人惊奇吗？在我的个案中，我向那位我应允娶她的高洁女子坦白一切，而她的一生，倒也慢慢被我毁掉。我的错误在于我请求她“拯救”我，而这个美丽而又高贵的人儿就这样答应了我。当然，我应该意识到，作为一个纯粹的同性恋，我不可能被“拯救”，也不应该想得到拯救。
从很多方面看来，我和我妻子组成的就是一个理想的中产阶级家庭，我们遵守着传统的意识形态家庭模式：丈夫在外挣钱养家，妻子则管理家务和育儿养女——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质疑过这个模式，虽然我的妻子有个大学文凭，应该也希望像我一样有自己的职业。她有些朋友甚至还妒忌她，因为我在家也会做不少家务，有时，我会烧饭，为孩子们洗澡，并照顾他们。我们之间唯一的问题就是性爱，我可以做这件事，但从来都不享受。当我想起自己和她做爱时是那么的无力，那么的短暂，但却生下了三个孩子，我就觉得这真是件奇妙的事情。曾经，我会长时间地为我的不正常感到苦恼，然后，我也会对男性性幻想，这只能让我感到更加罪恶。我就是伯格曼电影中的受害者，我完全认同，比如说《狼之时刻》里的马克斯·冯·西多或《沉默》里的英格丽·图林：他们在银幕上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现了“真实的”我，他们快乐的表面下也掩藏着私密的自我——当然，在很多时候，我感到幸福和满足，我在高中教英语，然后回到家，一个我爱着的家。
这就是我写《希区柯克电影》时的背景：对于我所受教育中所谓的“正常性”，我必须保持对其的遵从，可我根本就“不正常”。这本书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称为“性政治”的那个东西。我是以“表面秩序”和“潜藏于其下的混沌”来分析电影。时至今日，这仍然是可行的解读方式，但它会忽略很多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重要的问题：如果那些电影讲的就是这个而没有其他，那它们还会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共鸣吗？在那本书里我还把人生看成是不会变化、不能变化的“人类境遇”，于是，我忽视了社会的变迁，暗示了激进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这让这些十分危险的电影变得“安全”了：我把影片所蕴藏的令人不安的力量囚禁在一个形而上框架之中，忽视了人类改造社会的能力。因此，从我现在的眼光回顾，原版的那本书自己变成了一个危险品，因为它所鼓励的是一种无为的绝望感，而不是愤怒和抗议。
《个人观点》（1974）：1969—1977
一天早上，就像是宿命一般，我收到来自彼得·哈考特的信，我和我的妻子在英国与他相识，但之后，他回到了故乡加拿大，在女王大学建立了一个电影学系。在那里，他独自教了几年电影，现在，他有能力招另一个同事。我感兴趣吗？
这简直是个荒唐的主意。我只有一个乙等学士学位，光想想要去一所大学教书都足以让我恐慌了。但是，我的妻子鼓励我说“为什么不呢？你可以的”，于是，我们去了加拿大。
在那里，恋爱和婚姻破碎司空见惯，经常有人问“谁和谁睡了？”。或者，这难道是因为我在教了好几年高中英文之后，现在终于对一群大学生教授一个全新的课程，因此，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更自由，有更多的权力、责任和冒险精神？就在我到加拿大一年之后，在我三十九岁那一年，这也是我恪守一夫一妻整整十年之后，我盲目地尝试到了人生中第一次同性恋性爱，那时，我正在多伦多渡过一个人的周末，而那个男人也许比我年轻十五岁，甚至更多。
这是一次太可怕的体验了，几乎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永恒创伤，我的身体很痛苦，而我的情感和心理受折磨。他走了，我独个躺在酒店的床上，全身颤抖着。但是，当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时，我想我已经明确地感觉到我的人生已没有回头路了：我之前人生中所在期盼、也害怕的那件事情，终于发生了，打破禁忌，突然之间，什么事都有可能了。
我晕晕乎乎地坐着火车回到家，走进租来的房子，我的妻子在厨房里。我冲向她，紧紧地抱住她，突然之间，我觉得从来没像这样爱过她。好像是我终于驱除了魔咒：我做了那件事，但都无关紧要；我从十二岁就怀着的这个罪恶的迷恋，到最终，不过是一些身体的动作罢，世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个男人在做这些动作呢。接下去的六个月太奇妙了，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段时间，我竟然和一个女人过上真正的性生活。我的妻子和我一样惊奇，在这六个月中，我们实着感到幸福。但是，我也继续和男人做爱，偷偷地，兴奋地，虽然我想一直这样下去，但我从没动真情：这只是愉悦的生理体验而已。
一切都戛然而止。我和妻子一起回英国，那是旅途中的一个晚上，我是多么高兴和信任她，甚至把所有事情都告诉她。她很激动，那一晚毁掉了我们的婚姻：在受伤与厌恶后，她终于舍我他去，我以为我们正在建立的新关系就这样粉碎了。我再一次回到了那个罪咎和自我唾弃的伯格曼世界。
我从来都没有责怪过我的妻子。我应该负全责。
从1971年的秋天到1973年的夏天，这是我人生中最困顿的一段日子；至今，我都无法想象，要是没有我的爱人约翰支持，我是否能挺过来。我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回了英国，这其实就是最后通牒。我犹疑不决，这恰好是我典型的个性了：从性这方面来说，我几乎在一夜之间对妻子从之前的狂喜转变为彻底无能：我觉得我是如此厌恶她，连碰都不想碰。我搬出了现在已经空荡荡的房子，每个周末都是在多伦多和约翰一起度过，工作日的时候，我则睡在办公室里。加拿大的冬天到来，只有一件事如今依然铭刻在记忆里：夜晚，我一个人站在街角，雪已盖过了脚踝，我试图说服自己跳到街心，让车辆碾过自己。我走到路边，看到一辆车开过来，我准备向前跳，但是那辆车停了下来，司机问我要不要搭车，他是我们家的朋友，同样也是那个大学里的老师。最终，我告诉妻子，我要回“家”了。约翰对此沉默着，但他理解我的感受，从来没有抱怨过。我的妻子又从英国飞了回来，在回去前，我们在纽约待了几天。我和她在一间餐厅里吃午饭，我说我要上厕所，然后就偷偷地给约翰打了一个电话，我很激动，说我不想这么就结束，但我无法离开我的孩子。他让我冷静下来，说他会跟我一起回英国。我想，我仍然抱有残念，以为我和妻子能达到某种妥协，但是，要是我还有点理性，就会意识到这太不现实了。
于是，约翰（他还只有二十几岁，在多伦多独掌着环球公司的16毫米胶片部门）辞掉工作，提取了所有存款，拿着旅游签证和没有变卖的家当来到英国。我从来都不了解约翰，也没有好好报答他：他表面矛盾，如此沉静，如此寡言，如此实际而又不实际，他的行为是如此“浪漫”，他的言语是如此冷酷地理智，而他的行动又是如此冲动。和他相处并不容易，从很多方面看来，他就是我的反面，我没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而他的个人道德观又是如此明确。在他到英国之前，我在伦敦租了个单人房，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九个月。它的供热系统很差，而房东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可怕，她会说“大多数人是不会让你们这种人租房。”在那个时候，我们无以回答。我获准一星期见我孩子一面，这是我回到英国的唯一理由。
就在我生命中的这阶段，我的批评、政治和个人立场开始融合在一起。事实上，它们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只是我对此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在我生命的早些岁月里，我不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特殊的政治立场，我是个不假思索的保守主义者，而我内在的不安又侵扰和挑战了这种保守主义，我的批评文字反映了这一矛盾。
回到英国时，我很快发现，批评界的环境经历了完整而又激进的变革。在我离开之前，我早期的作品还是受到了尊敬；现在，让我很迷惑的是，我突然变了众矢之的，我的书被贬为过时及保守得令人沮丧。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972年那个可怕的年份，华威大学在年中宣布要为他们的电影研究系招首位讲师，我申请了，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竟然获聘。
华威大学的教席拯救了我。我不能说它拯救了我的生命，在那一年里，受到我最爱的那部小说的启发，我好几次地站在地铁站台旁想象安娜·卡列尼娜一样跳下去。当然，我想我是不敢跳下去的。事实上，我认为那些一直想着要自杀的人也许是最不会自杀的，而那些成功的自杀行为都是一时之间绝望的冲动。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在做出自杀的威胁和举动，但是，它们总是呼救的举动，而不是真的想死。我从来都不想真的去死，虽然我的确想自己从来都没出生过：这可以让一些好人少受一点苦。
从前，我认为 “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现在，我进步了，我认为它是无处不在的。我用一个具体的意象来为自己澄清这个新概念，之后，我也经常在课堂上使用这个意象：它是一个冰山。它只有八分之一浮出水面（人们的一些信仰、观点，等等）。而其余的八分之七却不在视线之中：一个人自从出生以来（“男孩穿蓝色，女孩穿粉色……”），所接受的一系列（有关生命，有关道德，有关人类关系的）假设，而我们从没有质疑过。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揭示这些冰山，批判性地检验这些假设。这个过程是痛苦而又危险的：这些都是我们珍惜的价值，可突然之间，它们不再是“真理”了，我们被解放了，却可能突然之间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当然，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其他选择：从1971年开始，我的生活早已是一片废墟。
对意识形态的自觉并不能立即治愈一个人的所有问题。作为起步，我们可以注意文化对我们的决定因素，然后渐渐地、理性地去抉择，到底哪些是我应该接受的，哪些是应该摒弃的，哪些是应该修正的；但在我们的内心之中，还有那块有问题的黑暗区域，即被弗洛伊德称为潜意识的东西。我经常以为自己做某件事是出于某种善良、合理的理由，但也许只有在几年之后，才发现它们绝不是我做那件事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并不那么高尚。我并没想伤害很多人，但我的确伤害了他们：特别是那些我爱的人。有时，我会想我的生命就像一条无情川息的河流，所过之处伤及无辜，但这又完全是无心的。叶芝有一句名言，“痛打瞎子们的瞎子”，这句话就像鬼魂一样缠绕我心，我想，当“人类的境遇”被剥去“意识形态”的光环时，它就是这样的。
在我们把家搬到考文垂后，我们在工人区的胡同里买了一幢房子，约翰把所有积蓄都用来付了它的头款；现在，他在这国家里没有合法身份，因此也很难找到工作，我答应他我会竭尽全力来付按揭，与此同时，我还要每个月给妻子寄赡养费，我们在那个时候正式离婚了。在暑假的时候，为了赚钱，我去英国开放大学教授暑期文学课程。《安娜·卡列尼娜》是学生必修，讲解它让我感到很愉快和满足，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而且因为我可以利用它来锻炼我揭示意识形态的能力。我以此为基础，写了《个人观点》里或许是最好的一篇文章，而这本书是七年里唯一的著作。或许，这仅仅是因为这篇文章对我个人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为我打开了全新的批判图景。简单地说，我把这部小说看成是一个战场，一边是托尔斯泰有意识的信仰，而另一边则是他本能地对安娜的强烈喜爱，这才是这部作品真正伟大之处，也是那么多人会继续看它的原因。简而言之，我重新思考托尔斯泰，借以重新思考我的人生，未来再次在我眼前展开了。
《个人观点》（这本书只在英国出版过，而且早已绝版）是本奇怪的著作，我至今仍爱着它。我要感谢那位英国编辑，允许我在一本关于电影的著作里写一章有关俄国小说的批评文字，正如我现在要感谢《性政治与叙事电影》的编辑，容许我用很长一段文字来写莫扎特的歌剧。
那段日子里我也为《电影评论》写文章。其中一篇成为了《希区柯克的电影》的“回顾”， 在原版面世多年后，收录于1977年的修订版。这篇文章叫作《迷失在丛林里》，署名为“乔治·卡普兰”（《西北偏北》里虚构的、不存在的人物），我的编辑和我都觉得任何喜欢希区柯克的人都会对这个名字了然于心。然而，这个小玩笑导致了我人生中最尴尬的经历。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之后，我受邀请去威尔士斯旺西大学的电影协会做一个有关希区柯克的演讲。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是位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也很欣赏我的作品，他在火车站等我。去大学的途中，他突然十分真诚和严肃地对我说：“我得告诉你，最近《电影评论》发表了一份攻击你的文章，我可恨那篇糟糕透顶的文章了。”我知道我应该闭上嘴巴，不告诉他事实的真相，但是，我又怕最后还是会被人发现，我结果还是坦白了谁是作者。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自己这么做很残忍，但我想，他总有一天还是会知道的。
我想，“回顾”仍然是值得一读的文章，它的意义也许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个时候，人们还在讨论“我们应该严肃对待希区柯克吗”。今天，希区柯克早已被供奉上神坛了，只有褒赞而非批判，这是个危险的情况，因为这将把伟大的艺术家变成一具称列在博物馆里的木乃伊。如果他的电影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要是鲜活的，那它们就必须接受反面批评，而我们也必须不停揭示它们的局限。
我在考文垂和约翰一起渡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我时常还会记起我们一起渡过的那些夏日派对，总是设在渍水而不堪的后花园。我同样记得我们的邻居，他们是辛勤劳动的工人阶级，并从来不会因为邻居是同性恋而感为难；我们把那只半家养的猫麦克比送给他们，相信他们会好好地养它。然而，仿佛是命中注定，我们生活再次破碎了。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约翰在这个国家的合法地位并没有保障，也很难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这叫他自惭形秽。我和他的关系也有裂痕，而这全是我的错。在此之前，我经历了二十九年的禁欲生活和十年的一夫一妻制，现在，我突然进去了同性恋的圈子，这使我产生了极端的、也许更是歇斯底里的反应：我完全着迷于性解放，这使我滥交，我和每个现成的同性恋做爱，几乎是强迫、疯癫的行为。虽然如此，我对约翰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没有让他知道我的劣行，或者以为我成功向他隐瞒了：可他总是感觉得到。我从来都无法确定，当他得知这一切时，他有多愤怒，他的外表是如此的冷静，以至于很难猜到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并没有义正词严地指责我，但我知道他深深受创。直到1977年，我们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维持了。巧合的是，彼得·哈考特再一次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收到了一封发自多伦多的信：他正在约克大学教书，还有一个空余的教席。我是否想申请呢？
我知道，如果约翰回到加拿大，应该会比在英国快乐很多，我想象着我们的关系会由此而回到原来的样子；就像那些电影中所说的，我们会“重新开始”。我们把考文垂的房子卖了，一起来到多伦多，我在那儿租了两卧的公寓。几星期后，我们之间的情侣关系终于破裂了。
《从越战到里根时期的好莱坞》：1997-1990
我难以描绘我当时的心情。我和孩子远隔重洋，我居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段感情则结束了。我当然感到失落，但与此同时，我也奇怪地感到狂喜：我终于尝到了生命中第一次完完全全的自由。这就像一次重生。我仍然肆无忌惮地滥交，很快，一夜情里稍纵即逝的快感发生了变化。我想的不再仅仅是性交，而是自由而开放的关系。仅仅几个月里，我就有了四个情人。没有什么事情是永恒的；没有人能占有别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关系没有束缚。
当然这样的关系不可能长久。但这经历让我感觉到，在一个真正解放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或许就应该这样。四人中的其中一位是理查德·利佩，他是美国人，我在很多年前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讲课时就认识了他，之后，我就和他一直保持联系。定居多伦多之后，他来看过我几次，然后他决定搬到这里。我请他在找到公寓之前就住在我那里；另外三个人见状都得体地退出，以为我和理查德要单独正式交往。多少是个巧合，这恰好造就了我生命中最长久的一段感情：理查德和我在去年春天（2001年）庆祝了廿六周年纪念。
仿佛是考文垂的旧日重现，一群特别的朋友再次聚拥在我们周围，他们都拥有自己的生活，但彼此维持着一种相对松散的团结。我似乎是在描述一种完美的生活，但在我们的文明中没有什么是完美的，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当我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发现自己即使是在严守一夫一妻的时候，也从来都不明白一夫一妻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个据说是解放的时代中，为什么人都觉得性如此重要，以至于用它作衡量忠贞的标准？
我想，那些孜孜不倦的读者应该可以在我定居加拿大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发现所有以上说的自传故事。《从越战到里根时期的好莱坞》（除了《希区柯克电影》以外卖得最好的书）受那个时期各个激进社会运动感染，这些运动的导火线就是有时乐观地称为“第二次法国大革命”的那个东西，那场发生在1968年晚春和夏天的事件：左派政治、激进的女性主义、反种族歧视、同性恋权利。比这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我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是我生命中美妙而又兴奋的一刻，我想我的书也体现了这种兴奋。它充斥着对政治的愤怒，它要求激进的变革，而与此相联系的是个人与日俱增的幸福，我开始觉得，“只要我的朋友伸出援手”，我能做的远远不止是“勉强过活”：我终于找到了自己。
《重访希区柯克》（1990）
终于该说眼前这版书了，它以平装书的形式重印了。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重版这本有关影史中最伟大的作者之一的书到底是谁的想法，我想是我提出要把原来的《希区柯克电影》包含在新书里面，让它不会仅仅变成“又一部关于希区柯克的书”，而是变为可让我们观察到变化的书：几乎三十年过去了，我对电影、对理论、对批评、对阐释的态度和立场都变了。自它出版以来，我惊奇而又失望地发现，有很多人因为这本书而赞赏我，可很明显的是，他们赞赏的是原版《希区柯克电影》。我想告诉所有人那些有关希区柯克的文章已经完全过时了。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新加入部分完全超越了原版著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原版的那本书是“安全的”：它说希区柯克的电影关于“人类境遇”，而它是无法改变的。这是个多么九十年代的想法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右派凯旋而归，他们说六七十年代的那些激进思想是愚蠢的，我们可以忘记它们了。所以，我必须提醒每一位读者：如果你认为这本书最好的部分是原版《希区柯克的电影》里的那些章节，请不要告诉我，因为要是让我知道这事，我又要站在地铁月台边缘，想念安娜·卡列尼娜了。
《性政治和叙事电影》（1998）：1990—2001
1989年是我的休假年，我应邀去旧金山州立大学教一个春季学期的书。在此之前，我已经在伯克利教过一个学期的书了，我很喜欢旧金山，所以立马决定到那里生活三个月。我看完一场电影（我记得是《崩溃边缘的女人》），坐着公车回家，发现一个亚裔年轻人不时拿眼看我；我以为他只是想示好，所以我以微笑报之。我下了车，他也下车跟着我。就这样，我经历了一段一生中挚爱的序幕。我请他吃晚饭，他来了，我请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示身份证：我可不想整个学期都待在牢里。他已经三十一岁了，比我差不多小三十岁。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们差得天南地北。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不仅是地理上的距离，但也许就是这点让我们彼此着迷。之后，我向约克大学辞职，我提前退休了，那时，我五十九岁，在约克上完了最后一学年课，然后搬到了旧金山。
雄一让我返老还童。他的活力使我惊讶，他对所有文化的体现都感兴趣，并都努力研究它们。我们会在一个晚上去看比利·乔的演唱会，下一晚，我们则去听默里·佩拉希亚的钢琴独奏会，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又赶往滚石的演唱会，然后，紧接着，我们又欣赏了旧金山交响乐队的演出，那次奏的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演出时我偷看了雄一一眼，发现眼泪挂在他的脸颊上，他的神情又是如此专注。的确，他的热情仿佛怎么都不会耗尽：我从来，过去与此后，也没遇到过像他这样一个开放地接受所有事物的人。
虽然我和雄一走在一起，我并没有“离开”理查德，至少，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种离开。我早就告诉雄一，我的心里永远有个人；理查德飞来旧金山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他和雄一马上变成了好朋友。我们每年也会飞过去看他。理查德始终保留美国公民的身份，他总是想回到故土。我们的计划是我先拿到美国公民身份，然后他就从加拿大回到美国，我们三个人会“住在一起”，最好是同一幢楼，但是有各自的房子。但我於心有愧地知到，这只是实现我的理想，而不是理查德的。无论怎样，这理想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即使竭尽全力，但我已经是个退休的六十岁高龄老头子了，他们没有理由给我一张绿卡。
《性政治和叙事电影》中的部分文章是在旧金山写成的，当时我住在雄一的隔壁，那是个单卧的公寓；余下的部分则在多伦多写。在我对雷诺阿的《游戏规则》以及莫扎特的《女人心》的阐释中，我为“滥交”（在文中，我用了“自由地与某人发生关系”来替换这个词）辩护，并赞扬了它，这一章显然来源于我个人直接的生活经历，但是就整本书而言，它妥贴地代表了我。
2001年至今
好吧，“你这是在哪儿呢？”——就像《记忆碎片》中那位不断受侵扰的男主角，我不断地问自己。
我批判立场的根本变化最明显地表现为我对同一部电影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评价：我在《个人观点》里分析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基本上是一篇风格与意义的分析，而在此之后，我在《性政治和叙事电影》又一次分析了这部电影，那篇文章则主要侧重分析影片对如何展现对女性的压抑，并说明它对两性有如灾难；或许可以看看我分析《迷魂记》的两篇文章，它们都收录在这本书里。这些例子显示了，随着我对意识形态的意识程度越来越高，我对电影本质的理解、对它本质意义的把握都产生了变化。我想读者可以发现，我对电影形式和风格的迷恋并没有减退；变化的只是，我意识到形式和风格并不是自在自为，而总是具有其社会政治的意义。
现在，电影批评对我来说不仅仅是阐明电影的手段而已，它同样也是鼓励和要求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实践：我们必须坚持极端的左翼激进主义对今日之社会的必要性，纵然这些实践是非暴力的。为此，我们必须去揭示电影中的激进主义。有时，我觉得自己重新发现了政治的激进性，但这只能让我自己感到满意，因为除此之外，它很少对他人产生影响。
好吧，再问自己，“我在哪儿呢？”就我个人的生活而言，我觉得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幸福过，回首往事，我觉得自从童年以来，我生命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比之前那个更加幸福。我已到耄耋之年，生了场大病，并经历了一次手术，我在手术过程中有三次差点就要死去。现在，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我的内心平静，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赤胆屠龙》绝对是我最钟爱的电影。在霍克斯这部伟大作品中，它的主人公们全然不是为了那些显而易见的、传统的理由而战斗：为了舒适、为了安逸、为了荣耀、为了名声、为了财富、为了文明的未来。所有事情都简化到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理由——为了自尊而战。他们完全没觉得这种境遇是荒芜而又绝望，反而快乐地拥抱它，这是团结和齐心协力的快乐。而在我们今日的世界，压抑的保守主义似乎已经取得完胜，想要心平气和，已经越来越难。然而，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根本没有其他出路，我们毫无依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我们的自尊，我们必须继续斗争：当我们认输时，我们就真的失败了。我们必须继续斗争，即便这场波及全世界的战斗看上去已经失败了。但是，且让我们回想一下霍克斯的《逃亡》，且让我们铭记那部电影中的那句台词：“谁都无法预测……”
我们仍能看到一个积极的信号——抗议越来越多了：在我看来，鼓励和倡导抗议是每一个艺术家，每一个作家，是每一个还在思考的人的责任。可以想象，这将重新建构我们这个世界梦寐以求的力量：一个全新的而有组织的左派的诞生。让我们想想所有异议者要面临的困境吧：那些可笑地把自己称作为“自由”世界的政府，它由世上强势的国家组成，其中大多数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大公司和大财团聚集而成的巨大网络，它们支持那些政府，并有效地控制着它们；媒体——如此具有影响力、如此强大、如此无所不在，告诉人们他们必须对什么感兴趣，必须买什么东西，必须站在什么立场，并且，它们是如此不着痕迹地“娱乐”我们，允许我们发出异议和批评，并将其融合在节目之中，可这些所谓的异议和批评是如此地恰当好处，以至于让我们觉得整个过程是“民主的”，而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当我们所面对的势力是如此的强大和压制时，我们的确会想，抗议到底能达到什么目的，它到底能走多远。但是，抗议是对这个疯狂世界唯一理性的回应。
不难测猜，我的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首先，我得说，也许，我们人都需要让自己更经常觉得尴尬：或许，只有这条道路，才能让我们的尴尬变为开明。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尽可能地对自己、对他人诚实，我们之间的相处会变得更融洽吗？
但是，我发现，“诚实”是个难以定义、很有问题的词。当我说尽量诚实时，我是诚惶诚恐的；然而，我并不确定我是否真的达到了这一点。谁都想维护自己的形象，当我写着这篇文章时，我不禁会不安地觉得，也许，自己所标榜的这种“诚实”也是请求别人欣赏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我自己的诚实应该是这样一种东西：我想要变得真诚，但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在追求“让人们喜欢我”。
于此，回到我的“玫瑰花蕾”——在电影里瞬间阐明一切的时刻。当我出生时，我的父母都已经四十多岁了；他们已经有四个孩子，最小的那位也比我大十二岁。我想大家都会明白，我的出生完全是场“不受欢迎的意外”，我相信这便是事实。在我的童年里，我既是家里最不受欢迎的人，又是最被宠爱的人——母亲因为感到罪疚而宠爱着我，而很有可能，我本能地利用了她的罪恶感。通常我是十分横行霸道的，但我想，我是知道自己的处境的，对他们而言，我就是一个麻烦，一个障碍，可这又让我不断地把自己变为一个麻烦，以此来吸引注意——所有人的注意力，特别是我的两个哥哥，他们分别大我十二岁和十四岁。我想，大家应该很容易就会把我童年的经历和我想被喜欢、想被注意、必要时引起事端的欲望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玫瑰花蕾”无法解释所有事情……事物的发展演变是如此错综复杂，也许吧，我们本来就不该讨论为什么我要如此诚实地讨论自己的诚实……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想再次回到我批评著作的根源：利维斯的作品和他对我的影响。对我来说，他永远都是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当我开始写作后，人们经常叫我“利维斯学派”，这个词是贬义的，而我回应说，我是“利维斯式的”，区别是前者毋庸置疑是他的弟子，而后者则是他谦卑的追随者。我希望自己仍然是个利维斯式的批评家，无论我偏离自己的源头有多远。也许吧，我和利维斯的确有相似之处，即我们总是局外人。我们拒绝把自己和任何理论联系在一起，无论那是哲学的、文学的、还是电影的理论。每一种新的理论都会摆架子；仿佛是对每个人说，“我就是真理，我能解释所有事情。”我受惠于很多理论，但我不会臣服于任何一种。这让我想起了让·雷诺阿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妙语。当他被问起他是否信仰任何理论，他说，他觉得所有的理论都有可能是对的，关键取决于怎么运用它们，可他不会接受任何绝对真理。
当我写完原版的《希区柯克电影》后，我给利维斯博士邮寄了一份，并附上一封信，这是一封同时自我菲薄和自我吹捧的信。一段日子后，有个私下相识利维斯的朋友告诉我，这本书放了在利维斯书架的显眼处。我想，他到底有没有翻阅过它呢？我有点希望他没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