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4/10，周日
1．
昨晚与几位老师自“紫藤庐”归来。在UCLA东亚系任教的Robert说：你每次说话都让我shock，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台湾电影？
笑。因为喜欢，花时间看和读便是，笨功夫。
与他们住“中研院活动中心”同一层楼，逐个道别。不知为何，最后一句话是：电影是我的全部生命。
里昂任教的意大利男生Corrado Neri在房门口笑弯了腰。
上午拖着行李箱出门，他的房门还是“请勿打扰”。就此别过中研院和这些朋友。
出租车等在门口。与司机师傅一路聊到台北市区。
他儿子学兽医，如今在天津工作，有位大陆妻子，两个孩子。
闲聊“中医”（台湾人以前称为“汉医”），我说台北街上随处可见传统的中药铺，在大陆中等规模以上城市基本绝迹（虽然很多医院声称“中西医结合”）。更有所谓科学主义者机械地偏激地污中医为“巫医”，无视几千年实践传统，及与中国伦理道德文化之密切关系（台湾在日据时代的文人雅客很多为医生，更出现“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当然赖和读的是日本人开的医学校，以学西医为主，但从他文学作品来看，对中医药颇有研究）。
因外祖父家为中医世家，从小接触把脉、针灸、按摩、中药材，也兴起背过一阵“中药四百味歌诀”（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黄芪性温……等等）；母亲有时讲起外祖父常深更半夜被找去出诊，即便风雪大作；也见过他对病人如何宽厚友善。街坊四邻说起他，口气中有敬意——这正是重人情的社会（或者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式社会）中，“悬壶济世”的意义所在吧。
台湾“日据”时代，日本殖民政府只允许台湾人读医科（及实用性、不易开启民智、影响殖民统治的科系），后来很多本省人富户为医生家庭（杨德昌电影《海滩的一天》、《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有体现）。而赖和虽行医有不少进益，但倾向左派，同情贫民，常常义诊，并写文章反抗殖民统治，为终日劳苦、无机会受教育的平民发声、鼓动反抗意识，两次入狱，50岁便病故，身后还留下债务。
台中彰化赖和故乡有“赖和纪念馆”，他岁当去拜访。
至捷运“古亭”站附近小巷里的旅馆。司机师傅语重心长叮嘱：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啊，以后乘出租车不要坐在前排，不安全。（难怪我坐上去时他看起来欲言又止）。在国内每个城市都习惯坐前排与司机聊天，接触本地人的初始方式（在美国乘出租车也坐后排为主）。
之后几日乘出租车便遵从他的建议，乖乖坐在后座，又遇性格、说话方式各异的司机，不同程度和主题的闲聊。
2.
与凯文去“敦南诚品”，买书、DVD和CD众多，多为中影1960年来电影（包括之前有人提及的王童“反共”电影如《苦恋》），及林文淇老师推荐的《恐怖分子》、《恋恋风尘》、《热带鱼》新版数位修复套装。原住民音乐“南王姊妹花”CD。办了积分卡。持大陆护照并可有一些折扣。
又买到晚上的戏票。北京的国家京剧院于魁智、李胜素、杨赤等演员来台北“国家戏剧院”演出，戏码是《满江红》。每次来台北都能看上一场昆曲、京剧或舞蹈演出。可惜“云门舞集”演出要在我离开台北后。张铁志发来文章告知台大附近“温州街”的书店、CD店和咖啡馆概况。
与凯文在敦化南路某茶点店喝生姜红枣茶闲坐片刻，乘捷运去“师大”会芝大校友James。同去“师大夜市”吃刀削面，然后转战中正纪念堂旁“国家戏剧院”看演出。
国家京剧院在台北的演出，今晚《满江红》为最后一场。观众多为老人，不乏有坐轮椅或被搀扶来的。想起看过很多描述，1980年代后，大陆的昆剧团或京剧团在台湾演出，外省人老者看得泪水潸然，本土出生无有“故国情结”的后辈看长辈看得辛酸。将京剧与外省人尤其中上阶层associate的台湾电影有：白景瑞《新娘与我》、陶德辰《小龙头》（《光阴的故事》第一段，陶为国民党顾问陶希圣的孙子）、侯孝贤《悲情城市》（上海帮）、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马司令）、楼一安《一席之地》（去世的外省老者。楼说他祖父为上海人，酷爱听京剧）。
《满江红》有革命样板戏痕迹，后来发现原来改自1961年演出本，编剧为马少波。李胜素作为英雄岳飞的妻子，表演空间实在有限。为何选此剧？自然有巧合因素，但看到结尾背景大字、岳飞书：“还我河山”，还是要揣测一下政治暗示：或许与最近“钓鱼岛”风波，呼吁两岸一心、保护领土的反日倾向有关。有趣的是，1966年，李行、李嘉、白景瑞导演的电影《还我河山》，借“田单复国”历史典故，暗指“反攻大陆”。半世纪间，政治风云已多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