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布拉斯加》：他的眼里没有“如果”

亚历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或许极少收获绝对的盛赞，但似乎也很少会遭到剧烈的贬低。他的影片中很少有暴烈、喷发的情感，全凭一股小火慢炖的功力把故事熬到醇香。台词的机敏和流畅更是让佩恩的影片有了一点“散文”的味道，娓娓道来，叙说平常。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观看佩恩的电影成了一种舒服、自在的享受。

《内布拉斯加》(Nebraska)的故事缘起于一封百万美元广告信和一位“倔得像头驴”的老头伍迪·格兰特(Woody Grant)。广告信上说，如果你的号码是中奖号码，你就可以得到一百万美元的奖励。不论是无心还是执意，老伍迪忽略了信上的“如果”两个字，坚信自己中了百万美元大奖。不论两位儿子如何劝说，也不论老伴凯特·格兰特(Kate Grant)如何揶揄，老伍迪都决定要到林肯去领回自己的奖金，哪怕是一个人沿着高速公路徒步前行。与许多公路片一样，旅程的终点渐渐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标识；甚至谈旅程的“意义”也变成了刻板的上纲上线。沿途、记忆、人生——旅程变成了一壶可供慢慢享用的清酒，迷醉或清醒，全凭个人的投入。

没有“如果”的生活会失掉很多元素——想象、企盼、懊悔与选择只是众多被过滤掉的元素的一瞥。被洗刷掉“如果”的生活就像被剥掉糖衣的药片，没有了欺骗与自欺，只剩下它最本真的口感——这或许也是影片选择以黑白方式呈现的部分原因。但对于《内布拉斯加》，或者对于亚历山大·佩恩的影片来说，这颗药丸绝非难以下咽的苦涩。正如影片中无所不在的幽默、打趣与感伤一样，生活本身也是各种味道与情感的混溶。《内布拉斯加》慢慢揭示的那些好看的、难堪的过往，与伍迪·格兰特额头上的皱纹似乎并无太大差异——那都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事实；刨根问底，纠结脉络，于当下又有何意？人入暮年，连新鲜的伤口和鲜血都被冲刷掉了激情的颜色；纠缠过往，不如关注身后来得实在——这是老伍迪·格兰特的固执，也是他最讨喜的闪光点。

《内布拉斯加》中的旅程是双向的：它既向未来展望，又向过往回溯。但就算记忆挖掘在影片中占了如此大的比重，《内布拉斯加》全片仍然没有使用一个闪回镜头。老伍迪的话语少之又少，他的过往大多是由周围的人物和环境折射出来的：朋友/合伙人，一个桌子坐不下的亲戚，开报社的旧情人，原野上废弃的祖宅。我们从众多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老伍迪断断续续的生平；它趋于平淡，它无大新奇，它可能是你我日常生活的交集。镜头似乎也在配合时间的单向前进：既然生活只能是闷头向前，闪回不就成了非自然的干涉；既然暮年之人已经放弃了对“如果”的所有假想，关注当下与未来不才是于人、于己最大的恩惠。对于老伍迪来说，当下与未来的方向只有一个——林肯，和广告信所承诺的百万美金。

这个几近空口言的百万美金承诺，是老伍迪在这个黑、白与不同度灰组成的世界中的唯一希望。广告信被“打劫”后，他一个人坐在小黑屋里，以牛奶代酒，暗自感伤；在儿子大卫(David)提议去找信后立马来了精神，两眼放光；发现老友拿着广告信在酒吧揶揄自己后，只是默默取回这个被称为可笑和可悲的希望，小心翼翼地按原来的折痕折好，放进上衣的内口袋。可笑和可悲的背后不是老伍迪的固执，而是他对两个儿子的亏欠与关爱；他想拿中奖的钱给自己买辆全新的卡车，虽然自己这个年龄已经差不多丧失了开车的能力，剩下的留给儿子们。“我就是想给你们留下点东西”——在已经过了可以陶醉在“如果”想象中的年龄，对得起当下人是老伍迪活着的全部目的。

执拗的老伍迪直到广告信作废前都拒绝向这个年轻的世界屈服，最后，年轻的世界向他做出了妥协。儿子大卫卖掉了自己的车，给父亲换了辆皮卡——虽然不是全新的，但也足以满足老伍迪的小梦想；儿子还给父亲买了全新的空气压缩机——虽然这个东西完全没用，但也是对父亲过往的一种补偿。影片中多次出现类似“多层框架”的构图：老伍迪望向远方，大卫望向父亲，而我们望向两代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牵连。每代人都有自己固执的梦想，而通过这趟旅行，多层的守望终于变成了可以被表达与言说的现实。当老伍迪开着儿子给买的皮卡从小镇穿过，好像这趟旅行揭示的人性丑陋都一笔勾销；他仍然有刀子嘴豆腐心的老伴，和从守望者变成守护者的儿子。正如影片最后一组镜头所传达的那样，公路仍在延续，生活还在继续；人、事，不过是大大世界中的小小一隅。影片品到这里，足以让人迷醉于其醇香。

文/姜小瑁
编辑/王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