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çois Truffaut by Pierre Zucca, 1968
1948年，特吕弗16岁，与童年密友Robert Lachenay建立电影组织“the movie mania circle”，每周日上午租影院，4000法郎放映一场，还要租片，很快入不敷出，债台高筑。特吕弗早已厌烦乏味全职工作，五个月前辞职，如今在书店文具店兼职，薪水微薄——这一切，他都隐瞒着父母。一夜，父亲办公室的打字机神秘失踪——被弗朗索瓦偷走，卖了4000法郎。特吕弗变卖藏书、四处借贷，依然还不清债，并且，放映时门可罗雀，因为同时间的另一场放映，有安德列·巴赞到场，吸引无数年轻影迷。特吕弗决定去见巴赞，请他改放映时间。
巴赞宽宏大量，对这位年轻气盛的电影狂热者充满同情。1948年，巴赞30岁，瘦削，轻微驼背，是年轻评论者的灵魂人物，左翼人士。电影于巴赞，是教育人们自战争中复原的钥匙，保障工人阶级接受同等文化教育的权利。会见巴赞成为特吕弗生命中的转折点。
特吕弗的欠债累计24605法郎，相当于一个多月的工资。父亲Roland无奈，“子债父还”，他的要求是弗朗索瓦写保证书：再不胡闹，去找份稳定工作。出于鲁莽，反抗，或其他，弗朗索瓦又组织三次放映，再次欠债。债权人去Roland处抱怨，他震怒，提着领子将弗朗索瓦拎回家。激烈争吵后，Roland将儿子带到附近的警察局，拿出几天前弗朗索瓦写的供认状，要求将他关进少管所。警察仔细研究了弗朗索瓦供认的罪行：撒谎、偷窃和欠债。弗朗索瓦当夜留在警察局，睡草垫子——离父母住处仅几百英尺。
12月10日，特吕弗被送到警察总局，注册，拍照，按指纹，搜身——按照法国法律规定，少年自16岁至成年或被释放，父亲有权利要求他不超过6个月的拘留。弗朗索瓦成了少年犯。给父母写不咸不淡的信，父母惊讶于他的不知悔改，认为他的冷酷行为是挑衅，两个月没去看他。
沉闷的高墙大院内，弗朗索瓦被强制参加半军事训练，被监管和体罚。他在特殊囚室中孤独度过17岁生日，因伺机逃跑和侮辱教师。因被检查出梅毒而住院——或许与他屡次造访妓院有关。他每天被打7针，每次相隔3小时，自早晨6点开始。给母亲的信中，弗朗索瓦写道：“我读书，睡觉，吃饭，三小时一针，打在肚皮上，因为护士已把我尊贵的屁股扎成了筛子”。他也给Lachenay写信，悲伤缠绵，署名弗朗索瓦·让·维果，“……我确信我在有机会拍一部《操行零分》之前就要死掉。我也想起Raymond Radiguet（注：法国作家，早逝，让·考克多的情人），尽管我知道我活不到写一部《The Devil in the Flesh》的时间”。
在审讯中，弗朗索瓦供出更多偷窃和借款，法官也判决Roland替儿子付12000法郎的罚款。Roland心疼地付出他为去乞力马扎罗山（Kilimanjaro）探险的积蓄。
好心的心理学家Rikkers小姐（安托万在《四百下》中称她“spychogist”）与弗朗索瓦长时间交谈，开始喜欢他，认为他持续撒谎是为逃避冷漠的家庭环境，并有创伤情绪。Rikkers去见弗朗索瓦的父母和朋友，想助他尽早被释放。1949年3月，Rikkers联络巴赞，请他为弗朗索瓦求情。尽管巴赞几乎不认识弗朗索瓦，他不但为特吕弗担保出狱，还答应为他找份工作。弗朗索瓦获得了部分自由。
在为不良少年而设的学校中，特吕弗被要求以“描述你生命中最美丽或悲哀的探险”为主题写篇文章，他写道：“我的生活，或直到如今这段生活，最平淡无奇……我觉得我太卖力工作但没得到很多满足或快乐。我的圣诞节和生日一直普通到令人失望。我对战争或那些参与的白痴没有特别感觉。我喜欢艺术，尤其是电影；我认为工作如排泄一样，是必需的不幸，任何热爱他工作的人都不懂如何生活。我不喜冒险并尽量避免。一天三部电影，一周三本书和伟大的音乐足够让我快乐，直到死去……我的父母对我来说只是人而已；他们偶然成为我的父亲和母亲，因此他们并不比陌生人意味更多东西。我不相信友谊，也不相信和平。我尽力远离麻烦……对我来说，政治是繁荣工业，政客是聪明的骗子。这就是我的探险；不愉快也不悲哀；只是生活。我不会长时间凝视天空，因为当我低下头，会发现这世界如此可怖”。
有自杀倾向的时尚记者和军营囚犯
弗朗索瓦成了巴赞的私人秘书，因此初遇让·考克多，也结识一群年轻影迷，如里维特，夏布罗尔，埃里克·侯麦（最年长的一位，诚实正直，有学者派头，被看作“老大哥”而获尊重）和戈达尔。这群激进傲慢无礼的年轻人，喜欢希区柯克和Fritz Lang。他们进行关于电影的漫长讨论，深夜在巴黎街道游荡，口干舌燥了去尚未打烊的小酒馆坐坐。精神抖擞了，起身再走，直到黎明，各自回家。
里维特自家乡来巴黎大学求学，是这个群体的灵魂和发言人，他的电影观点影响到特吕弗。后者年轻、叛逆、穷困潦倒，缺乏里维特的出众口才和写作才能及戈达尔的惊人直觉，他以超乎寻常的勤奋弥补——疯狂看电影，读书。1950，巴赞因肺结核离巴黎一年疗养，特吕弗的工资也已被欠了近半年，他只得辞职。
特吕弗的心被年轻女子Liliane Litvin 俘获，戈达尔也被迷住。Liliane性情反复无常，分开时间约会不同追求者。追求者们积极讨论文学以讨好Liliane及其母亲，但徒劳无益，皆无进展。特吕弗是最认真的一位，住进Liliane家对面的旅馆，好似日夜守护自己喜爱的人。Liliane偶去看望，但只把他看作普通朋友。特吕弗喜欢同时发生的无数暧昧关系，“The Man Who Loved Women”在1950年春就已萌芽，特吕弗刚18岁。
经朋友介绍，特吕弗作了女性周刊“Elle”的记者。他装扮起来，混迹于巴黎文学和新闻圈，有了不错的收入，还可偶尔接济朋友。特吕弗兼任记者和摄影师，工作过度，且所做与电影无关，数月便开始腻烦这份新职业。Liliane对他的漫不经心，让特吕弗愈发绝望。Liliane的生日舞会，邀客40多人，上演的闹剧如雷诺阿电影《游戏规则》中场景。特吕弗凌晨回家，用刀片在右臂割了25下，因失血过多而晕厥。上午11点，Liliane无意走进，将他救醒。后来对于人们对他右臂绷带的询问，他说，扭伤了。
孤独，失意，厌烦记者生涯，特吕弗一时冲动，10月底报名参军，注册在炮兵部队服役三年，将于半年训练后启程去西贡。1950年底，特吕弗穿过德国边境，开始训练。他起初狂热于军事体验，但三天后就从幻想中醒来，将训练营视为地狱——强度训练、严苛纪律、雪与泥、身背66磅背包的急行军……都让他无法忍受。他也因不会拿枪和屡犯错误被惩罚和凌辱。特吕弗到巴赞、侯麦处寻求帮助，希望军方让他成为军事记者。朋友们多方帮忙，但毫无结果，他成为军营的“囚犯”。
1951年3月，训练结束，是个小小的解放。特吕弗做着轻松的秘书工作，可以读书写字。他在德国的严冬屡去医院，治疗鼻炎和听力障碍。寒冷天气和炮火轰鸣造成的右耳听力问题伴他终生。特吕弗将此细节用在《Day for Night》中他扮演的导演Ferrand身上——右耳戴着助听器。
特吕弗读让·热奈的“The Thief’s Journal”（窃贼日记）获得认同——不知生父为谁，少年犯罪入狱，被惩戒和羞辱，有放纵的欲望，最终在写作中获得救赎。1950年12月19日，让·热奈40岁生日，特吕弗给他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热奈当时住在巴黎蒙马特公墓附近的一个旅馆房间，正经历身体与精神危机。因胆结石数次住院；穷困潦倒，靠朋友接济过活；而且，似乎创造力枯竭，并有自杀想法。两个有自杀倾向的灵魂相遇，惺惺相惜，尽管背景和年龄迥异。当时热奈仍是法国最知名作家之一，剧本和小说仍引起追随者狂热。让·保罗·萨特认为他是 20世纪的诗人和重要人物。
特吕弗惊讶发现他收到热奈的回信，热情邀请他有机会回巴黎去他那里小坐。见面发生在1951年4月中旬，特吕弗第一次休假。热奈在不久后给特吕弗的《窃贼日记》赠书扉页写道：“亲爱的弗朗索瓦，当我见你走进我的房间，如同看见我自己——一种神秘的方式——当我19岁时。希望你能保持那凝重的神情和你简单的、略带忧伤的表达方式良久……”当时的特吕弗，简短的军队发型，脆弱形象，矮小身材，略弯的鼻子，精力旺盛的、忧心忡忡的凝视，忧郁的气氛，如热奈的自画像。
特吕弗一直以他仰慕的艺术家作为精神之父，代替自己未知的父亲。让·热奈和安德列·巴赞适合这一角色。特吕弗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巴赞和热奈在三周内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的父母在15年里都不曾给予我”。热奈与特吕弗的友谊持续到特吕弗重归平民生活，他们常一同散步倾谈。
特吕弗被安排将于1951年7月14日启程去西贡，行前有些假期，特吕弗重拾热闹的巴黎生活，十分后悔自己的参军选择，私逃了事，如电影《雾码头》中Jean Gabin扮演的逃兵。他不大敢半夜在街上游荡，担心警察查证件，四处躲藏。巴赞四处寻找特吕弗，将他收留在巴黎郊区的家。但非长久之计，巴赞认为应将特吕弗的状况合法化，去自首争取从宽处理。他们的努力失败，特吕弗因“非法缺席”当即被投进军事监狱。
8月3日，特吕弗又被查出感染梅毒，住院一个月，身心俱疲。热奈曾多方帮助他，寄书，写信，求朋友……特吕弗被军方告知去德国服役的日期，他请假一天，又立即逃跑。在巴黎游荡，找殷实点的朋友，但巴赞和热奈都出去度假了。特吕弗身无分文，又被逮捕，关进同一间囚室。
特吕弗被送到德国科布伦次，荒凉的惩戒所在。他无书可看，无聊之极，唯一娱乐是每日和守卫喝得烂醉。9月30日，守卫醒来发现特吕弗脸上、脖子和胸脯多处刀片割伤。第二次自杀企图让他再次住进医院，这次是精神病专科，与疯子一起待了一个半月。特吕弗痊愈后回到科布伦次，在军中福利社工作，与一位德国女同事发展了充满激情的关系。
巴赞四处设法营救特吕弗，被责为“反军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特吕弗成了“有社会关系的家伙”。最终，特吕弗被准予“二级临时退伍”，兵役取消。他收到众多祝贺信，包括考克多的。军队长官将特吕弗叫去训斥，怒骂他的救星们“反军队的，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这些家伙，我会当面唾弃他们。”无论如何，1952年2月20日，特吕弗彻底自由，坐上回巴黎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