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如果太主观，就会出现盲点。”
潘萌（以下简称潘）：那我们从电影本身开始聊起吧，首先剧本写了多久？
陈哲艺（以下简称陈）：整整两年的时间。
潘：最终稿和最初的版本差异有多大？
陈：肯定是非常大。我最原先的初稿，它里面的灵感其实来自我小时候的回忆，个人的成长经历，所以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比较像在记录自己的童年。因为确实生活本身是没有什么架构的，很平淡，所以其实第一版写的太近了，太贴近自己。后来慢慢找到比较客观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距离，形状就慢慢出来。比如我有两个弟弟，我们是三兄弟，但其实最后片子就变成独子。第一版剧本是有三个小孩。
潘：在写这种非常带有个人经历的题材，可能在外人看来好像很容易，但其实更麻烦。
陈：你说的没错，会很难啊。会有很多盲点。很多时候你会沉溺于一些脑海里的烙印，有时候又放不开，因为太主观了。电影如果太主观，就会出现很多盲点。是需要加工和处理。
潘：如果太是自己的故事，也许最后只会感动自己，别人可能看了也体会不到相同的点。
陈：对啊，你觉得你是抓到了一个点，但其实它还是很模糊很不清楚的。你还没有看到它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潘：那你刚才说最后找到了一个可以拉开距离的，比较抽离的客观的创作方法，到底是什么？
陈：其实……就是必须不停的写啊。写了第一版之后一定要写第二、三、四、五版，必须很努力的去批判自己的作品。
潘：剧本让我觉得花了很多功夫于无声处，成熟、细腻、流畅。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是什么星座？
陈：白羊。
潘：哪有这么细腻的白羊？
陈：我非常典型的白羊啊。就很固执，做什么东西我都不会放过自己。
“在生活中找到一种隐喻和诗意。”
潘：我对电影中鸡的意象很感兴趣，从一开始的电子鸡，到宠物鸡，过生日吃炸鸡，祭祖用的鸡等等，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
陈：我喜欢在生活里找到一种隐喻，找到一种诗意。电影不只是在重现生活，其实是要很有选择性的，很小心的去找到你想要的呈现。我很多时候创作的方法从观察自己的记忆出发，小时候玩电子鸡，一度也有养小鸡，小鸡长大之后我家的菲佣就真的把它们宰了，我们也就真的把它们吃了。
潘：同感啊，我们的童年就是这么的残酷。
陈：而且不管是生日啊什么的，小朋友最喜欢吃肯德基嘛。这些不相干的东西，当把它们串起来，其实就找到了里面的隐喻和诗意。电影对我来说为什么这么好玩，就是里面的这个东西。你可以抓出生活很平淡的东西，里面的意思又会不同。
潘：那如果剧本定稿和最后成片相比，有没有哪里是有点儿遗憾的，比如说多一些时间，或者成本预算再大一点，能够更好的呈现？
陈：这个片子我看了很多次，带着它去不同的影展。上次看大概是在三藩市亚美电影节的时候，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蛮满意的，也许一年两年后会看到跟多的瑕疵。我想呈现的作品来讲，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所有作品中完成度最满意的一个，看的时候很舒服。
潘：这种第一部长片所特有的真实度和新鲜度，对每个导演来说都是可贵的。
陈：应该说这部电影的企图心其实很单纯。我一开始就想要很诚恳的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完全没有说要争多少票房，拿多少奖。完全就没有这种抱负。就是很单纯的要拍好一部电影。到目前为止《爸妈不在家》拿了差不多30个奖项，在非亚洲地区也得到了很好的成绩。我也是现在才意识到，也就是因为一开始的目标是那么的单纯，所以现在片子才会有这样的能量和力量。
潘：《爸妈不在家》的海外发行情况怎么样？你觉得欧美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接受度如何，和你预期的反响有没有差异？
陈：4月20号我们会去北京，在北京电影节办大陆地区的首映。接下来5月在英国，接下来还有韩国和日本。国外观众的反应很好。我们在法国的票房好到让我意外。今年1月在瑞典放映，每天上座率也非常高。现在已经销售到世界各地三十多个地区，以一个亚洲很小众的华语电影来说，很难得。
潘：的确是非常好的成绩，恭喜你。
陈：谢谢，我觉得这部电影带来的收获很多。
“Shape、Tension、Energy”
潘：我在之前的访问中看到你有提到过三个词，你认为电影最关键的是shape 、tension和energy，这个理论很有意思，可以具体用《爸妈不在家》做例子，解释一下吗？
陈：以整个电影来说，很多人跟我说为什么这个片子剪的那么精准和紧实，点到为止就走了，这个就是因为我一直在保持着这三个东西。我不会让能量散掉。如果一看到已经够了，再多就要泄掉了，我就马上剪。如果要具体讲例子，可能要看着片子一边说。
潘：整个电影拍摄周期有多长？
陈：本身只有25天。但从构思到完成花了三年。
潘：实拍中有没有觉得很困难，印象很深的一场？
陈：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场是酒楼里奶奶过生日。那场蛮辛苦的，足足拍了2天。因为演员太多，我又想营造一种很生活，很自然，没有加工过的味道。所以不管在选角上还是拍摄上，都花了很多时间。所以最后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华人大家庭。
潘：那场戏非常家常，非常亲切。
陈：我记得在剪片的时候，爸爸发酒疯的那一段，我突然在画面上看到我自己的爸爸。我突然感觉这些人都是我认识的，都是从我生活里跑出来的。我相信只要是华人，看了那场戏都会有共鸣。
潘：应该有很多人跟你说看完《爸妈不在家》会联想到杨德昌导演的《一一》吧？在创作和拍摄《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有受到哪些作品的启发吗？
陈：很多时候那些影响不是导演自己可以弄清楚的。我当然也有喜欢的导演，也看了很多电影，一个导演通常都是从前辈和很多电影中吸取不同的养分。杨德昌当然是我一直以来很欣赏的导演，如果有人说在我的片子里看到了一种杨德昌的味道，我也觉得是件好事啊。
潘：除了杨德昌，还有哪些是你喜欢的导演？
陈：我欣赏的导演包括侯孝贤，杨德昌，李沧东，李安……应该说可能大家会拿我的片子做比较，可能因为我们在看社会、选题材还有在我们的电影里面都看到了对人文的观察和兴趣。
潘：你最近看过的一部片子，会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
陈：我满喜欢去年在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里的， 法国片子， stranger by the lake（《湖畔的陌生人》）。他其实是个同志电影，但是我这十年来最好看的同志电影。它很像希区柯克拍出来的同志电影，抓张力抓的很好，而且很多时候，他懂得去超越和颠覆观众的期待。这部片子不可能拿金棕榈，我也很喜欢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阿黛尔的生活》），但看了很震撼很感动。但stranger by the lake很特别的，作者的味道和性格，非常鲜明。
潘：接下来下一步电影计划是怎么样的？
陈：我现在有几个不同的idea在同步进行中，应该会在外国拍。也有可能会是英语电影。因为我现在居住在伦敦，所以开发的案子都是在英国，偶尔也会往LA跑，开会什么的，也有可能在美国。具体哪一部会先进行，很难说。
潘：现在中国电影市场这么繁荣，有没有可能来大陆拍片呢？
陈：是有那样的可能性，但要先找到好的剧本。目前我没有很想自己来创作，因为太痛苦了，也太久了。如果找到适合的编剧一起，当然会考虑在大陆拍片。
潘：所以你不会想一直坚定的走作者导演的路线，也会选择和编剧合作？
陈：我以后当然还是会自己动笔写剧本，但是这几年会比较想要拍别人的剧本，和编剧一起合作。
“第一部电影最重要的是拍自己了解和自己明白的东西。”
潘：在义安理工学院电影系毕业之后，为什么又继续去英国读的电影？
陈：我在新加坡念了三年，之后又去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学了两年的导演，拍了很多短片，目前为止有十部短片。我那个时候非常坚持要去那个学校。因为我已经念过三年电影学校了，我想更专注在提升导演能力。英国这家学校也是少数专业很细分的电影学院。每个系只收8个人。
潘：毕业之后是很快就决定要回新加坡拍片，还是当然考虑过留在伦敦发展？
陈：首先身为一个外人，非白人，要在伦敦拍第一部长片是满困难的。第二，我觉得第一部电影最重要的是拍自己了解和自己明白的东西。可能很多年轻导演野心很大，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都想要拍很耸动的题材，或者大规模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不了解，你是很难把它清楚的拍出来，即使拍出来也可能是虚的，不完整的。所以唯独的方法就是往心里掏，找比较个人的故事。所以我就回到了新加坡。
潘：中国和新加坡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以前一讲到留学，都是学理工或者经济方面的比较多，但这几年开始，出国学电影的华人也越来越多了，作为学长，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后来者的？
陈：电影这个东西要想很长远的走下去，很重要的是热忱，必须真的很爱电影，真的很想为电影奉献。因为拍电影真的太辛苦又太困难。如果没有真的爱上电影，一个人可能不会走的太远。现在可能很多亚洲学生都只看到电影的光鲜亮丽，非常吸引人，很性感的一个事业，但是大家还没有想到里面有多辛苦，多孤独。唯一能让你撑下去的，就是真实的热爱。
潘：听说现在义安理工学院的电影系的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被新加坡媒体称为“陈哲艺效应”。
陈：所以我又是高兴，也有一些担心。其实不想大家一窝蜂，觉得好像很容易拿奖，成功成名，用错误的心态去选择这一门。但好的地方是，电影是很残酷的，如果你真的不适合，没有毅力，其实这个行业很快就会把你踢出来。
潘：讲到陈哲艺效应，我突然想到哲艺这个名字，有哲学有艺术，有什么特别的由来的吗？
陈：这个名字是我奶奶取的。我们华人都说一个名字可以寓意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我应该要谢谢奶奶，虽然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给我。
潘：很不像一个新加坡男孩常见的名字。
陈：没错，很少见。我在中学开始对戏剧和艺术很有兴趣，加入剧社什么的，有一度我爸妈满担心的，华人父母嘛，都会觉得走艺术这条路不太踏实，有一度我爸妈就真的想帮我改名字。真的要感激我奶奶，她几年前去世了，但她给我的名字让我走了这么久。有可能真的是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