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杀戮演绎》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及主创人员自述

导演的说明——约书亚·奥本海默

开始

2004年2月，我为一名屠杀队的前队长拍摄了一部影片。片中他展示了自己和队员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北苏门答腊（North Sumatra）一条河边的空地上屠杀一万零五百名所谓的“共产主义者”的全过程。拍摄结束时，他让录音师在河边给我们拍了几张合照。一张照片中，他竖起大拇指，笑得很灿烂；另一张照片中，他摆出了“V”的手势。

2个月后，新闻里出现了类似的照片，不过这次是美军士兵在折磨和侮辱伊拉克囚犯的时候笑着竖起大拇指。（后来Errol Morris揭露这些照片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这些照片最令人不安的部分不是它们记录的暴力行径，而是在观者看来，照片中的人在相片定格时希望呈现出怎样的自己，又想以怎样的方式回忆起当时的自己。此外，那些表演、动作和造型好像也成为了羞辱的一部分。

这些照片不是揭露虐待下的身体状态，而更多的是证明人类在迫害他人时存在着幻想。一年后，当我看到安华·冈戈（Anwar Congo）和五戒青年团民兵运动的其他领导者时，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些照片。

远离还是靠近正义？

和其他大规模迫害行动相比，乍看之下我在印尼拍摄到的情形有着明显的不同。不像在卢旺达、德国或者南非，这里依旧没有真相，没有和解，没有审判，没有对死者的悼念。相反的，那场暴行之后，施暴者及其门徒控制了这个国家，并坚持认为自己是这个温顺的（惊恐的）社会的英雄。但是这种情形真的那么罕见吗？在我们的祖国（美国），那些支持拷问、灭口、无限期拘留的人物站在权力的顶点，不遗余力地将自己塑造成西方文明的救星，而民众对此深信不疑（尽管所有证据都指向反面）。这证明了我们集体想象力的失败，同时揭露了谎言在塑造人类观点时起到的重要作用。

而安华(Anwar)和他的朋友们非常崇尚美国的电影、音乐和服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注意到两国之间的相似之处。我所拍摄的电影也因此变成噩梦般的寓言。

和幸存者一起拍摄

在我2005年着手拍摄《杀戮演绎》之前，我已经花了三年时间拍摄1965-66年大屠杀的幸存者。麦丹（Medan）郊外的种植园带是幸存者的村庄。我在那里住了一年，认识了几户人家。期间，我和Christine Cynn与一个新成立的种植园公会合作拍摄了《全球化影像》（由印尼苏门答腊农民联合会和国际食品和农业劳动者组织以及Vision Machine Film Project三方合作）。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了另一部电影的制作。电影讲述一户幸存者家庭与杀害他们儿子的凶手进行抗争的故事（抗争充满了尊严和耐心）。我们在施虐者和杀人凶手的阴影下艰难地记录幸存者的经历。他们的经历从未得到公开。而像安华这样的刽子手，还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吹自擂。

讽刺的是，我们在拍摄幸存者时反而会遇到巨大的危险和重重阻碍。比如，我们正在拍摄前政治犯排练一首关于当年集中营生活的爪哇歌谣（讲述他们被迫在英属种植园劳作，每晚都有人被敢死队带走杀害），警察突然出面干涉，试图逮捕我们；London-Sumatra种植园的管理人员以邀请我们到总部开会的名义打断电影拍摄；村长带着一支武装的护卫队出现，说我们没有拍摄许可；一个号称“康复1965-66大屠杀受难者”的非政府组织冒出来宣称“这是我们的地盘，这里的村民出钱让我们保护他们。”（我们拜访过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办公室，发现他们的领导人正是当地头号侩子手（也是安华·冈戈的一个朋友）。组织成员似乎是军队情报机关的官员。）

拍摄过程中，不仅我们自身感到不安，幸存者的安危也值得担忧。另外，幸存者并不知道屠杀是怎样进行的。

夸夸其谈的杀手

杀人者们却非常乐意为我们效力。而且在拍摄这些人洋洋得意地叙述那些反人类罪行的过程中，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一路畅通无阻。当地警察会护送我们去大屠杀的发生地。他们有的向杀人者行礼，有的跟他们说笑，这就取决于双方的关系和杀人者的头衔了。军官们会命令士兵赶走好奇的看客，以免干扰录音。

这种怪异的情形是我拍摄《杀戮演绎》的第二个出发点。这里的政权是建立在杀人行径和杀人者对此的夸夸其谈之上的，幸存者因为恐惧只能保持沉默。我想问的是，生活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似乎又是一次人类的集体想象力的彻底失败。

把握机遇

我从中看到了某种可能性：如果让这些北苏门答腊的侩子手们用自己的方式自由改编那段种族灭绝的往事，他们多半会进一步“美化”，把它拍成一部“温馨的家庭电影”（安华的原话）。电影万花筒般的表现形式用以反映他们对“光荣往事”复杂而矛盾的情绪。我希望这个过程足以揭露事实真相，同时让印尼国人意识到他们姑息犯罪和缺乏决心到了怎样的程度。

另外，正是安华和他的朋友们协助建立起这个政权，恐吓受害者，让他们视自己为英雄。而我意识到制作这样一部电影能够帮助解答有关这个政权本质的一些问题——虽然这和他们的所作所为相比似乎不值一提，但其实两者密不可分。比如，实际上，安华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民众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他们想要被如何看待？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如何看待受害者？他们在建立印尼的文化、生活的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幻想？他们自认为的别人看待他们的方式如何揭露这些幻想？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电影制作过程中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这个方法更像是种经过改善的审问技巧，用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以及如何去看、如何去幻想。（最终成品记录的正是人类的幻想。）人类在互相残杀、以长期的有体系的暴力为基础建立社会的过程中经历着一系列的幻想。上述问题对理解这些幻想至关重要。

安华的反应

如果这个项目的最初目的是回答上述问题，如果安华的意图是为历史歌功颂德，那么他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最终影片感到失望。但是，拍摄中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是我们边拍边把刚拍的内容放给安华他们看。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放映那些最痛苦的镜头。他们清楚电影的内容，也的确在影片中对制作方式展开争论并公开讨论电影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场面助长了安华的兴趣，我也慢慢意识到，他在整个过程中其实脱离了电影本身的制作，而是走在一条私人的心路旅程上，尝试着去接受他过去所作所为的真正意义。从这一点来说，安华是这部电影里最勇敢最诚实的角色。虽然他不一定喜欢最后的电影，但是我已尽我所能，以诚实、怜悯之心呈现他的形象，以此表达我对他的勇气和坦诚的敬意；与此同时忠实地展现他所犯下的滔天恶行。

拍摄《杀戮演绎》并非易事。杀害近百万人的过程中必定充斥着复杂与矛盾。简而言之，这事留下一个巨大的烂摊子。而当杀人者手握重权，无人主持正义，迄今为止所有的说法都是为了恐吓幸存者时，情况只会更糟。想要介入其中，理解并加以记录，不可避免的也会陷入一团糟。

抗争在继续

为什么极端暴力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在现实中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时有发生？电影采用的拍摄方法试图解释这个问题。我一直想要理解是怎样的道德真空允许种族灭绝的罪人在公共电视里接受欢呼和掌声。有些观众可能希望这部片子最后能有一个正统的结局，比如正义得到伸张，权力重新分配，人权法庭介入，受害者获得经济赔偿和正式道歉。但仅凭一部电影很难做到这些，不过这当然是我们拍摄本片的动力。为此，我们要揭露这个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揭露在愈加一体化的世界里，人类要为自己的盲目、自私、失控的欲望和对权力的渴求付出多大的代价。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不仅是印尼人的故事，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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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导演的说明——Christine Cynn

人类喜欢虚构。喜欢的过了头以至于愿意相信那些明显错误甚至极其有害的观念，以至于要为那些根本不喜欢自己的人虚构他们的世界。

同时，很多人发现自己所做与所想（你自以为是那么想的）并不一致。换言之，大多数时候，真实的自我与想象中的自我并不是同一个人。银行家与电影导演如此，敢死队队长也是如此。《杀戮演绎》展示了人类残忍和不公的可怕事例，但我的目的不止于此。人类为了追逐权力，以恐吓、屠杀和篡改历史为武器，令社会陷入妄想的恶性循环。我希望电影可以让人们思考，在上述过程中，人类的想象力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我不认为自己是乐观主义者，但是我相信不是所有虚构都是出于妄想。人类因为拥有想象力，所以才能感同身受，做出同情他人的举动。想象力也是好奇心产生的基础。人类的好奇心引导我们探索世界，也相应的改变着这个世界。想象力甚至有可能破除自欺欺人的怪圈，避免其毁灭性的后果，前提是我们要以谦卑的姿态对自己的想象力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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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导演的说明——匿名

一个伟大历史时刻的一份子。

苏哈托将军在掌权三十年后终于下台。之后，国家出现了一些变化。宪法修改过四次；新闻报道更加自由；总统和政府官员由人民选举；政党的数量不再受限，但法律依旧不允许政党与马克思主义者有任何关联。

然而，和草根团体合作，结果总是陷入僵局，例如争取公平的资源分配一事。猖獗的腐败依旧随处可见。人权活动家Munia乘坐飞机时被印尼情报处官员所杀。他当时正飞往荷兰，攻读硕士学位。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无人追查。暴力仍是最常用的政治手段。收买选票的行为将“民主”沦为官方的舞台摆设…换言之，自从苏哈托上台以来，印尼没有丝毫的改变，哪怕是他下台后十四年的今天。自98年的政治改革以来，印尼的政治表象似乎有所变化。但表象之下，老旧的机制仍以原有的方式在运作。

2004年，我遇到约书亚，并协助他对1965-66年北苏门答腊的种族灭绝事件做了一些影像研究。最初，我只打算帮一个月的忙，没想到之后的合作长达八年之久。电影拍摄过程也是我个人探究当下社会、政治僵局为何存在的漫漫旅程。

在这个由杀人狂魔们支持、建立的社会里，某台旧体制中的机器仍在有效的运作。拍摄这些杀人狂魔的幻想和回忆，令我异常清晰的弄懂了那台机器的运作方式。那是台永不停歇的放映机，在印尼人的脑海里循环播放着一部虚构的电影。放映员就是像安华和他的朋友们这样的人。电影内容虽然隐晦，但无可避免是政治宣传的一种。印尼民众的生活和价值观被这种政治宣传制造出的幻想所浸淫，变得对社会中的暴力和不公无动于衷。

独裁统治的真正恶果在于人民根本无法想象其他的统治方式。我和约书亚拍摄《杀戮演绎》，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印尼人民以及全世界处境相同的人们意识到，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我们看到的事物、引发的想象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否则，我们如何能设想出一个不同于现实社会的全新世界？

我必须匿名，因为在印尼此刻的政治环境下，公开身份太过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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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的说明——Signe Byrge Sorensen

从小，我就对纳粹屠杀犹太这样的种族灭绝行为心存疑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如此残忍的对待他人？为什么邻居们互相残杀？为什么其他人视而不见？经过仔细的研究，我发现谎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甄别出一群人，说他们是可怕的、邪恶的、强大的，那么要杀他们就容易得多。总之，行凶者可以宣称他们只是“自卫”，而受害者才是“坏人”。

同时，如果行凶者适时地拥有等级制度、资源和党羽，屠杀便易如反掌，有时速度快得惊人。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对行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屠杀的进程有没有可能中断，从而避免最坏的结果？至少中断期间，所有人都能够停下来思考。最理想的情形是可以及早结束这场灾难。

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正是那个提出质疑的人。电影中他质疑的对象是我们最恐惧的人：行凶者。他关注的对象不仅限于下级的行凶者，他也不满足于轻描淡写的心理学解释，而是一路坚持，直到披露所有参与其中的权力阶级，层层揭露谎言、屠杀、政治和经济的紧密联系。我初次听约什华聊起他的拍摄计划时，便意识到这位导演并不是单纯地想要拍摄一部电影（其实已经很难了），而是对滋生出种族灭绝行径的人类、社会和政治环境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能够参与其中我感到非常自豪。

翻译：xcchlp、出走的象、死去的诗人 / 校对：彭彭、sunrise @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