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1965-66年大屠杀受害者—–《全球化影像》
2001-2002年，我和Christine Cynn第一次到印尼制作“全球化影像”（2003），这是一个共享的纪录片项目，是和苏门答腊（Sumatra）的“独立农民联合会”一起制作的。我们和印尼的电影人一起用他们被禁的一段历史作为研究案例探寻当代全球化从殖民时代的萌芽到现在的发展历程。
《全球化影像》揭示军国主义对全球经济的毁灭性作用，探索贸易、第三世界债务和国际性机构比如IMF，WTO之间的关系。这些影像由世界上最贫穷的农民制作，却富有诗意而又深刻地解析了这些全球性的金融机构是如何促成全球一体化的实施的。
《全球化影像》里的很多场景成了我们后来拍摄这部纪录片手法的源泉。比如，农民们搞了一个杀虫剂的商业广告，讽刺杀虫剂正在毒害他们自己；还有农民电影工作者装扮成“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以十分粗鲁并且荒谬的方式提供小额信贷用以“发展”当地经济，尽管如此确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
在拍摄和编辑《全球化影像》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印尼经济即将融入全球经济的时刻，关于1965-66印尼大屠杀的这段黑色秘密依然萦绕于此。当时军队进行大屠杀的目的就是破坏一直持续到1965年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同时通过许诺便宜而听话的劳工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去吸引外国投资者——最终军队做到了。（《全球化影像》证明了这些农民电影工作者的非凡勇气，他们勇于挑战笼罩了几十年的政治恐怖，并且致力于建立新的农民组织。）
在几乎每天的拍摄过程中，无论是在讨论还是准备会议中，那场大屠杀总是被小声提到。实际上，有些农民就是这些行凶者手上逃脱的。他们会偷偷指着邻居的房子说，是他们杀了自己的父母亲，祖父母，侄子或者叔叔。这些罪犯依然住在这个村子里，和他的后代以及他的跟随者组成了当地的农村权力结构。作为外来者，我们可以采访这些罪犯——这些事当地农民无法做，但并非慑于暴力。
在第一次进行采访时候，这些罪犯就热衷于表现最骇人的杀人细节，流露出一种自鸣得意的骄傲。《杀戮演绎》就是出于我们对他们这种“杀人自豪感”本质的好奇心，包括那些骇人的陈词滥调，带有威胁性的重演行为。
《全球化影像》是由这些农民自己制作的电影，我们作为助手和合作导演对其提供了帮助。《杀戮演绎》也是通过和拍摄对象紧密合作，同时和受害者家庭团结一致一起合作而得以拍摄完成的。然而，和《全球化影像》不同的是，《杀戮演绎》是带有创作意图的作品，有着我们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视角和关注点。
开始制作《杀戮演绎》
当我第一次碰到《杀戮演绎》（2005年）的角色的时候，我已经在印尼拍了3年电影，已经大致可以用印尼语言和他们交流。从拍摄《全球化影像》开始，我和Christine Cynn，以及制片人同事和长期合作者Andrea Zimmerman一直在麦丹（Medan）这个城市的农场拍摄行凶者和大屠杀幸存者。2003-04年，我们拍了很多对Sharman Sinaga的访谈和他简单演绎的杀人场面，他是当时屠杀队队长并在拍摄《全球化影像》时出现在电影里。我们也拍摄了他向我们介绍这块地方的其他大屠杀参与者的镜头。随后我们又秘密采访了那些人指认的大屠杀幸存者。
通过采访一个又一个大屠杀罪犯，秘密采访一个又一个社区的幸存者，我们勾勒出这个地区不同的屠杀队之间的关系，也开始了解大屠杀的过程。2004年，我们开始拍摄Amir Hasan，他在《全球化影像》拍摄地的那个农场指挥了当时那里的大屠杀。
2004年末，Amir Hasan介绍我认识了麦丹地区大屠杀指挥链中级别较高的人物。2004年，我们开始独立接触这一地区杀人小队成员的“老将”组织和反左派活跃分子，这两批人让我可以还原这里一整串的指挥者，并且帮助我们找出在北苏门答腊（North Sumatran）活着的屠杀队的领导者们。在2004年早期的和这些凶手“老将”访谈中，我们得知在这一地区最臭名昭著的两个屠杀队分别是安华冈戈（Anhua Congo）和Adi Zulkadry的“青蛙小队”。
在和麦丹地区的这些凶手碰面时候，我同样感受到了令人不安的洋洋得意，和之前在农场里碰到的那些人一样。不同的是这些人是印尼第三大城市强有力的领导者而非小农村的村长（大麦丹Greater Medan地区 共有4百万人口）。
我们拍摄《杀戮演绎》的着眼点就在于这个问题：这个社会如何能够忍受他们的领导人吹嘘着他们曾经的反人类罪行，用一种同时包含了兴奋和恐吓的愉快叙述着他们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