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女导演，那非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莫属。她在1934年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有力地推动、确立了希特勒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宣传纪录片。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在看完这部近2个小时的纪录片后对盟军彻底丧失信心，和友人当晚上街买醉。西班牙电影大师布努艾尔流亡美国，在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馆工作之时，曾负责重新剪辑《意志的胜利》，试图为华盛顿国会重组出一个简短版本，作为反政治宣传教材；但无论布努艾尔怎么剪辑，《意志的胜利》中军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观礼台，十几岁的德国少年鼓声震天，希特勒本人在台上激情四射，疯狂的民众齐呼口号的片段都令观者不寒而栗。最终的剪辑版宣布失败，而《意志的胜利》影片至今在德国仍是禁片，只有获得政府许可的人士才可以研究的名义借阅观看。
里芬斯塔尔因《意志的胜利》叱诧风云，但她的艺术才华并不仅限于政治宣传片。她是电影史上与库布里克齐名的完美主义狂，为剪出一个5分钟的柏林奥运会跳水片段，她能在剪辑室内不眠不休一天工作二十几个钟头；为了仰拍跳远运动员的腾空瞬间，她执意要在沙坑边挖出半人高的坑，又发明了摄像机在跑道旁随短跑运动员移动的拍摄方法；而一旦自己的拍摄受到奥委会的质疑，这个希特勒曾评价为代表了德国女性坚强体魄和意志力的女强人竟会跟个小女孩一样委屈的大哭——她的眼泪只为了电影与美，只为她毕生追求的完美的艺术表现而流。
的确，作为视觉艺术家的里芬斯塔尔的视角选择和对电影剪辑语言的把握都震撼人心，完全无可挑剔。柏林奥运会纪录片《奥林匹亚》的跳水片段能看到人泪光盈盈，那种腾飞的力量、体态、动感和美感，那种从地面飞向天空的反传统视角及由此而来拥抱自由的激情都让人深深感叹她对人体、对美本身的无限爱恋与投入。在德国导演瑞·慕勒拍摄的纪录片《莱妮·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The Wonderful, Horrible Life of Leni Riefenstahl）中，年近九十的里芬斯塔尔讲述了她为了达到最佳的剪辑效果，如何将不同跳水运动员们的跳水片段打散拆分重新组合，又如何在正序播放的组合中插入逆转的倒序片段，造成人非跃下，而是展翅飞向天空的错觉。在她百岁之际（2002年8月），她从七十年代起直到2000年之间在新几内亚、马尔代夫、肯尼亚、印尼、红海、古巴等地区的潜水摄影被编辑成一部45分钟的纪录短片，于柏林公映。开篇这位近百岁的老太太画了精致的妆，面对镜头讲述她的拍摄手法和意图，脸上再多的皱纹也阻挡不住她眼睛里饱溢激荡的生命力，就跟镜头下那些流光溢彩的缤纷热带鱼一样，美得令人眩目。
舞蹈演员出身的里芬斯塔尔在成为导演之前演出了七部电影，它们大多是阿诺德·范克博士导演的阿尔皮斯山脉电影，里芬斯塔尔的角色们赤着脚，抛弃绳索，不畏风雪，向高山之巅不屈的攀登。里芬斯塔尔凭借这些角色在屏幕上塑造了充满勇气和牺牲精神的完美德国女性形象，被誉为“德国的嘉宝”，并得到了当时还仅是德国纳粹党内领导人之一的希特勒的赞誉。在《莱妮·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中，里芬斯塔尔强调希特勒之所以钦定她来拍摄记录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纽伦堡的集会，正因为她没有政治观点，是个纯粹的艺术家。她很反对称《意志的胜利》为“政治宣传片”，因为电影没有画外音，并没有通过解说来引导观众的思路。关于此点，我不得不说里芬斯塔尔在强词夺理。作为电影史上最有才华的女导演，一个拥有完美的视角选择，并且深谙剪辑——电影最重要的视觉语言的艺术家，她最精通的便是通过镜头无声的讲话。我相信任何一位看过《意志的胜利》的观众都会对万众瞩目希特勒，各级别军官将领激昂的宣扬全德国应团结在希特勒周围走向新世界的演说印象深刻。不管是高空俯瞰的全景，还是环绕希特勒讲话移动的仰角推拉镜头，在让全德国都感受到纽伦堡集会的激情，艺术性的确立希特勒的核心领导地位方面，里芬斯塔尔功不可没。
对此，里芬斯塔尔多次强调，自己不过是在尽责完成她作为影片导演应尽的义务，完全与政治无关， “事实上，我完全不懂政治，”里芬斯塔尔说。
苏珊·桑塔格在1975年的2月的《纽约书评》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迷人的法西斯主义》来论证里芬斯塔尔作品中所固有的法西斯主义美学。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也追求美，追求与其思想体系最为吻合的美学表现是意料之中的事，桑塔格在分析里芬斯塔尔执着于表现美的健康一面，避免任何不和谐的平庸表现时举出了她《最后的努巴人》摄影画册中选择性的赞扬技巧与勇气、完美的躯体、狂热和效忠的例子。但这种法西斯主义的美学追求，从艺术的层面上讲，在我看来并无对错之分。里芬斯塔尔所追求并选择展示的美的一个方面，只要不是压制性的单元集权思想压迫，为什么不可以存在呢？
因此，在追求美这件事上，我不认为里芬斯塔尔有错。她的问题主要在于美的执行。
谈到这儿，就不得不暂时讨论一下里芬斯塔尔在1987年发表的自传《莱妮·里芬斯塔尔》。里芬斯塔尔在书中继续强调了她的非政治性，否认了她是希特勒情妇的传言，并宣称她与纳粹政治宣传部长戈培尔关系紧张。她否认自己了解纳粹的暴行，说自己只是追求事业的完美主义者，并未意识到身处的政治环境，对大屠杀更是一无所知。这些回忆中的相当部分当然与史实不符，在《莱妮·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中，导演瑞·慕勒也较微妙的质疑了里芬斯塔尔的很多观点，比如提出了戈培尔私人日记中记录他们关系良好经常来往的日志来对抗里芬斯塔尔的否认，展示了里芬斯塔尔为拍摄电影《低地》（Tiefland）而从集中营调用吉普赛囚犯辅助拍摄的亲笔签字文件等。这些质疑让近90的老太太勃然大怒，在镜头前大发脾气。实际上，强势的里芬斯塔尔常常像教训小学生一样训诫慕勒该怎么拍摄，选什么机位，挑哪个视角，镜头前不问政治只谈美学的里芬斯塔尔和镜头后观点尖锐政见浮现的里芬斯塔尔形成了鲜明对比（感谢瑞·慕勒，将原计划一小时长度的纪录片扩展成了3小时，剪入了许多正式采访镜头后的内容，全方位立体的展示了一个完整的莱妮·里芬斯塔尔）。
里芬斯塔尔这些与史料相矛盾的记忆，是否为了脱离法西斯标签而故意欺骗呢？我更倾向于相信这是一个老人的真实记忆。无论如何，里芬斯塔尔因拍摄了《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已受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1945-1948年她被收监，经历了四次漫长的战后审判，终被去纳粹化委员会判为“纳粹同情者”，无罪释放；但她作为纳粹德国最著名纪录片导演的身份基本将今后她的一切艺术之路从此堵死了。从1953年到1963年，里芬斯塔尔构想了十三个剧情片和纪录片的拍摄计划，但无一筹得投资，最后都归于失败。哪怕到了90年代，在电影自传的筹拍阶段，18位导演都因害怕与法西斯纳粹标签相关，拒绝了里芬斯塔尔的邀约，直到瑞·慕勒英勇迎接挑战，《莱妮·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才终得面世。经历半个世纪打击的里芬斯塔尔，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潜意识，都会拒绝相信自己是纳粹帮凶，甚至“纳粹同情者”。里芬斯塔尔曾愤怒的呼吁 “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在2003年她去世前不久，将里芬斯塔尔视为知音的演员朱迪·福斯特透露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关于她的传记电影，当被问到会选择什么电影标题的时候，里芬斯塔尔的回答是：“被爱，被迫害，永不被忘记。”
那么，再回到里芬斯塔尔对美的执行上来，抛开她是否有意欺骗的问题，接受她自己非政治化的解释，是否历史辜负了她耽美的善意，造成了不公正的悲剧？
在《莱妮·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中，里芬斯塔尔曾激动的面对镜头反问，作为《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导演的她，难道不该尽心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吗？难道在90%的德国人都为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沉醉之时，只有她，一个“完全没有政治概念”的艺术家，该独醒反抗吗？
这样的问题让我不止一次在观看的过程中想到电影《朗读者》，想到作为纳粹集中营守卫的女主人公汉娜为了尽忠职守而置三百犹太囚犯的性命于不顾，任其在烈火中焚毁，想到汉娜在战后的审判庭上反问法官，“你是说，我不该接受守卫的工作？”“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办？”
在2009年12月刊的《纽约书评》中，有一篇Ian Buruma的评论：《被占领的巴黎：甜蜜的与残酷的》。文章对比了德占巴黎中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21岁的犹太学生海伦娜和23岁的艺术家菲利普，在1942年6月8日同一天的日记，并指出如果不相互对照，两本日记的读者将对沦陷中的巴黎生活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菲利普眼中的巴黎几乎完全正常，当然食品短缺，但并非无以为炊，聚会是欢乐的，艺术文化活动依然热烈进行。海伦娜的经历则大为不同。作为犹太人的她被迫在衣服上别上一颗黄色的星星标志她的“低等人种”，她的日记充满了困惑与疑问，比如1943年12月31日这篇：
“当我写下‘犹太’这个词时，我言不由衷，因为对我来说这种区别并不存在：我不觉得与他人有何不同，我永不会将自己看为是一个不同的人类团体的一员，也许这便是我为什么如此痛苦的原因，因为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一切。”
视角选择的差异，造成了被占领巴黎历史中的一块灰色区域。一部分人无法接受德国人刻意维系的繁荣巴黎的假象，不能忍受各种各样的破坏，选择离开巴黎加入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还有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比如Ian Buruma提到的法国摄影师安德烈·祖卡（André Zucca）。祖卡不是纳粹，但也并不特别憎恨德国人。他只不过想继续他战前的生活，想继续摄影，在最高级别的杂志上发表作品；而在被占领的巴黎，最高级的杂志恰恰都是德国政治宣传杂志，它们选择发表的照片都是阳光灿烂的塞纳河畔，路旁悠闲的咖啡馆和游人，没有食品短缺，更没有死刑跟集中营。另一部分人也选择留下，比如艺术家让·谷克多，也认为自己非政治化，甚至为了躲避法国本土法西斯势力对他同性恋身份的憎恨，还刻意与德国文艺沙龙和德国军官保持友好关系，并以“从不拒绝一个好聚会”著称；但与此同时，谷克多却竭尽全力帮助自己的朋友，犹太艺术家马克斯·雅各从巴黎的Drancy中转营中释放，尽管努力最终失败。另外一部分留下来的人，包括海伦娜，则坚决拒绝逃离，一方面佩戴羞辱的黄星，一方面组织对犹太儿童的地下营救工作，并无比渴望战前的正常生活，哪怕只是短暂的瞬间。在Ian Buruma对海伦娜日记的引用中，最令人揪心的是下面这段：
“每一天的每个钟头，都是另一个痛苦的领悟：其他人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他们其中一部分人加诸于他人的痛苦和引发的罪恶。而且我还在痛苦的努力讲述这个故事。因为这是一种责任，一种也许是我能完成的唯一的责任。”
Ian Buruma无意为沦陷中巴黎的灰色地带简单粗暴的贴上“抵抗者”或“纳粹合作者”的标签，我也无意证明艺术家莱妮·里芬斯塔尔选择忽视纳粹德国的罪恶，选择在一场可怖的世界战争中一个“非政治”的艺术立场的错误或天真。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流亡美国和墨西哥的西班牙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艾尔对一位艺术家责任的定义：“在任何社会中，艺术家都有责任。他的有效性当然是有限的。一位作家或画家并不能改变世界。但他们能构成一个极其重要的不服从边缘。感谢他们，当权者永远 不能断言人人都赞同他们的行为。……一旦权势感觉它是完全正义且被赞同时，它会立刻摧毁我们仅余的自由，那就是法西斯主义。”
其实也并不仅是艺术家，《被占领的巴黎：甜蜜的与残酷的》中海伦娜和菲利普的例子多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些时候，仅仅意识到那些受侮辱与受损害的边缘人、底层人，意识到社会的不公和现实的残忍，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就是一种灵魂的升格，情感的升华。在《莱妮·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中，里芬斯塔尔常常用反问句来回答问题，比如她会举出很多也在二战中为法西斯政府工作过的艺术家们，质疑她本人为她的“非政治艺术追求”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但“别人的行为”这面挡箭金牌，在解释自身行为之时总逃不过“藉口”二字，归根结底，在历史和良心的审判席上，最终为我们负起责任的人，只有我们自己。
不过莱妮·里芬斯塔尔曾说过“女人是不被允许犯错误的”名言也确非无稽之谈。在那么多“纳粹同情者”和其他与法西斯政府有所交集的艺术家中，她是最不被原谅、因“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被“否定一生”的一位。和其他人相比，比如荣耀无数的萨尔瓦多·达利，世界对里芬斯塔尔的态度的确有欠公平，也难怪她自认是“被迫害”的人。对此，我也觉得她确实不够走运，也许是因为她超凡的美貌，或者因为她在1944年前因与希特勒的亲密友谊而呼风唤雨的高姿态——在拍摄《意志的胜利》期间，里芬斯塔尔拥有无限制的经费，一百多人的摄制组，包括16名摄影师，每人配备一名助手，三十六架以上的摄影机同时开工，无数的聚光灯随时听候调配——她成了接受全世界的责备、厌恶及憎恨，终生无法翻身的代表；但她遭受的这一切不公和死于德国西北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海伦娜相比，又让人难于再替她辩解些什么：
莱妮·里芬斯塔尔于2003年9月8日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101岁。
海伦娜于1945年4月10日在集中营内因伤寒无法起床，被守卫殴打致死，时年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