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由于小男孩的灵性和精彩表现，许多人把《蜂蜜》跟伊朗儿童电影混在了一起，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蜂蜜》既不靠近阿巴斯也不穿“小鞋子”。首先影片并不苛求写实，它是写景描物抒情怀，故事简单，对白精简，彻底执行了用画面说事的原则，留下予人想象的自由空间。其次影片纠结的是一些内心阴影，而不是一些可以说清道明的东西。小男孩在课堂上口吃，回到家里父亲缺席，都是常见的成长之痛。借助梦境与神秘主义，《蜂蜜》把不可言说的秘密埋藏了在森林里，就好比结尾处，小男孩在幽暗里睡去，与大树共同呼吸，跟周围万物形同一体。
在我看来，《蜂蜜》与阿彼察邦和河濑直美的森林情结和东方情调近似一路，一小半接近于杰兰（Ceylan）的《小镇》（The Small Town）——只是没有了那么多个人情感，生怕别人看不出那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小男孩的主观视角和个人世界也过于强大，他什么都不说，但什么都知道，有所预感和灵验。无论在家里、路途上或者教室里，父亲的离去、母亲的哀伤，电影都一再强调小男孩的观察与观看。有过肩拍，镜头与视线一致；有透过玻璃瓶的俯拍，小男孩渴望奖励和赞美。若算上几组梦和主动对话，《蜂蜜》有半数以上篇幅是在描述小男孩的心理体验。《蜂蜜》还放入了圣训、诗歌与古经，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隐喻互照，父子关系的解读方式有点接近于俄罗斯的《回归》（The Return）。
然而对《蜂蜜》的这套路数，影迷不见得陌生，异议者手中也有沉溺或苍白的大棒，毕竟个人式的情感表达向来无法取悦多数人。遭人质疑的长镜头，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像开场的长镜头把画外空间都用上了，后面马上接了一个巧妙的树上机位，充满悬念，相当吸引人。与此同时，《蜂蜜》的镜头也没有那么呆板，影片以摄影见长。拍摄穿越森林树木的阳光时，光线就好似在流动一般。片中有好几处取光和焦点的处理，都证明了导演不是偷懒的一类人。顶多，他只是有一点点偏执，要把一个人的东西拍尽，说完。
（原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