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年后
以下内容节选自1990年的一份录音访谈，该录音最早出现在标准公司《天堂的孩子》LD版中。访谈主持人为已故加州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通讯与媒体研究学教授布莱恩·斯通希尔（Brian Stonehill）。
问：在拍摄《天堂的孩子》时，您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我在二战期间拍摄的这部电影。我当时非常胆大，在一个基本物质匮乏的国家拍摄电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太疯狂了。无论如何，我开始拍摄《天堂的孩子》，制片人告诉我，考虑到之前一部电影《夜间来客》（Les visiteurs du soir）取得的巨大票房成功，他希望我现在拍一部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伟大电影。很少有制片人给导演提出这样的要求，于是我开始思考。雅克·普莱维尔（Jacques Prévert）和我住在尼斯附近，有天我们在盎格鲁大道散步寻找灵感，碰到了演员让·路易斯·巴劳特（Jean-Louis Barrault）。自从战争开始，我还没有见过他，于是我们打算坐下来喝一杯。自然，我们滔滔不绝地聊起有关电影的话题。他开始给我讲述发生在默剧演员让·嘉斯帕·杜布拉（Jean-Gaspard Deburau）身上的一件事。
杜布拉当时正处事业巅峰期，当然并不是说他闻名全世界，毕竟当时的新闻不像今天这样传播迅速，但他在巴黎乃至其他省份都闻名遐迩。他和情妇在街上挽手而行——他当时非常富有——突然一个酒鬼叫他的名字，用污秽语言辱骂他的情妇，骂她是妓女。杜布拉一看这人是醉鬼，一把将他推开。但出乎意料的是，酒鬼并未罢休，反而又冲上来喋喋不休。恼羞成怒的杜布拉用手杖击打他，结果不知怎的，竟把他打死了。后来杜布拉上庭受审，吸引大量公众旁观。
这个故事打动了我们，让我们好喜欢，因为全巴黎人都去旁听他的审讯，只为亲耳听一下这位默剧演员有着什么样的声音，我们认为这是个绝妙的想法。我们返回尼斯附近的乡间度假屋，开始思考，很快意识到如果让巴劳特扮演杜布拉这一角色并不是好主意，因为观众早已熟知了他的声音，就没了悬念。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选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观众又肯定会嘲笑他的声音。于是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其实是普莱维尔想放弃，而我并不想，因为我觉得故事所涉及的时代——犯罪大道，剧院——以及一部向这些致敬的电影，对我来说颇具吸引力。于是我去了很棒的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图片部，相信一定能有收获。我还去了附近圣日耳曼德培街我知道的一家小书店和后面的另一家书店，希望找到关于那个时期和剧院的书籍。我在卡纳瓦莱复印了两百多张图片，还在书店找到了关于剧院的几本书，其中一本书中提到当时剧院的楼座被称为“天堂”。
问：当时这种说法并不常见。
答：一点都不常见，没人这么叫。现在人们通常称之为鸡舍……所以我们玩了点文字游戏。在圣奥诺雷街上曾经有家玩具店，现已不复存在，名叫“孩子的天堂”， 离玛德莲大教堂不远。于是我们给电影起名为《天堂的孩子》，其中有两层含义。孩子可以代表死去的人，所以他们在天国/天堂，或者孩子也可以代表扮演那些电影角色的演员。而且，演员也可以是坐在楼座（天堂）观众的孩子。
问：大剧院是[像在电影中那样]正对福南布斯剧场吗？
答：不是正对，而是毗邻。如果你看犯罪大道，大剧院在路左边，福南布斯剧场在更远一点的地方，但都是在左边。右边没有什么，除了几排建筑用作背景拍摄。我们没办法搭建太宏大的场景，因为那地方才八十到一百码长。所以我们开始工作，讨论可以用哪些演员。雅克和我之间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在选演员方面品味相同。我们喜欢和讨厌的，也许说讨厌有点言过其实，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演员往往一致。从来没有过我提议用某个演员，他却不喜欢此人而反对的。
就这样我们一下子投入了紧张而忙碌的工作。我们意识到电影会非常长。人们都说犯罪大道的表演者们是天才，而我们必须展现给大家看。说某某先生是天才再容易不过，但你必须要表现出他是个天才、受人尊敬、才华横溢等，而这种表现必定需要花费大量胶片。法国电影的时长一般为一小时四十分钟，而我们意识到我们要多出二、三十分钟的镜头。人们说电影中对白过多，但其中三十七分钟都是哑剧。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这三十七分钟加入到一小时四十分钟的片子中去。我不想一个人承担责任。制片人安德烈·鲍尔维（André Paulvé）是尼斯Studios de la Victorine的总监。因此我去尼斯见他，告诉他一切顺利，我们很满意，而他对我们所选取的题材也很感兴趣。然后我告诉他：“安德烈，只不过有个小问题，电影会很长。”他说：“很长是什么意思？”我答道：“两小时零十或十五分钟长”。自然，他马上说道：“这会花更多的钱，我赚不到什么回报了。”我们想了想。他接着问我：“你想不想把电影分成两部？这样我就没问题。”我认为两小时十五分不足以分成两部分，于是答道：“我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回乡下同雅克商量一下。”我坐一列小火车去找普莱维尔，六七英里的路花了三四个小时，简直太可笑了。雅克和我考虑后，他说：“好的，我们可以这么做。”我又返回尼斯，当时电话不好用，至少出了点问题，所以我必须亲自告诉安德烈这一决定。我接受了安德烈的提议，不过有一个条件：在巴黎，最起码在放映之初，电影公司必须在同一家电影院放映上下两部分。
我们向高蒙公司展示了这部电影，高蒙最终成了我们的发行商。我说：“这是第一位制片人承诺我的。”高蒙说他们没有义务遵守原始制片人的承诺，问我有没有文件记录在案。我说没有，当时我信了制片人的口头承诺。接下来我们进行了似乎史上最漫长的谈判。最终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们把电影票价翻了一番。我还问他们：“当你们放这部三小时十分钟的电影时，如果我没说错，上映时间会是在2点、5点半和9点。”他们说：“没错。”我就说：“我希望人们在晚上9点来影院还能买到票。”他们说：“这不可能，否则我们还得雇一个人。”我说：“不可能吧，别开玩笑了。”“还要糟，我们需要两个人，因为有两家影院。”最终我还是让他们妥协了，因为我注意到战争时期电影非常受欢迎。当时没有娱乐—没有电视，没有餐馆。唯一剩下的就是表演艺术。这也是电影业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法国人发现了舞蹈、经典音乐，他们要看音乐会和戏剧. . .我告诉制片人应该这么做：我们每张票卖八十法郎，普通票价的两倍，如果两周后发现票房收入降低了，那时候他们随便怎么做都成。结果票房连续四十五周都没降低。所以电影始终按原始剪切版放映。
我不清楚美国纽约的惯例是什么，我当时是剪了两个版本：一版是整部片子一气呵成，另一版分成上下集。上下集版分两周时间分别放映，所以我们在放第二部之前，会先放开场音乐，并且把上集的故事梗概过一遍。而如果放映的是一气呵成版，就不需要梗概了。全场版中间有五分钟的休息，大家可以喝杯啤酒，回来再接着看第二部分。百代公司放的一直是上下集版，带梗概，即便两部连放也展示梗概，这让观众发出不满的嘘声。我一直没能让他们使用完整的一气呵成版。
（未完待续）
翻译：张鑫 ／ 校译：陈西苓
《天堂的孩子》4k修复版在2014年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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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明晨）